在乌干达的坎帕拉，有个男人撬开停在大街上的一辆汽车偷东西，结果被一群人痛打一顿。正在这时，汽车主人回来了，他设法稳定了人们的情绪，犯罪分子这才没有被人踢死——在东非，群众打死小偷和贼是合法的。
但这群人仍不放过这个贼——他们脱光他的衣服，侮辱他，才把他放走。人行道上终于安静下来了。
这时来了一个警察，抓住这人的胳膊把他带走。没有走多远，警察就把他枪毙了。
车主——一个美国人——大吃一惊，问道：“你干吗要杀掉他？”
警察说：“我们得教训一下这伙人。”
当坦桑尼亚人感到有必要嘲笑生活中的尔虞我诈时，他们就讲下面这个故事：
一只大蝎子求鳄鱼背着它游过河。鳄鱼答道：“干吗我要背你呢？我们下水后你会蜇我的。”
蝎子说：“我决不蜇你。要是我蜇了你，你固然会被蜇死，可我也得淹死。”
这一对开始渡．河了。游到河中间时，蝎子狠蜇鳄鱼几下。
鳄鱼大怒，问道：“你为什么蜇我？”正在被淹死的蝎子想了一想答道——
“因为我们俩在非洲。”
这里没有直接写出主题（非洲落后），也没有提供正面的支持材料，而像拍电影似的找了几个自然、干净、利落的镜头，将其中欲达之意尽灌注其中，不言自明。用得上严沧浪的圣语：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它们：第一，使画面自然，而且集中。因此之上，每一画面所可渗出的方向交错成网，并一次又一次加厚，力量不涩滞地冒出。
第二，以画面代言，诚信值较高。
第三，以意象求言语，既客观，又达意。
第四，文字立体，气氛融融，流贯其中。
但要注意的是，每一画面感情方向的一致性。换言之，注意每一画面对主题力量的支持、协作。
四、称谓语言
称谓又是一种表现，我们必须注意到它。
目今所能发现的问题有：
1.模糊。例如，我们的记者常常称“市上领导”、“省上领导”、“地区领导”。
2.简略。例如，“西安仪表厂”称“西仪”；“民生股份有限公司”称“民生”。
3.感情过激。例如“万恶×××”。
4.代法定性。例如“该犯”所指的实际是未经审判的当事人等。
5.以姓代名。例如“参加会议的有政协闰委员、李委员”、“七十六岁的老政协王老先生激动地说……”
这样的问题还有许多，我们必须注意。我们应尽可能自由地写作。但应当记住，报道不是小说，也不是文字改革的实验地。
它应当维护一切的真实与透明原则，在称谓上尽可能全面、透明，不使读者晕眩。
第三节 可读性的问题
可读性是新闻之于受众可接受的程度。它与我们生活中的“味道”概念颇近，常常对新闻写作者构成挑战。
这里我们仅由语言角度提出这一思路。
一、语言的误用
语言的误用是我们写作中不能克尽可读性准则的反面例证，由此，我们可味出其中方向来。
1.死线上的纳绎。这是温德尔·约翰逊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捆死在某一条纳绎水平线上。例如，“正义”、“民主”、“自由”、“人类”等都是高度纳绎水平的字眼儿，它们很难引起受众的真实感应。相应的，如果作者哕嗦叙述事件的流水账，那同样是不可读的。
2.误认为同一。亦即我们平素所言的失之为笼统。例如“报上的啥东西你也别信”、“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
3.估计极端化。这种思想可用“非此即瞰”的极端化路数来说明。我们第一章所例示的《人民日报》的报道可以说明问题。
4.埋藏关卡。如新华社1987年6月播发的《从绿藻中提炼石油成功》的新闻，第三段说，“这种绿色藻类名叫BOT—SuRIK（）KAsu”，这13个字母是什么意思，是英文，还是罗马拼音？读者不知；又如《西欧“阿丽亚那”一4型火箭一举将3颗应用卫星送人轨道》一稿，文中写道：“这3颗卫星是……METEoSTA—P2……AMSAT—3C……PAS—1”……它们都是妨害读者接受的拦路虎。
5.文句太长。长句使读者激烈地卷入其中，但却不能分清楚到底所言何事。例如：
杭州丝绸行业推出了以改变过去梅兰竹菊、龙凤等图案和大红大绿的传统色彩，采用抽象几何图形的碎花、点子、条格等多变花纹，以及青瓷、钻蓝、彩陶等国际流行色的时装织锦，令消费者耳目一新。
这一句话修饰成分太多，贪大求全。却适得其反，不易理解。
6.判断色彩太强烈。例如合众冈际社一则新闻稿里写道：
由于其殷勤服务致使前众议员韦恩·海斯辞职的秘书伊丽莎白·雷，一开始其演剧生涯，就以其拙劣的表演几乎破坏了整部戏。
它一开始就锋芒毕露，使受众不可能有读解的乐趣，也不大可能进入心灵感悟的途程。同时有法律上的麻烦。
对读者的忽视，对语言的误用的表现还有许多．我们只能简单点示。
