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这种情况的精密和新闻从业者的四种反应，参见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中L（）uis Hodges的“Cases and Commentaries”．10：4（1995）：248—256，）
4．Cf．Kirkpatrick Sale的“U nabombel’s Secret Treatise：Is There Method in His Madness？”见The Nation，1995年9月25日，pp．305—311。
5．：Hodges，出处同上，D．249。
6．出处同上，D．253。
7．出处同上，D．256。
8．Richard Harwood The Washington Post，1995年9月23日。
9．Hodges，出处同上，p．250。
10．Sissela Bok的Lying：Moral Choice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PP．123—126。
11．Zav N．Smith和Pamela Zekman的The Mirage（New York：Random House，1979）。
12．这些引文和接下来的几个细节，参见Washington．Journalism Review（1993年1月/2月）：28中Katherine Corcoran的“PiHoried Clinton”。
13．Kathv Pollitt：“The Male Media’S HiHarv Problem”，Nation，P．659，1993年5月17日。
14．Margaret Carlson：“At the Center of Power”，Time，P．35，1993年5月10日。
15．Potlitt的“Male Media’S Hillary Problem”，Pp．659—660。
16．1992年3月的Quill（17）中被Josh Gethin和Heidi Evans引用在“Sex and Politics：
Gender Bias Continues to Plague Campaign Trail”。
17．出处同上，P．17。
18．Clift和Ingrassia均引自Corcoran的文章“Pilloried Clmton”，D．29。
19．Karen Breslan和MarthaBrant：“Hillarv’S Second Term”，Newsweek，P．21．1996年11月18日。
20．“Pilloried clinton”，P．27。
21．“Covering Presidential Candidates’Wives”，Media Studies Center Report，1996年10月15日。
22．“Marginalizing Women：Front—page News Coverage of Females Declines”．St．Louis Journalism Review（1996．6）：9，1l。
23．Jane O’Rely：“The Pale Males of Punditv”，Media Studies Journal（1993，冬/春）：125—133。
24．Barbara Luebke：“No More Content Analyses”，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1992，冬/春）：1—2。
25．Brians Brooks和James Pinson：Working with Words：A Concise Handbook for Media Writers and editors（New York：St．Martin出版社，1989），PP．137—278。
26．Francine W．Frank和Paula A．Treichler合著的Language，Gender，and Prafession—al Writing（New York：美国当代语言协会，1989），PP．137—278。
27．Casev Miller和Kate Swift合著的The Handbook of Noasexist Writting（New York：Harper和ROW，1981）。
28．Junior Bridge：“No News Is Women’S News”，Media and Values（1989年冬）：22。
29．全球媒介控制着事务，新闻控制着导向中最后报道的复本从Media Watch中可获得。Suite 204，517 WeIllngton Street West，Toronto，Ontario，Canada M5VlGl电话：
（416）408—2065．E—mail：Mediawat。
30．问题和挑战的广泛的回顾，见“The Media and Women Without Apology”，MediaStudies Journal（1993：冬/春）中p250的一个特别的问题。
31．这个情况引自Editor andpublisher，1989年4月29日，PP．18—19中Staci Kramer的文章“The Case of the Missing Coke Can”。
32．George Orwell，1984（New York：Harcourt，支柱和世界，1949）p．43。
33．在Media Developmerit中，历史被Paul Lester在其文“Faking Images in Photojournal-ism”中回顾。
34．Jim Gordon：“Foot Artwork Ends Career”，News Photogragher（1981年11月）：32，此事件的详情，参见PP．31—36。
35．引自编辑们在Sheila Reaves中的考察“Digital，Retouching：Is There a Place for It inNewspaper Photography？”Journal of Mass Ethics2：2，1987，春/夏：45—46。
36．Sheila Reaves：“The Unintended Effects of New Technology”VCQ（1995年夏）：14-15。
37．出处同上，P．12。
38．引自Reaves的“Digital Retouching”，p．43。
§§§第3章 记者与消息提供人
消息提供人是记者的面包和黄油，依靠他们能写出许多错综复杂的东西来。对于公众来讲，新闻媒介保证透露提供信息的人是很有意义的。然而，登载出提供消息人的名字却往往导致其警惕与防范的心理。面对这一两难境地，便采用了几项策略既保证服务于群众，又使提供消息的人满意。正如休·卡伯特森写的：“不署名的消息源被称作民主的安全网，也是良心的庇护所，但同时，它也是那些懒惰、马虎的记者的拐杖。”
