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样，一旦欺诈行为暴露，问题就应得到解决，而重要的道德问题就集中表现在问题解决的方式上。当警察在米斯蒂克河中找到查尔斯·斯图尔特的尸体后，警局发言人提到他的故事，“不是那么回事。”贝内特不再是犯罪嫌疑人，当他获悉这一消息时，“1%是解脱，99%是气愤，”专栏作家威廉姆·拉斯伯里写道，“对于斯图尔特指证一名黑人犯有谋杀行为我仍然非常气愤，美国黑人仍然很生气，我们的气愤并没有因为我们不十分确定应该把怒气指向哪里而减弱。”当然，由于每个人从一开始就受到欺骗，争论变得很复杂。现在，在受到斯图尔特可恶的谎言——这谎言本身建立在人们可以感觉到的波士顿种族偏见的基础上——欺骗后而感到不安的过程中，广播评论员和新闻编辑应该怎样做才能使公众将这一悲剧归人到道义上合适的构架中？
许多领导人要求政府官员、警局管理人员和新闻编辑辞职，但是拉斯伯里本人却瞄准了另一个可能的方向，他要求得到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回答，事实上，他援引《尼克马琴伦理学》书中的一段话：“勃然大怒很容易，任何人都能做到，但是在恰当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掌握合适的程度，具有确切的目标，对明确的对象生气就不容易了，而且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在这种精神下，他意识到波士顿警局在10星期后才对斯图尔特的解释产生怀疑，并开始把他当作主要的嫌疑犯进行监视，“难道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并不满足于为凶手找到一个可信的黑人替罪羊而认可他们的做法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不轻易相信一个精心捏造的故事而对他们表示一点谢意吗？”霍华德·阿兰德尚维茨律师指出，物证往往会自然地将警察引向对黑人男子的追踪：“他们不愿意听辩护律师最后说他们正在检查其他人，因为他们对于你的案例有疑问。”萨福克郡地区的助理检察官保罗·利里指出，尽管可能处于警察的压力之下，但还是黑人居民自己将警察引向了作为主要嫌疑人的贝内特。试想，如果攻击者被描述成“约翰·史密斯”，警局很可能会搜寻他。
尽管隔开一段距离进行精神分析是不公平的，但除去归咎一个黑人枪手，对斯图尔特的特殊行为的跟踪显示了波士顿正在处理的是精神变态问题，而不仅仅是处理一个根据具有种族偏见历史的城市来相信其故事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如果后来我们使用的词藻是由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来支配，在全国范围，当我们要求快速公正而不是等待有种族偏见的犯罪行为的事实时，我们会更明智。还有一大堆问题遗留下来，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伦理学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至少拉斯伯里提出亚里士多德这一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7．无家可归者的故事当北方天气变冷，接着其他地方在感恩节和圣诞节前后也会变冷时，无家可归者就开始出现在新闻中了。
1986年10月17日的《今日美国》以两个版面登载了50幅头像，每州一幅，引用每人一小段话，引发人们的同情心并为这一缺乏特色、无名的群体增加个性色彩。
在寒冷的二月，纽约wNBC电视台的帕特·哈珀打扮成一个穿布袋的女郎在曼哈顿的大街上度过了一个星期。她用隐蔽的照相机拍摄了一系列描写她自己的照片——在别人家门口缩成一团，哭着接过别人给她的15美元，紧挨着其他无家可归者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喝酒。
1968年除夕之夜，全国广播公司将贫穷列为美国面临的四大问题之一。
据统计，美国穷人占了其人口的12．8%，20年后的除夕之夜，没有一家媒体在其对一年社会重大问题的摘要中提到穷人问题，尽管当时贫穷人口已增加到14%。记者迈克尔·莫斯总结说，美国关于贫穷的报道平均每年在新闻报道中共占1%，而无家可归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这表明在这个国家出现了同情心疲劳。比如说，《华盛顿邮报》将其540名新闻工作人员中的28名指派去报道反伊朗的新闻，而对于福利体制却有待于进行深入研究。