二、易读性的测量
在诸多的研究报告里，我们见过一些关于易读性研究的成果，它们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启迪；②一些公式。
一般认为，最早提出这测试公式的是莱夫利和普雷西（1923年）。他们坚持认为，语汇的难度是决定文字读物理解难度的关键性因素，因此提出“语汇负担”这一概念及对之测量的设计方法。其他的学者继后也纷纷进行着这方面的研究。
例如，格雷和利里研究出了他们的公式：
X=—.01029X2+.009012X5—.02094X6—.03313X7—.01485X8+3.744
其中X，一阅读分数
X2一在由一千个词组成的段落中的难词数
X5一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代名词数
X6一平均长度句子的词数
X7一不同词的百分比
X。一介词短语数
而鲁道夫·弗勒施则有他自己的几个公式：
X=.133Xs+.645XM—.695XH—.7502
其中X一阅读分数
Xs—平均长度句子的词数
XM一一百个抽样词中的词缀数
XH=—百个抽样词中的人物用语数
后来，弗勒施对之作了修正，提出了易读性公式及人情味公
式两公式。其中：
易读性公式是R.E.=206.835—.846WL—1.015SL
其中R.E.一易读分数
WL===每一百个词的音节数
SL=平均每句的词数
人情味公式是H.I.=3.635PW+O.314Ps
其中H.I.一人情昧分数
Pw=每一百个词中的对话性的字数
PS=每一百句中写人的句子数
它们能为我们点化一些思考问题的角度，对中文报纸的具体示范倒不一定适合。学者们正在致力于研究中文报业适用的测量公式。
我们关注其中的几方面：
第一，句子长度。《华盛顿邮报》工作人员查尔斯·塞伯为我们提供的参照是：《华盛顿星报》31个词；《纽约时报》33个词；《华盛顿邮报》38个词。他的结论是：“平均每句长度超过30个词，读起来毕竟太吃力，特别是现在还有电视的竞争。”好多年前，《时代》和《读者文摘》的句子长度已降至17个词以卜。
我们知道，人类的记忆有一些规律，它们同样影响着新闻写作的传通效果：长的东西总易为人忘记；人类只能记住同一东西的？种名称……因而，短成为现代的总体要求。在中国报业发展史上，有这么一则标题：《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报之经历》共22个字，绝非常人所能简单记忆，并常常令我们为难。而一般的诸如：《抽签壮丁入伍》（彭子冈）、《蓓蒂》（杨刚）及《少年中国说》（梁启超）却易为人记。至于世界报坛佳话之一的美国《明星日报》1968年的一则社论，更加流传域内外。它的标题是《约翰逊认输》，正文只有一字“妙！”。短之中蕴藏风韵，令人心颤抖不已。一般而言，中文句子多以7～20字左右为宜，这已经在许多学科中例如广告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新闻写作可以借鉴这一点。当然，这种说法只是相对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断定每一句子必须在此范围内。因为，我们同时也承认长句的价值。
美联社著名特派记者索尔·佩特认为：
句子的长短不应是判定其好坏的晴雨表，除非它写得不清楚。报纸记者首先必须把稿件写得清楚。如果他的句子写得不清楚，哪怕这个句子短到只有四个字，他也是犯了最大的罪孽。不管是四个字，还是四十个字一个句子，都必须写得清楚明白。我不时发现长句子很有用。长句子是一种描写有气魄、有动力、有冲刺、有情节和有节奏的特定事件的一种公式。
因此，在可读性测量中，要灵活处理其长短关系，不可固执一囿。
第二，表达中难词多少。每一句中不可频频出现难词，否则，其义难解。
第三，艺术性。我们可由句法结构等来组织一种艺术的表达，又不违背严格的真实性原则。例如，梁启超用排比句及排比段使文章生色不少，而彭子冈多以“么”、“呢”、“啊”一类词汇
惹动人们的心魂，引人阅读。
第四，多用简单句，少用复杂句。新闻的句式一般以主语——谓语——宾语为基本句式，依着“怎么说就怎么写”的原则，文字因此简单明了。
这些都需要艰苦的磨炼才能养成。威廉·梅茨告诉我们道：
好的写作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它要求花费时间，要有连贯而有条理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