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理念赋予新闻界以关键性的角色。在传统的民主国家，教育和新闻乃是自由社会赖以生存的支柱。明达的舆论被明确认为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它确实是法治政府的基础。因此，新闻自由也是杰斐逊心目中的政治要义。举例来说，杰斐逊一针见血地把独立的新闻体系归结为“那种保护其他自由权利的自由权”。
由于新闻界的特殊地位（一般称之为启蒙功能），外界的批评者和内部领导都坚持要求新闻界严于自律。托马斯·杰斐逊本人就曾为这样一项崇高的事业中出现诽谤和错误而感到痛心。约瑟夫·普利策担心，如果没有高尚的道德理念，报业将难以为大众服务，甚至会变得十分危险。17世纪初，法国道德家拉布吕耶尔曾经因为一些新闻记者自甘堕落，报道无聊琐事而斥责他们。他说：“这些人写完一条一觉醒来准会被迫扔进字纸篓的新闻之后，竟能安然入睡。”在此前若干年，约翰·克利夫兰就曾提醒人们，不要过于看重报人，“因为那样就会给曼德拉草捧场，把工程师的荣誉奉送给捕鼠器制造者了。”
现代的媒介批评看起来只会重复那些几个世纪以来的抱怨。然而，十多年来新闻界吹毛求疵者的人数及其抨击的尖刻程度较之过去有所不同。在这个对新闻界工作的期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复杂社会里，有一个自由的新闻界毕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说实话，批评的深度和广度或许已经产生了一份不大不小的“股息”——媒介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识到对自身行为负责的必要性。
除了那些仍不为批评所打动的学霸和自大狂们，新闻业内人士清醒地意识到了新闻质量的重要性。一些行动已经是很明显的了。新闻记者如何才能完成他们的任务呢？普利策新闻奖是否可以奖给那些运用欺骗手段获取新闻的人？为什么不成立一个伦理学会？伦理道德的法则有用吗？
新闻学院是否应该开设关于道德的课程？类似的用意良好的问题越来越多。在东欧，有关道德的争论尤其激烈。这就像旧时骑师在桑树丛中驰过时，人们看见一阵微风吹动了树叶，伊齐基尔的釜中枯骨正在起死回生。这种现象也许只是一点点，但却是光采夺目的一点点。事情总是这样，有烟升起至少表示某处有团小火。第一部分提到的情况，显示了当前关注新闻的人们当中正在进行争论的基本争端和问题。
新近对道德问题的关注，以及通过对本书第一部分这些情况进行艰辛而缓慢的努力之后将要取得的利益，可能受到西方新闻界的“独立”理念的威胁。远自杰斐逊以来就有一种观点，即他所主张的“有新闻自由的地方”
才是国家。另一些人还争辩道，“你不可能拴住这只看家狗。”又说：“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了新闻媒介的独立地位。”有人甚至说，“让别的任何人捆住我们的手脚就是愚弄我们。”在自由至上的国家，负责任一词的涵义并不总是能够说得清清楚楚的。对于负责任的问题，既要合情合理，又要不加限制，这本身是互相矛盾的。尽管对新闻自由的信仰是真诚而又至关重要的，但这种信仰却时不时地会对新闻道德观开个玩笑。关于义务和权利的道德原则，在新闻自由得来不易的新闻界是很难和谐相处的。本书第一部分旨在弘扬新闻自由，却推动了负责任的新闻体系的建立，并试图为这一观念提供具体内容。
关于利益冲突、真实性、隐私、社会公正、保密的道德问题以及我们在此讨论的其他问题，都必须予以认真的考虑。最近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美国的新闻可信度为13%，降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点。不论拿什么尺度来衡量，这都是一个警示。对有些人来说，这个数字会促使他们搬掉这块绊脚石。在一个世界领袖地位日益下降的国家，它的忧虑往往会引发出针对媒介的怒吼。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按新闻道德行事，即便在这艰难岁月也不例外。种种限制会使新闻从业人员感到窒息，然而，当代的文化氛围要求新闻行业自我克制，并保持清醒头脑。虽然本书第一部分的五个章节难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对道德问题所面临的困境所作的分析和阐释，仍然提出了新闻工作者工作日程上的头等大事。
【注释】
1．Thomas Jefferson对费城代表提出于1808年5月25日，在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编辑Andrew J．Lipscomb（Washington，DC：The 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Association，1903）第16卷，第304页。关于类似引文，见他的“Letter to MarquisDe Lafayette”，1823年11月4日，以及他的“Letter to Dr．James Currie”，见Thr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1786年1月18日，编辑Paul L．Ford（New York：G．P．Putnam’S Sons，1894）第4卷，D．132。
2．La Bruyeree和Cleveland被William Rivers、Wilbur Schramm和Clifford Christians引用，见Responsibility in Mass Communication 3d（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0）P．2。
3．近期，学术上通过把新闻理解成社会故事为线索，解释了一些有关改变与压力方面的问题。见Robert K．Manhoff和Michael Schudson编辑的Reading the News（NewYork：Pantheon Books，1986）；James W．Carev，The Center Magazine（1987年3月/4月），“The Press and Public Discourse”4—16；Theodore L．Glasser，“Communication andthe Cultivation of Citizenship”，Communication 12：4（1991）：235—248；Gertrude J．Robinson，“Making News and Manufacturing Consent：The Journalistic Narrative andIts Audience”，参见Theodore L．Glasser和Charles T．Salmon编的Public Opinion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5），Ch．14，pp．1348—1369。关于伦理学的提示见Sevla Benhabib和Fred Dallmayr编的The COm-municative Ethics Controversy（Cambridge，MA：MIT Press，1990）。
