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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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新闻(8)

在反希拉里的传媒种类中,大部分是为男性服务的,他们正在维护自己的特殊社会地位。新闻业的确是维护男性特权的不合理旧模式的最后堡垒之一。……当许多妇女为维持生计而苦苦挣扎时,那些反希拉里的权威和说空话的领袖能够被他们的忧虑所刺激吗?他们有失业的恐慌吗?泰德·科佩尔担心的是,如果希拉里做的很糟糕,克林顿该怎么办。他也许应该担心的是,如果希拉里做得很出色,他自己该如何去做。洛基·罗伯茨认为希拉里已经像一颗对准克林顿的子弹。

《洛杉矶时报》驻华盛顿记者凯伦·塔马尔蒂同意妇女们继续“被剥夺了待遇优厚的工作……关于近期的政治报道方面,没有很多妇女写长篇的分析性报道。”

然而,波利特的关于“女性阻击手”的旁白难以充分解释为什么有些关于希拉里的非常尖锐的报道出自女性之手。作为瓦尔特·蒙代尔竞选伙伴的杰拉尔婷-费拉罗,是有力的总统竞争者中的惟一女性。她观察到女性记者也没有摆脱性别歧视。“有许多被分派到我的竞选活动中的女性,她们自称首先而且最重要的身份是记者,其次才是女性,其实此中麻烦不小。在我参加竞选时,她们的所作所为对竞选公职的妇女造成危害。这实在令人惊讶。”

一些报道过希拉里的记者认为,他们的报道中并不存在性别歧视的观点。《新闻周刊》的埃莉诺·克利夫特说:“希拉里是大部分对她抱有同情心的女记者们报道中所关注的对象。”《新闻日报》的米歇尔·英格拉西亚坚持认为,在她自己的文章中,她不过试图以开玩笑的方式去分析克林顿夫人的衣着,以扭转她的顾问们那种试图通过这些细节来改变其公众形象的错误想法。18“希拉里已经看得很透,她不得不做得更多来帮助自己。”她不得不公开自己来让记者和公众看到自己人性的一面。“这位奇女子能够像大学女生一样(格格大笑),也能够像耶鲁大学法学研究生一样拼命工作。”

过失和不足大部分都能够从复杂的当代政治中找到原因。新闻界正在努力从闹得沸沸扬扬的“白水事件”的前前后后以及所谓的白宫丑闻中抓住总统的首席顾问。借助于这一洞察事物的方法,新闻界通常运用同情和怀疑兼备的态度来报道所有的华盛顿政坛掮客。与此同时,在急剧的文化社会变更中,新闻媒介必须将“专职婴儿保姆”的称号授于第一夫人,第一夫人“正处在被19世纪的期待所框住”的境地之中。

这种情况呈现出大量有趣且重要的问题。上几届的第一夫人的控制力比得上希拉里的影响吗?职业妇女在试图贬低妇女的家务工作吗?对于克林顿总统来说,委派他的妻子领导一班人从而监督和指导他的政府中最重要的政治问题,这样合适吗?这就是我们所料想的政治夫妻吗?

在这件事情上,媒介对希拉里的态度已涉及到伦理道德的问题。她是一个性别歧视的牺牲品吗?或者说,难道对她那种咄咄逼人的报道就是对一位大权在握的知名人物所应期待的广泛深入的报道吗?或者,当社会中正在进行根本变革而指导方针并不总是明确时,我们能够原谅所发生的错误吗?正如贝特·弗里顿所指出的:“希拉里是一个避雷针,她标志着当今美国妇女地位的转变。妇女不再只是被限定为贤妻良母了。”

妇女通常被新闻界习惯性地模式化。这个问题有其很长的历史根源。

例如,在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中,新闻报道就经常歪曲这一事件。一些社论中经常指责妇女“斤斤计较”,谈起她们的“骇人听闻的后果”,甚至用“造反”一类词来形容她们。从20世纪的任何种著作(包括新闻学)中进行抽样调查,可以看出女权运动的失败变得越发明显起来:过分强调服装和体形,过分颂扬家庭生活,把妇女描写成毫无头脑或者至少是智力低下。

大量的证据表明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例如,监测媒介报道中有关妇女问题的《女性、男性及媒介事业》,在1996年报道说,在连续七年中,妇女不是主要的新闻主题和来源。例如,在20个头版报道中,仅有15%的信息源自妇女。只有35%的头版报道和26%的小评论是女性所写。工资级别仍然没有打破性别的不平等。琼·伯德已经是《华盛顿邮报》的民情委员,一些妇女如今已是高级官员,但在高级官员中妇女的比例仍然很低。简·奥赖利咒骂那些被她称为“弱男子”的学术权威控制着报刊社论和评论。事实上,性别歧视现象在媒介中经常存在,并且基本上没有改变。一个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用不着继续研究我们已经清楚的媒介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而应开始教育读者去反驳他们所看的报纸,表示他们对报纸描述女性的态度的不满。

