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是一个善借朋友、他人之力者。刘邦出身卑微，学无所长，文不能著书立说，武不能挥刀舞枪，但他天生豪爽，善于用人，胆识无双。早年穷困之时，他身无分文，却敢出入酒馆、独座上宾；押送囚徒时，居然敢私违王法，纵囚逃散；以后斩白蛇起义，云集四方豪杰，无论哪种背景的人，最后都为他所有。如韩信、彭越、英布等，这些威震天下的英雄悍将，原先都是他的死敌项羽手下的人。至于刘邦身边的谋臣武将，如萧何、曹参、樊哙、张良等，都是他早期的朋友，他们在楚汉争战中，劳苦功高，最终帮助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也可以说刘邦借力他们成就了自己的帝王之业。
人们常说的优势互补，这也适用于人际关系网的构造。本来，你有这方面的优势，在另一方面可能存在不足。打个简单的比方，你会著书立说，但你未必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样样精通，那么，你不精通的领域，就需要有在那些方面精通的人的帮助。所谓优势互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用你的优势，去弥补他人的劣势；以此换取他人以自己的优势来弥补你的不足。
李嘉诚的名字在海内外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成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善于合作，善于和各类竞争高手团结协作。在他的麾下，聚集着这样一群人：
霍建宁，毕业于香港大学，后去美国留学，1979年学成归来被李嘉诚收归长江实业集团，出任会计主任。1985年被委任为长江实业董事。
他有着非凡的金融头脑。
周千和，是与李嘉诚先生南征北战多年的创业者，他勤劳肯干，真诚待人，为人处事严谨精明。
周年茂，周千和的儿子，曾在英国攻读法律，对各项法律条文了如指掌，是经营房地产的老手，属书生型人才，被李嘉诚指定为长江实业发言人。
洪小莲，是李嘉诚的秘书，跟随李嘉诚20余年，为李嘉诚立下了汗马功劳。她精明强干、雷厉风行，颇有“女强人”之风。
上述四人均属创业奇才，李嘉诚把他们拉在自己帐下，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拥有人才的大老板。因为他深深明白，成功离不开团结协作。今日这种经济竞争，说到底更是一种人才的竞争。如果拥有了各种优秀人才，并诱导他们贡献自身的努力和聪明才智，就能在竞争中取胜。
可以说李嘉诚把团结协作运用得淋漓尽致。为了避免东方式的家庭化的企业管理模式造成的弊端，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大胆启用洋人。Erwin是他聘请的第一位洋人，请来之后，立刻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是，李嘉诚却不为所动，而是任用ErwinLeissner·做了总经理，负责日常行政事务。接着，他又聘请了一位美国人PaulL，yons做经理，由他配合原来的200位基层管理人员实行企业的国际化管理。20世纪80年代，他又大胆启用了英国人马世民。马世民聪明好学，积累了大量融合东西方企业管理精华的管理经验，是个难得的人才。当时，虽然马世民其名不扬，但李嘉诚却提升他做了和记黄浦董事兼总经理。
由李嘉诚一手构建的这个拥有一流专业水准和超前意识、组织严密的管理团体，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说，李嘉诚财团之所以能够成为跨国财团，和他周围那些能干的中国人、外国人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李嘉诚大胆启用的那些外国人，在帮助他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方面既充当了“大使”又充当了冲锋陷阵的“士卒”。一家评论杂志这样评论：“李嘉诚这个‘内阁’，既结合了老、中、青的优点，又兼备了中西方色彩，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
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业务包括房地产、通讯、能源、货柜码头、零售、财务投资及电力等，范围十分广泛。试想，如果李嘉诚不与他人合作，仅靠一个人的力量，纵使他有三头六臂，也不能创造如此宏大的事业。因此可以说，李嘉诚的成功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团结协作的成功。
在竞争中，如果你不懂得与人合作的重要性，也就会失去许多发展的机会。