《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谈到了“提供消息”的家族的族系的争斗情况：
沃尔特和安·消息人（娘家姓遥传）生过四个女儿（高地位、有权威、无可指责、消息灵通）。第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位叫做可靠消息人的外交官。（可靠消息人的弟兄们广为人知，而且这里也得到引用；弟兄中最知名的有白宫、国务院和国会。）沃尔特·沉思的内弟兰·遥传娶了亚历山大·臆测，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据了解，一个叫据知，据知刚在公正部工作，他在那儿将有报酬地受雇长达四年。
这个棘手的问题并不好解决，沃尔特·李普曼在50多年前《舆论学》中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对新闻界的束缚。在《舆论学》中，他把新闻与真理区分开来，把新闻看作一种为记者们关注的未完成的消息。据他讲，寻求真理就是先把事情弄得清清楚楚，并且确立标准。就此意义来讲，比如，司法过程属于严酷的证据收集过程。有权威的注释并将提供消息的人署名，这样一来知道情况的人就可以证实结论或提出不同看法。医务工作者依靠的是技术的精湛和熟练。然而，记者这一职业并不能与之相比，他们找不到检查、测试以及评估其信息的权威途径，至少在公共场所具有危险或充满敌意的情况下找不到。
这种困境主要是由于大量实际的想法需要在最后期限的压力下得到引导。有时候，记者的态度必须敌对，至少要持怀疑的观点。有时候，采取友好、合作的态度会更好一些。假如新闻从业人员与重要的人交往过甚，他们就失去其职业距离，或许会产生不健康的偏见来保护这些人。然而，如果提供消息的人得不到某种程度的培养，记者不与他们建立个人关系，那么就不能得到内部的细节。有时，由新闻发布官撰写的公文往往优于一名认真的记者辛辛苦苦发掘的信息。多数情况是，官方消息源由于利己而盲目，但谁能预测呢？关于消息提供人，美国报业编辑协会的宣言在原则问题上警告说：“记者必须清醒地对付一切试图利用新闻来实现自私目的的人。”这就难怪有关“水门事件”的文件一经曝光，几家抢先发布独家新闻的就证明了新闻消息是由尼克松的班子泄漏的。
大多数新闻经营者发展了一套独有的程序以杜绝混乱及滥用权力，还召开某些会议制定了行业规则，其中有代表性的一条便是：在消息出版印刷之前，必须经2~3个消息提供人证实。大多数职业道德规则及公司政策坚持在任何可能的时候都要注明明确的身份。一些新闻机构允许记者为信息源保密，但是大多数新闻机构要求编辑像评论家那样品评资料的合法性。
新闻从业规则还要求精确使用引号，更改错误，并要汇报事情经过。然而，尽管有这些措施保障，一个负责任的媒介为了避免堕落，在如何对待消息提供人的态度方面还是时有烦恼。
本章选择了关于记者与消息提供人之间相互纠缠的四个方面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涉及到了一些声名狼藉的人。第一例是关于水门事件，关于窃听大陪审团消息提供人的电话、有关成员及文件。第二例是围绕如何运用偷窃的素材来讨论的。尽管很少有新闻事件因为其历史性的重要意义而被载入五角大楼的文件，但在是否接受有价值而却是偷窃来的材料上常常要面对难题。第三例表明了对于机密的最新理解，这一理解产生于法庭，它迫使媒介以道德而非法律为基础建立准则确保机密。最后一例与营养和化学药物这一日渐复杂的问题有关，提出了是否有值得信赖且不带任何偏见的消息提供人。我们现在并不能很轻易地找到答案，但是无论如何，职业道德问题应该成为我们解决问题所必须关注的焦点。
水门事件与大陪审团的信息在水门事件发展早期，《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以自己的报道左右了陪审团的意见，但他俩自己却陷入了危机。’1972年10月25日，一次大获成功的报道却成了一场大灾难。他们报道了尼克松总统班子的主要成员H．L．霍尔德曼进行间谍活动以及蓄意破坏等活动的消息，这一指控使得水门事件的矛头直接指向尼克松总统。但是，总统通过他的顾问团，使得两位记者的消息提供人在大陪审团面前否认了他们提供的证据，白宫利用这一机会展开了对《华盛顿邮报》的激烈反击。
为了弄清自己究竟如何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向他们的上级泄露了他们最初的消息源（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个机构）。在办公室里，这两个记者与他们的上司讨论了是否有必要揭穿全部5个信息提供人的错误信息，但是他们最终没有这样做。
在这个大灾难后，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陷入了更大的困境。现在的问题并非是这则消息有错，而是人们认为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不予理会。《华盛顿邮报》的执行总编本杰明·布拉德利感到沮丧，尼克松的追随者把枪口一致对准了他。查尔斯·科尔森在接受《新英伦报》的编辑们采访时说：“假如布拉德利能脱离那些他和他的同伙经常参与的，只有第三手材料以及废话和谣言的乔治城鸡尾酒会，他也许就会发现一个真正的美国了。”布拉德利告诉一位采访者，他“准备一直帮助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直到他们写出新的新闻消息为止”。这一干巴巴的说法显出了布拉德利的切肤之痛。
这就是《华盛顿邮报》在当时面临的紧张气氛，这使得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以及报社的编辑们下定决心，从水门事件大陪审团成员中获取消息。
这个主意纯属偶然得来。11月末的一个晚上，《邮报》的编辑告诉伍德沃德一个消息：他的邻居的婶婶是大陪审团的成员。根据她说的话判断她是水门事件大陪审团的成员，这个编辑说：“我的邻居认为这个女人有话想说。”
《邮报》的这两名记者查阅了联邦犯罪条例——其中一项便是“大陪审员宣誓保密”，但是看起来，是否保守秘密取决于陪审员本身，法律条文本身并没有明确表明不得直接向他们询问。《邮报》的法律顾问同意了这一解释，但是要求在询问陪审员时一定要“特别慎重”，布拉德利也紧张地反复警告他们：“千万不要当头一棒，别施压，也不要勾引人家说不该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