性别歧视的语言是从何处蔓延到新闻报道中的呢?女性作为人类根源是从哪里被遗忘的?性别歧视与女性是怎样联系起来的?我们如何才能在职员中和管理层中增添更多的女性,以使得她们的观点更有可能被重视起来?要做的第一步是文章中没有性别歧视的语言。比如,《美联社新闻手册》“礼貌称呼”这一词条中列出的“人”、“人类”和“妇女”;还有布赖恩·布鲁克和詹姆斯·平森合著的《用词研究》一书有涉及性别歧视的部分,在弗朗辛·弗兰克和保拉·特莱希勒合著的《语言、性和专业著作》一书中的“无性别歧视用法准则”,。‘还有凯西·米勒和凯特·斯威夫特合著的《无性别歧视写作手册》也有这方面的内容。27为了促进改变,读者和观众应当密切监视媒介在性别词语上的细微变化。朱尼尔·布里奇推荐了若干指导方针用以评价新闻界的作为:

传统行为

·在男人的指导下工作或行动

·表情易受情绪影响

·对别人的感情表现敏感

·迎合媒介审美标准

·主要被看作性对象

·和其他人一起工作(与人共事)

·养儿育女

·为男人提供感情支持

·忙于家务

非传统行为

·敢冒风险或独自行动

·鲁莽好斗

·理智重于情感

·外表不拘一格或者满不在乎

·与男性保持与性无关的友谊

·离群索居

·独当一面

·按逻辑思考问题

·专业人员或商业领导

“加拿大媒介观察”就是一个在媒介中为消除性别歧视而工作的志愿者组织的极好例子。它有一篇32页的文章《新闻监督指导》,概括出掌握妇女自身及其贡献的策略,并在广播、电视新闻和报纸上予以公布。“加拿大媒介观察”在1995年1月设置了一个全球媒介观察网,分析了71个国家的1500条新闻。从长远来看,轻视妇女的旧式权威观念正在让位给妇女融入社会和走上领导岗位的新思想。

性别歧视残留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中。它将时时处处花费编辑名的注意力去认出并除去它。我们可公平地作出结论:最优秀的新闻工作名关于希拉里的报道并非出于性别歧视,而是出于放肆,有时则由于社会习俗的变更而难以判断他们的动机。然而,更广泛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即使新闻界的行为在特殊的情况下正在迅速改变,社会习俗和社会结构上的改革仍有迫切的必要。否则,历史遗留下来的悠久而顽固的传统难于一劳逸地予以改变。

9.新闻照片电子改写技术罗恩·奥尔希旺格只是一个业余的摄影师,但他拍摄了一幅极富感染歹的照片,那是圣路易斯城的一位消防人员在奋力抢救两岁的帕特里夏·佩特斯。照片刊登在《圣路易斯快邮报》12月31日的封面上。

三月末,当奥尔希旺格听说那张照片得了普利策奖,他与妻子莎莉一走跑到该报总编辑室去庆祝。“我从不喝酒,我希望那里有佐餐可乐就行了。

在他到来之前他对《邮报》记者说。总编辑当即叫人出去买来冰镇佐餐可乐,还有香槟酒。当助理摄影记者拍下这张照片以供次日刊登时,可乐罐就在桌子上,紧挨着奥尔希旺格夫妇。

但摄影部主任罗伯特·c·霍尔特三世借助于新的Scitex体系将可乐罐消去了,总编强调那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传播。他曾对员工说,照片上若没有那个罐儿看起来会更好一些,所以应当把它消去。霍尔特记得曾有人建议,“让我们把可乐罐移开。”现在回想起来,他想那可能是“把它抹掉”,霍尔特说,“出于某些原因,我抹掉了那东西,那种做法很傻,这是我的错。”

这一件小事在编辑部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霍尔特在改进scitex技术但坚决反对变更影像方面极具声望。早在三年前,他就警告美国报业出版协会不要误用电子影像系统。令他尤为懊恼的是,登在《快邮报》封面获得普利策奖的照片正是通过这一技术产生的。甚至回过头再想,霍尔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去掉那个罐儿。“那就像一个特别闹哄哄的日子,我回到家才意识到自己于了些什么。”对于摄影者来说,使他沮丧的是“错误恰巧就是那些说不会发生的人们造成的。”霍尔特强调人们应该“按我所说的去做,而不要按我所做的去做。”

