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中，争斗场面的描写和人物性格的发展产生了冲突，加之公式化的人物特征塑造，从最乐观的一方面看，按年代顺序叙述的准确性会受到限制就最不利的一方面看，则是一个使人产生误解的失真。莱曼·红云说：“人们忘记了这是历史，而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64．“说书人”
在口头文化中，“说书人”可能就是村庄历史学家或部落里年高望重之人，他的职责是用较少的想象力而把外面的世界介绍给他的族人，在他这虽贮藏着一种文化的神话和智慧。可能在编剧理查德·利维森和警察剧《columbo》的创作者威廉·林克的思想里有同样的观念，所以，他们把自己创作的一部反省剧称作“说书人”。该剧讲述了一个电视编剧所面对的良心危机。他的作品在晚间电视网上播放，播了几幕纵火戏，剧中有个少年看完过个节目后就立即去了学校，打算烧毁它。少年则因在火中吸入烟尘而死。
利维森与林克开始从事电视文学创作就赶上了这个行当要直接面对中视暴力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这个问题。许多研究、论文和调查，都随着肯尼暗杀事件接踵而至，结果都没有定论，但确定了这种直觉，即电视可能是实生活中的人做一些事情而不做另一些事的一个因素，但这并不是说暴对流行剧很生疏。利维森与林克都是伴着达希尔·哈米特、赞恩·格雷和弗兰肯斯坦实验室的门响声长大成人的，他们“心地纯洁且生活富足”。但以后的年代却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对“真实屠杀瞬间”的迷恋，以及慢动作的残杀和使观众产生十足刺激的令人心颤的电影杀戮场面。谁还有道德责任感呢？
用利维森和林克的话说，“说书人”的目的就是“分析我们自己的感情和态度，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的作品在一周内的每个晚上都要进入这么多家庭和人们的头脑的话，那就不仅仅是暴力问题，还有责任问题。”这部剧给一些观众带来了恐惧，它没有按照可预期的效果进展。利维森和林克没有采纳什么观点和建议来处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他们却对“探索问题……为观众奉献上不可思议的混乱”而感到满意。然而当死去的那个孩子的母亲向作者发问：“你进入到人们的家庭，而你连是哪些人家都不知道。当你每次坐在打字机前时，你想过那件事吗？”在面对这些责问时，他们涌起了道德责任感。村庄的年高望重者从未面对这样的问题。
这种自我反省是向可信赖的媒体迈了一大步，它拓展思路，引出问题，即使它并未得出结论。
或许它已开始成为像电影演员协会（SAG）那样的代理机构，统一意见并取得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其成员和委员会于1974年（又一次是在1977年）正式通过一项反暴力决议，部分内容如下：
虽然多方面的研究都未产生绝对结论，但合理的理由认为对电视上暴力行为的模仿是一种潜在危险，而且有这样的例子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观看电视上过多的暴力也会增强侵犯的行为模式，而重复观看暴力会导致对暴力的更加接受，从而把它当作一种规范。令人担忧的是……电视节目安排强调暴力和描绘暴力程度……在电视节目设置中，暴力的广度和程度纯属多余……娱乐内容里的暴力程度能被降低，正如我们期望社会减少这样的多余一样。……我们向对播放节目负有责任的那些人提出挑战，请他们去努力——并为所有人着想——越快越好。
当然，有人反对以上这些看法，认为有合理的理由把媒体暴力与真实行为联系起来。有人可能认为这是同一类的纯理论性的社会科学，它构成了媒体监督团体的巧辩。
而另一种异议是：SAG的陈述意味着“为所有人着想”这个改变有可取之处。该变化很明显地呼吁功利主义原则，这个原则主张这样的思想，即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但那个原则从未能证明过多的暴力与适当的暴力之间的区别。SAG的陈述可能会提出，仅仅假设现实生活中没有人遭到以任何方式施加的伤害的话，那么暴力就是适宜的吗？不一定。从吃熏肉到走私酒，每一件事都有一些内在的危险。而这样一种规定对帮助受害人无论如何都太晚了。SAG的陈述会阻止严重伤害一大群人的暴力的发生吗？