詹德和、罗泰安是某橡胶公司的两位职员，厂长要在他们两人中选一个人提升为生产科长。谁更合适呢？詹德和的工作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他很爱与各部门竞争，总想击败对方，在专业技术方面比对手罗泰安强；罗的工作显然没有詹德和出色，但他知道如何与别的部门配合，并与每一个人都能很好地合作。他力求在各方面配合公司的目标，常找时间去各部门看看，了解别的部门的职责和问题，借以增加自己的知识。最后，厂长选了罗泰安。厂长说：“詹是我们工厂最好的领班，但他的事业眼光太狭窄，把自己局限在专业中，限制了晋升的机会。如果只把自己局限在专业里，而不晓得合作的重要性，那至多不过变为一个熟练的技术人才而已。”
现在的社会已进入了“竞合”时代，谁更善于与他人进行有效的合作，谁就更具有战斗力和竞争力。
4.互相依存，促进共同发展
民谚说：无宁不成市。在上世纪，在中国，有十大商帮，而这十大商帮中，“宁波帮”是一大劲旅。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人做过一次调查，旅居上海的外来移民中，以广东人和浙江宁波人最多。在这些移民中出现的有影响的工商界人物，广东帮占一成，其他各帮占二成，而宁波帮占了七成！宁波帮在工商业、金融业等领域不但影响了江浙、上海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影响了中国工商业、金融业的进程。
被称之为“宁波帮”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域群体”呢？岁月的风尘肯定已经湮没了太多的历史细节，但有一个数字仍足以引起人们长思。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华人68万，而其中宁波人竞占40万人之多。以上海作为一个最大的集散地，宁波人、宁波帮，这群从小闻惯了海风腥味的人们，这一传统儒学教化之下的新兴商帮，带着商人的精明开阖却不失书生的道德操守，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真正在中国的近代经济舞台中脱颖而出。
宁波商帮的经营方式有点像发射“捆绑式火箭”，他们强调大家一起前进。一个人发展了，要带动朋友发展，带动周围的人发展。
他们能够协调一致朝前发展，会馆起了很大的作用。宁波商帮自形成后，在北京、天津、营口、常熟、汉口、上海等商业重镇创建了会馆，他们以会馆为联络场所，化解矛盾，结帮经商。
乾隆三十六年（1771），宁绍商人在常熟创设宁绍会馆。宁波、绍兴一带人素以善贾著闻海内，经商足迹遍及通都大邑。常熟号称江苏富饶地区，商业繁盛。宁波、绍兴两郡商人在这里经营、留居。乾隆三十六年以叶林春为首的宁绍商人集资置地，创立宁绍会馆。
乾隆四十五年（1780），宁波商人在汉口建立了浙宁公所，这是汉口第一家宁波商会馆。
宁波商人在上海邑庙东园创设上海钱业总公所，业中人称内园，这是一个宁波商人的同业公会，性质较会馆更为先进。当时加入钱业总公所的钱庄，称为人园钱庄。上海的人园钱庄有64家，多半是宁绍商人的钱庄。这些钱庄资本雄厚，在上海钱业中颇有影响。宁波商帮借用这个钱业总公所，来达到操纵控制上海钱业市场的目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宁波商帮的会馆和公所的性质和作用有所变化，主要表现为其经济功能有所加强，即更多是用来做同帮同业商人集议场所，大家磋商商务，研讨商情，互通隋报，团结同乡维护共同利益。
“有利则均沾，有害则共禁”，使宁波商帮的“互相扶助，共同发展”原则得到强化。
互相扶助、共同发展的原则在宁波商帮中一直被贯彻始终，成为本帮商人一条必须坚持的原则，这个原则对凝聚宁波商帮的内部力量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直到近代，这一原则仍然深入人心，成为大家的共识。
宁波帮商业资本家具有强烈的联合竞争意识和同乡扶助、共同发展的意识。
旧上海著名的四明银行就是一个例子。
四明银行的发起者都是宁波人，有朱葆三、李云书、袁鎏、虞洽卿等12人，他们中有的经营砂船业和贸易业，有的开设五金号、糖行，有的经营钱庄。当时是由袁鎏等出面奏请清政府批准，于1908年在上海开办，总董事周金箴，董事有朱葆三、袁鎏等，总经理陈薰，协理虞洽卿。
初办时，银行实际收到资本50万两，还得到了宁波帮工商业和钱业界的大力支持和援助。1915年，袁世凯下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兑，引起挤兑风潮，波及到四明银行。宁波帮的钱庄和各行各业纷纷解囊相助，才使它没有被挤兑倒闭。四明银行的发起人和股东也重重回报了家乡的父老，他们在那儿开办各类企业和钱庄。朱葆三则在家乡投资教育事业，造桥，开设轮船公司。
四明银行于1910年在宁波设立分行。辛亥革命爆发时，很多钱庄倒闭，但宁波的天益、元益钱庄，由于四明银行的配合和调剂，硕果仅存。