《快邮报》的员工都十分重视这件事。他们公开地与公众讨论,认为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滥用科技也难以察觉。事实上,员工们即将制定一个公司方针,避免电子操作技术上发生类似奥尔希旺格事件。

乔治·奥韦尔在《1984》中写道:“有一个巨大的设备高级的印刷车间,在其中工作的有副主编和摄影专家,专门拍假照片。”32自1857年起照片做假已经很普遍了,当时,奥斯卡拿30张底片组成一张名叫“生活的两种道路”的照片。弱但总体上说,奥韦尔那只狼尚在门外。从早期摄影史开始,报纸就已揭发了伪造的图片。相应地,媒介继续从原则上在未经加工的用于新闻和证明文件的照片,与用于特写和广告的照片之间划了一条严格的界限。

所以,当《地理杂志》将许多金字塔挤压在一起以适应其封面的垂直版面时,这经过修描的图片并没有引起伴随着圣彼得斯堡(佛罗里达)《时报》和《独立晚报》的一张运动场照片那样的狂乱。说起运动场照片的事,对一位老摄影师来说本来不值得一提。他在一个少年棒球迷光脚追逐的照片上,在脚部蚀刻了“埃克,干得好”几个字。就这么几个字一下子断送了他连续17年的工作。据总编辑说,理由“只是因为不能容许不说真话的人”。

新闻界对摄影师拍摄的照片同记者写的报道实行同样的标准,记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进行错误的报道,摄影记者也不能改动图片。《路易斯维奥尔希旺格和他的妻子在办公室接待处的照片(上)。

在《快邮报》封面上,照片中的可乐罐被用电子技术移走了(下)。

尔信使报》的汤姆·哈丁说:“这就相当于改动引文。我希望我们不做这种事情。”《今日美国》的拉里·纳兰德也同意,他说:“伪造新闻照片是我们不愿做的。”道义上的责任是避免欺骗公众;报道与图片都应当展示其本身的意义,提供正确的情况,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使图片沦于二流,像新闻编辑部里那些不需要与作者保持同样职业标准的人员一样。他们仅仅由于为刊登图片提供艺术或娱乐资料而莫名其妙地降低了自己。

依据新闻与娱乐之间的这种历史特征,《快邮报》新闻方针指出:“要确保我们视觉报道的真实,Scitex修饰体系不应当用于歪曲或改变图像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误导读者。”修饰系统可以用于除去微小的尘埃和达到正确的色彩平衡,但是移动位置、减少或增加内容则是禁止的。如果由于必要的原因对图片加以改动,则必须告诉读者。

研究表明,杂志编辑比之报纸编辑更易于接受这种数字化的改变技术,后者对于图片修改的容忍程度因其编辑文章类型的不同而各异。就现场报道而言,图片应从精确性上考虑,对特写和图片新闻则要考虑审美和视觉效果。希拉·里夫斯总结说:“新闻机构的责任是新闻照片重于图片说明,因为新闻照片反映了与新闻工作者共享的基本价值标准,这区别于其他的大众传播。“虽然佐餐可乐是肖像可乐的一部分,但《快邮报》新闻方针正确地把它区别于娱乐而在新闻摄影的工作标准中予以重视。读者并不能很快地理解各种不同的体裁特点,所以报纸的名声可能会蒙受损失。”

有关O·J·辛普森犯罪审判的新闻报道使得各类新闻体裁和图片说明在数字化操作上的关系更加明白。1994年6月27日,《时代》杂志的封面变更了辛普森的被捕照片。在封面的下面,标题为“美国的悲剧”。《时代》拍摄的是一张真实的新闻照片,通过加深辛普森皮肤的颜色使之变成了一幅图片说明。《新闻周刊》的封面也用了同样的照片但未加修饰,一个星期以来,图片说明与新闻图片肩并肩地摆在报摊上。

全美报业摄影协会的主席指责《时代》杂志,称那个封面“把原先真实的照片改成了令人厌恶的东西。”一个星期之后,《时代》的编辑们在致读者的长达一整页的信中,为他们无意中造成的影响向公众道歉。《时代》的总编辑写道:编辑从未曾想到要当种族主义者,或使辛普森的皮肤黑得“看上去更邪恶”。他们搞图片说明“美国的悲剧”只是暗示辛普森的名誉与起诉他的谋杀罪名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