不可能。谁会考虑这样的呼吁呢？因此，SAG的陈述及所有像它那样的其他陈述都只是巧辩的华饰和街头临时演说台上的政治宣传。惟一可以使用的原则就是给作者和制片人以自由来完善他们的剧本。真实的艺术只能在自由表达的前提下取得。人造的或任意的规定都将使电视戏剧永远达不到成熟。甚至SAG也认识到了它的声明所包含的奇想。由于凯瑟琳·诺兰从SAG的领导岗位上退休，sAG再没有发表有关戏剧暴力的意见。
如果艺术需要自由，那么它在道德上也负有责任吗？因为艺术是自由的，所以它就是好的，或者它以令人痛苦的和引起共鸣的方式捕捉到一群追寻意义的人类，它就是好的吗？后面的原则避免了艺术与自由轻易地结合自由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才把艺术坚定地带进道德领域。艺术与道德不是相互排斥的范畴。那么，在主要的决定做出后，在没有侵犯演员、观众及参与这个过程的其他人的真正道德要求的情况下，为描绘电视暴力而保留真实的创造性天才的渴望所构思的一种政策应该是可能的。
这一极好的中间道路为负有责任的暴力提供基础了吗？适当的暴力既不把人类描绘成纯粹的野兽也不描绘成不切实际的天使。特殊的政策能从这样的原则要求中产生出来吗？而这样的政策陈述经常变成了一律被忽初的废弃的证书，偶尔它也成为良心上的鼓动和智慧的声明，这已引起了注薏并使人改变主张了。
65．连环漫画的怪诞从最伟大的除恶者（超人）到变化怪异的拦路强盗（不可思议的赫尔克），连环漫画的英雄们在他们自己特殊的虚幻世界里，追求着勇敢和美德或者至少，他们曾经这样做过。但今天的连环漫画业却充满着在圣人和罪人之间没什么差别的暴力与侵犯。最近出现的一个新题取自《迷惘》，更以《圣人杀手》、《传教士》为代表，这些人“从寻求复仇的毁灭中归来……把西方拉进血腥中。”把世界的每一个其他部分，连同虚幻的世界都拉进血腥、血迹、激烈的暴力和无情的伤害中，这似乎不再是满足孩子们享受的一个行业的主题了。有一种“坏女孩”连环画挤满了书店的陈列架，它是以描写黎明女神（讲的是这位从左眼滴下三滴黑色泪珠的主宰出世和再生的女神的故事）、电脑雷拉（“那个地狱在互联网上，群狱却在这里”）、复仇狂、巫刀、石衣、复仇刀和奸娃这些人物为内容的系列丛书。所有这些人物都集中了夸张的性特征，几乎裸露的身体和极端怨恨的情绪。这些人物通常使用中世纪的剑来实施残酷，以这种象征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连环画很少离开杀戮这样的画面，但它的形式却在不断地变化。美国警官切斯特·威廉斯，以处死轻罪罪犯来显示他强壮的男子气概。埃维尔·厄尼主管一家心理障碍咨询所，该所被描述成一种“非常原始的、能量巨大的、彻底的如火焰般迅速喷发的暴力”，它“消除了我们的现实感觉”。这似乎是对整个连环画业的恰当描述。马维尔在寻找强大的敌人去进一步挑战善的力量，他这样介绍“冲击”，一个模糊的“可怕的死神威胁着整个马维尔世界”。读者会看到这个“超级杀手”的完全毁灭。但总有一天，无论是什么“冲击”，都会被征服。在这些书中，左右页当中几乎没留空白，在斯科特·麦克劳德的高明分类学中，这是许多魔法和神秘事物发生的地方。留给空白处的血迹已变成一个视觉刺激了。
连环画充满了暴力。1974年，约翰·迪法奥用14种连环漫画分析美国人的价值观，他发现“和平解决冲突”是一种最不常用的价值。30我们自己看看连环画架，就会发现解决问题的构思包括一个女人，她要从一头怪物那里救出一个婴儿，她用一只猎枪给自己壮胆，还有一块大石头撞在一个肌肉僵硬的独眼人的头盖骨上，碰得粉碎。据美国正义联盟的一个新的梦之队的介绍，恰恰证明侵略主义似乎是作为最后的道德立场而幸存下来的。现代连环画充满邪恶，几乎每个人都会听到1954年经典之作《无罪的诱惑》的作者弗雷德里克·沃萨姆向众多贬损他作品的批评家说“我这样告诉你们”。
这种无限制的暴力在孩子们的文学里不总占统治地位。例如，对伦理规范的关注就是深受欢迎的“南希·德鲁”侦探系列丛书的特征。据詹姆斯·洛内斯所述：
在南希·德鲁的丛书里有许多暴力画面，但那些是可控制的暴力。
打、破坏、攻击和殴打是很普遍的。经常被南希当作靶子的许多人都样受到攻击。尽管有这样的暴力，但没人被杀害。攻击受害者的罪自也不外打打而已。在那个年代（20世纪30年代），耸人听闻的现实生中的绑架使人不安，这些编成小说的绑架案都是轻松结尾，而没有被拐的受害者被杀。小说中也有枪支的使用，但只用于警示，并未直接人或对俱乐部开枪。