那时，被允许发行钞票的银行并不多，四明银行凭着自己的名气和财力，享有钞票发行权，它发行1元、2元、5元和10元的兑换券。到1927年，该行已拥有资本150万两，成为一家业务量近6000万元的大银行。在宁波、汉口、温州、南京设有分行；在苏州、杭州、绍兴，上海的南市西区、城区、西门、南京路、霞飞路设有支行，在南京下关、宁波灵桥门、鼓楼、香港设有办事处。
四明银行的成功正是缘于宁波商人“互相扶助，共同发展”的理念。
“互相扶助，共同发展”是在商战中的制胜武器，也是任何一个超级商贾必须要有的理念。朱葆三、李云书、袁鎏、虞洽卿……这些历史上著名的大商贾，正是因为他们秉承着“互相扶助，共同发展”的理念，才在商业乃至政治上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有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潮汕人善于经商。
潮人的称呼怎么来的？是由潮水来的。隋朝以前那里叫义安郡，与闽西一带的地名一样，都反映统治者希望东南安定的愿望：长泰、平和、南靖、永定、义安。以后取潮水往复改义安郡为潮州，于是衍生出一批与“潮”有关的地名潮汕、潮阳、潮安等。
潮汕人是指居住在广东最东端，包括潮州、汕头、揭阳地区的人。
潮、汕均位于珠江三角洲，接近福建，当地居民原属闽越。汉朝以来，闽南、中原和各地人士不断移入，逐渐形成近似闽南话的潮汕话，也称汕头话、福佬（即福建佬之意）话，流行于韩江、东江流域部分地区和沿海有些地方，以及海外潮汕侨民聚居之处。潮汕风俗也与闽南相近，所以宋朝王象之《舆地纪且生》说：
“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漳、潮之分。”可见潮汕与闽南在文化上同属一系。
潮商崛起于明代之后。大概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汕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到明中后期大批潮汕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之中。入清以来，红头船成了潮汕商人的象征。因此，清代潮商又称红头船商人。
近代，由于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势微，而潮汕商人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等一批世界级巨商。
潮汕商人一个众所周知的优势就是他们的团结与他们特有的相互认同的人际关系，这个优势是其他地方的人无法比拟的。他们互相帮衬、互通有无、共同发财。
在潮汕商人内部关系中，存在着非商业的互助关系。潮汕商人以海贩为业，远出千里经商，各种自然灾难、商业风险、当地官府与牙行经纪人的敲诈勒索往往会接踵而至，不断侵袭着潮汕商人，迫切需要商人之间的互相扶助。
虽然隶属于广东省，但潮汕人不会说也听不懂粤语，而且，虽然是闽南语系，但潮汕人同样也不会说也听不懂福建话，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说潮汕话的潮人空前团结。潮汕人聚在一起只需一杯功夫茶，就会找到赚钱的机会。互相扶助、共同发展，也是潮汕商人的特点之一。
潮汕人与温州人一样，做生意精明。但是，不少潮商却认为，他们与温州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潮商更儒雅和讲乡情一些，哪怕少赚一点，他们也愿意帮助、照顾老乡的生意。
潮汕商人有比较发达的团体关系，除潮商浓厚的乡土情结外，道德观念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能够“舍利取义”，乐于捐助与从事同乡商人的公益事业。
由于独特的语言特点，潮汕人老乡认同感极为强烈，相互之间不分等级，贫富同等交往。如果某一潮汕人得势，必然任人唯亲，且亲的一定是潮州人，因而海外说起潮汕帮，人人畏其三分。尽管潮汕话属闽南语系，潮汕人行政上归属广东，但海外的潮汕人总被视为并列于福建帮、广东帮的一个帮派。潮汕人在世界各地都建有各类社团。社团包括会馆、商会、同乡会和各种艺术、娱乐社团及宗教、慈善社团等。直到现在，潮汕人在香港登记的各类团体已超过100个，单是比较重要的商业团体就有潮汕商会、潮商互助社、汕头商会、潮侨塑胶厂商会、香港零售米商联合总会、潮侨食品业商会等。这些团体不但成员之间互相帮衬，紧密团结，维护共同的利益，而且团体与团体之间也相互支持、相互激励。
这种对地缘、血缘关系的共认意识及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互相提携的人情观，也是潮汕人的经商特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