《今．日美国》的整版文章“与大部分其他报纸和广播关于无家可归的报道一样”也忽视了其中的原因，并减少了对孤立的个人所面对的困境的报道篇幅。WNBC电视台在节目中只局限于发表一些可怜的照片，利用无家可归的人对无家可归现象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探讨和解释。“20世纪80年代，政府对于公共住房、福利制度的无能、失业补偿救济规则（以弱智者为主）的不适当、化学药品的滥用、对于城市黑人等聚居区的越来越无组织以及其他长期社会问题等方面的政策，从来没有成功地与对无家可归的报道结合在一起。
偶尔的一次认真对待表明，诸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这样的公共媒体可以用来更全面地与无家可归者进行沟通，《达拉斯早间新闻》曾在感恩节登过一篇16页的报道，澄清了在他们城市中的几种元家可归者，并将其中一种人与州的精神病医院制度联系在一起。《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用了数周时间致力于这项运动，并把它当作一种职业来做，做得很得力，直到州的立法机关最后从无家可归者的利益出发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并提高了福利支付标准。尼古拉斯·莱曼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来自黑人居住区的中产阶级移民的有力度的文章，引起了一场社会混乱，随之而来的是在就业、住房改革和福利制度方面的无能为力。《芝加哥论坛》搞了一个很周到的名为“美国磨石”的系列报道，对造成了一个永久的下层阶级的社会经济巨变进行探讨。《洛杉矶时代周刊》在杂志首页发表了一篇有关加利福尼亚新地震法的文章，以及房东可能宁愿抛弃34，000套低收入住房也不愿意接受安全标准。25几家主要的新闻周刊、广播公司、公共广播服务公司、报纸，再加上城镇媒体，偶尔超越情感的支配，将读者和观众引向市政厅和国会，但是迈克尔·莫斯在结论中提出媒体必须怎样进行提高以使人们在道义上接受它：
很难证明媒体对无家可归者的一般的肤浅的报道能促成肤浅的政治决策，而把新闻与舆论联在一起就更难了，但是如果公众仅仅把无家可归者与紧急保护的需求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无家可归者的需求可以得到满足——一贴创可贴，但却没有治疗疾病的处方……大体而言，重点是在集体宿舍找到临时床位，在政治上不言自明，随着天气转暖，无家可归者的问题也将随之融化。
除了在政治和经济上搞基础建设，关于无家可归的报道还应该描述真实的人，而不是病理学片断分析。《华盛顿邮报》的利昂·达什需要在黑人居住区住上七个月来赢得六个家庭的信任，并学到足够的地方文化以求精确地描述当地人及他们所处的环境。《纽约新闻日刊》的丹尼斯·哈米尔对曼哈顿第三大街的男子避难所的描述能够很可信。是因为他经常埋头于报道被剥夺选举权的人。自从新闻培训大量在中产阶级学校进行，从整体上来说，记者发现用自己的方式去体验下层社会要远远难于将这种方式变为迎合人类兴趣的故事的温床。
“教友之爱”的原则坚持认为应该以同等的尊重对待人，而不去考虑其长处或成绩，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存在，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否对别人有利。美国的霍尔德-尼伯从公正的角度详尽地解释了“教友之爱”原则，他指出这并不只是象征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承诺，想要充分理解“教友之爱”的意义就必须把它作为政策上和结构上都正直的社团来理解。鉴于政府、学校、商业机构、社会机关都是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他们所服务的人必须具备一种无条件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人所利用的价值），这样这些组织才能从结构和政策两方面被认为对社会是公正的。因此，对于寻求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来说，测试的标准是看它是否能够认真对待那些最被疏远的人们。如果对无家可归者的新闻报道，在政治上是精明的和在人情上是真实的，它便是衡量媒体在服务大众时的整体诚实的晴雨表。
18．在伤膝村度过的十个星期本世纪鼓吹公民充分自由权的领导人之一的小泽卡赖亚·查菲曾写道：
“我们国家大部分的领土扩张并不是通过进攻邻国完成的……在我们的历史中有一些令人遗憾的时期，比如对印第安人不守信义，但这些离现在太遥远了，所以并没有留下令人继续感到不安的创伤……我们并没有恃强凌弱。”