最近对连环画书籍行业的评论与沃萨姆的案例研究一样麻烦。《纽约时代杂志》的乔·奎南写道：
在过去的十年里，连环画就已抛弃了不自然的巧辩和为无情暴力持地灌输而设定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绿箭”描写的就是一个被秃鹰啄眼睛的女人。在“蜘蛛人”里，七个男人被一匹狼撕成碎片。“狼獾”面的几页展现了英雄吐烟就像嘴唇滴血。……“黑色的兰花”以一个人被缚，接着又被焚烧开始，然后转到虐待孩子，还有一个突变体饲活老鼠，而一个被监禁的——半个女人和半个植物的混合物——因禁者嫌她从而避免了被强暴。
连环画业一年获利3亿多美元，DC连环画和马维尔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是阿尔奇连环画出版物，而后是大约200家怀有希望的小联盟，其中有甘愿超越编辑范围（就是它们的范围）的许多家仍被市场领先者关注着。一位发行人解释说：“我们的读者是十几岁的男孩，他们有许多被压抑的愤怒他们正值青春期，喜欢看人用动作表达他们的侵犯。”
伦理学家不能避免的一个担忧就是暴力对敏感的消费者的影响这个问题。正如媒体研究者充分警觉到的，在这里，证据既是固体的又是气体的辩护者站列两边。来自发展精神病学团体的一份报告很关注广播中的力，认为它有明显的负面影响。相反，美国小儿科研究所却饶有兴趣地声称电视教会了孩子们有益的社会价值。1980年，德克萨斯州技术研究员组织发现，在孩子们中阅读暴力连环画产生更多侵犯行为这个假设没有得到支持，但他们承认“阅读连环画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并且可能具有积累性”。
伦理学家所面对的令人迷惑的问题是：哪些人通过阅读和观看虚构的暴力而受到伤害了？媒体节目编排里的暴力事件成为整体节目安排中的一个无意义的部分，那么由它而来的伤害无论如何都会真相大白吗？谁该想到为孩子们的和青少年的媒体节目负道德责任呢：出版者？作者？电视导演？赞助商和广告客户？还是家长？
一个合理的论点可以成立，即孩子们和少年会不顾冲突的形式和解决它的手段而去阅读连环画和看卡通片。孩子们和青少年不要求媒体中有暴力；有或者没有棍棒、小刀和手枪，他们都会高兴。那么制片人就不会辩解他们必须提供暴力以赢得观众了。有种观点是，低水平的暴力或根本没有暴力并没有减少孩子们对节目的忠诚，“罗杰先生”和“芝麻街”两个节目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支持。制片人将受益于使用波特图式技术，而去面对他们最后的忠诚问题。他们不能合理地选择更加关注他们自己的钱袋，还是他们所服务的青少年观众。但这行也许就是一个丧失道德推动力的行业。
“连环图画制作法”是一个纪念物，但连环图画的法律保护基金已经建立并运行了，在每个批评家和诉讼人那里，它就是特别引人注目的“第一修正案”。大型娱乐业机构内标级制度的出台是一个遥远的并带有希望的昭示，它包括显示赤裸裸暴力的画面（“致命伤和成堆的脱离人体的器官”）、成熟的语言（“不适当的词语”）、成熟的状态（“你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这是一场改革运动还是市场策划？我们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最终的道德责任必须落到最直接参与指导孩子们成长的那些人身上。
但是道德推理没有赦免制片人和作者，它假定父母/监护人与孩子的关系对价值观的教导是第一位的。在西方民主国家里，公共市场保持相对自由，而每个家庭运用更宽松的意志选择将成为它感性经验的组成部分。
在家庭层面上，以人为本的伦理原则是最重要的游戏。这里道德责任对孩子来说是第一位的、首要的，但对市场来说就不是这样了；每个孩子都是信息发出者一信息渠道一信息接收者这一传播过程中最有价值的环节。
在这里，个体的关注将随着自由的价值观和无阻碍的媒体策划的渐去而上升到突出位置。在孩子们的媒体里要想解决暴力问题，首先要做的是恢复观念，即把家庭作为一个道德机构。只有在这个熟悉的层面，以人为本的伦理原则才能真正地繁荣。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