§§§第1章 商业压力
《华尔街日报》的威廉·彼得·汉密尔顿当年主张：“报纸是私人企业，它不欠公众任何债务，公众也没有赋予它特权，它完全是业主的私产，他冒着风险销售自己的产品。”’这是一种极端的说法，但在过去两百多年中，许多美国出版商和广播业主都赞同这种看法，在典型的民主政治和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出版自由权向来都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惯例。
这种说法现在可能稍有改变，至少在理论上。正因为他们的业务是新闻而不是装饰物，开明的报业主和报业经营人员越来越明白地意识到自己特殊的责任。宪法第一修正案正确指出，新闻工作事实上是一种商业活动，但更是一种特殊的商业活动。
没有比在大众媒介中促进公众利益更困难的了，尽管从专业上或财政上的回报来说，是不能同这种利己主义相提并论的。实际上，想把媒体的经济利益同公众的合理新闻利益分开是异常困难的。宪法保护媒介不受政府的压力，但避免不了法人团体控制的永久性威胁。就算公众对未受污染的信息的需要与股东对利润的渴望之问的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希望能挣到一大笔钱和决定停止一项陷入僵局的调查也可以是一致的，但当两者成为因果关系时，道德问题就出现了。若没有新闻团体联合资助竞选者取得许可证，小党候选人就无法参加现代社会的竞选运动。一个人同时担任两项有潜在矛盾的职位——举例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经理和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成员一一这从职业道德上说并无不可，并不是每位业主或经理都必然是可疑的。
然而，当时间进入20世纪，大众传播成为了庞大商业团体中的一员以来，也就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商业压力。1920年，愤怒的评论家厄普顿·辛克莱谴责道：“这种金钱贿赂就存在于你每周的薪水袋中，……这是你羞耻心的代价——你拿着一件大小相当的真事到市场出卖，你把人类纯洁的希望引入大财团的肮脏妓院。”当不祥的趋势越来越显示媒介财产向集中化发展时，具有成本意识的出版商们威胁要摆脱新闻业的神圣使命。以下的五个例子表明了媒介从业者如何常常陷人他们的雇主、读者或观众以及他们自身的职业精神的冲突之中。第二部分的例子谈有关说服问题（广告与公众关系），第三部分涉及媒介的所有权问题。这些都是日常新闻工作中的难题。毫无疑问的是，公众对媒体的开销是否都光明正大一事，极为关心。
第一个案例“时代华纳巨人”展示了媒体交叉所有权发展趋势方面令人困扰的问题。这部分集中讨论的东西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存在，现在已发展到了形成一体化的危险地步。虽然把报刊业和电视的力量集中起来在经济上大有好处，但是，时代华纳和特纳公司结成一体却出现有关独立艺术家和文化霸权主义的伦理问题。
第二个案例“全国广播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的小货车”，涉及了新闻与娱乐之间的模糊界线问题。假定电视新闻杂志是有利可图的，面对广大观众和廉价生产的压力事实上也是无休无止的。
第三个案例“威契塔实验”，处理了《威契塔鹰报》对社会和订阅者或投资者的双重承诺问题。《鹰》企图用革新的办法把这传统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第四个案例“洛杉矶《新时报》”牵涉到美国城市里越来越大的不同种族的文化问题。在这件事情上，关于社会福利和少数民族就业问题的心地善良的谈论，同报纸的盈利发生了直接的冲突。群众互助是一项道德原则，该刊为市区而出的星期增刊就被群众根据这一原则予以评价。
第五个案例是“迪斯尼世界诞辰庆典”，专门留出免费旅游招待票而使人想起但丁《神曲》里的低层老魔。
自从《圣经》时代以来，圣哲们就警告一仆不事二主。几乎所有的职业——尤其是政治——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争议在报道中尤为明显。前《华尔街日报》记者R．福斯特·威南斯的话是经常警示人们的座右铭。他说，轻易到手的钱是一种诱惑——对个人如此，对公司也如此。从《街谈巷议》栏目里提前泄漏出来的消息使股票经纪人得到一笔30，000美元的“桌面底下”的交易。很明显，即使少量的钱也常常会比我们这些新闻记者的薪水多。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说的，合理处理利益关系，拒绝钱包鼓起来不仅是书中的一个章节，更是媒介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基石。
1．时代华纳巨人1989年6月，时代公司兼并了华纳传播公司，花了130亿美元的现金和证券，并且此后又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反对百乐门公司兼并企图的斗争。4个多月中，这个长达12，000页的真实可信的戏剧性的报道，讲述了在合法竞争期间伴随着公司董事会内部的种种冲突。最后这场天助的生意的结果是：
时代华纳公司获得了250亿美元的资产。“想想这个公司会变得如何令人难以忘怀，的确有些可怕，”时代华纳公司一位新的主要决策人迪克·门罗总结说。
1996年12月12日，“大媒介”这个词被重新下了定义。这一天，联邦贸易委员会批准时代华纳公司以75亿美元的资金与特纳广播公司联合成立世界上最大的媒介娱乐公司。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建立“媒介重量级新标准”的同一天，鲁波特·默多克宣布成立他的世界范围的传媒帝国，新闻公司将购买新世界传播集团公司，从而使新闻公司这个福克斯电视网的母公司成为全美各电视台的最大业主。早在12个月前，沃尔特·迪斯尼公司以19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广播公司中心城市公司；一个月前，西屋电气公司以49亿美元购买了无限广播公司，在传媒公司的领域里有一个公式：“大的生更大的，更大的生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