如果一位卓越的哈佛大学法律系教授，一位被看作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维护者，他能这样轻描淡写地谈论美国印第安人的困境，那么，一个组织严密的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的领导人认为他们需要一个重要事件来宣传他们所关心的事情，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那么还有什么比用圆锥形帐篷、马、步枪、打仗时身上涂抹颜料、电视摄像机来完成传统的叛乱更为合适的呢？
1973年2月27日，200名印第安人强占了派恩里奇族伤膝村，这个小村庄位于南达科他州西南派恩里奇族印第安人保留地。自从一队印第安人在南达科他州的卡斯特与警察发生冲突后，三个星期以来种族间的紧张状态一直在不断恶化。这次冲突的发生主要是为了抗议对一名刺杀印第安人的白人指控太轻（二级过失杀人罪），36名印第安人在混战中被逮捕，8名警察受伤，一座商会的建筑被烧毁。
但是在伤膝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印第安人掌握了人质（11名城镇居民，他们后来声称自己并不是被迫的，而且他们拒绝被释放交给联邦当局）并且准备在必要时用暴力坚持阵地。印第安人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公众支持，他们利用了人们对1890年美国第七骑兵团在那里屠杀大脚酋长手下一帮人的同情，那是1973年2月以前，美国印第安人与美国政府之间最后一次公开的敌对行动。
围攻开始后，新闻工作者跑去报道事件的发展情况。2月28日，印第安人要求参议院外事关系委员会就同印第安人签订的条约举行听证会，并要求参议院开始对政府对待印第安人的方法作一个全面的调查。当时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一名自由的民主人乔治·麦戈文乘飞机回到家乡进行谈判，但毫无结果。同时，联邦调查局人员、联邦法院的执行官和印第安事务局的警察包围了伤膝村，想借此封锁供给，强迫他们和平投降。
但是围攻演变成了暴力行动。3月11日，双方在镇外的路障处发生枪战，一名联邦调查局人员中弹，一名印第安人受伤。同一天，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的领导人拉塞尔·米恩斯宣布，伤膝村脱离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官员将被作为外国交战国的特务对待。一名执行官在3月26日受重伤，围攻进入4月时，两名印第安人在枪战中被杀，最后在5月6日，由于弹尽粮绝，士气低落，印第安人请求停战并结束战争。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93%的人说他们通过电视一直关注此事，但是印第安检察官罗门·鲁比多并不认为他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事实。
出现在屏幕上的电视台战地记者拍摄了很多重要的采访并试图接触至事情的本质，但这些材料从未播放过，播放的只是那些耸人听闻的西。有关这是一场反对印第安事务局和傀儡部落政府的起义的事实真相从来就没有真正显露过。
电视批评家尼尔·希基总结了许多人的感受：
围绕去年冬天印第安人强占伤膝村一事所引发的争论中，有一个意见一致的思路把争论者联结在一起：即，媒体，特别是电视，在一个从“不充分”到“误导”到“残暴”的性质范围内执行自己的任务。出于多种原因，参与争论的任何一方都觉得其观点并没有被像样地播放出去。
由于缺乏使对方无话可说的证据，在随后对美国印第安运动领导人乖塞尔·米恩斯和丹尼斯·班克斯的审判中，起诉人遭到挫败，辩护律师马克雷恩和威廉姆·孔斯特勒认为印第安人并没有罪，因为他们只是为了收回通过违反协议从他们手中夺走的土地。1974年9月，一位美国区的法官弗雷德·尼科尔以傲慢自大和渎职为由控告了联邦调查局，并以欺骗法庭为由告了美国首席检察官。在给政府讲了一个小时的课后，他驳回了这个案子。
占领伤膝村是存心为电视台安排的。美国印第安人领导人知道关于大脚酋长的传说和最近迪伊·布朗的《把我的心埋葬在伤膝村》（Bury MHeart at Wounded Knee）一书的流行，事实上会担保有好的媒体（被吸引）而且这是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派恩里奇的印第安人刚刚目击了他们认为的卡斯特司法系统的失败。美国印第安人运动也试过在其他论坛发表他们的论点，认为美国政府违反了371项条约，其中包括印第安事务局不履行申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