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物质利益的需求，始终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因为人类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才能从事其他各种活动；而人们从事生产和其他活动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决克服以前“左”的做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物质利益原则，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出并努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提高知识分子待遇，解决他们在工资、住房、医疗保健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关心拔尖人才，多次指出要为他们创造专心致志搞研究的工作、生活条件。历史发展到今天，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已经得到普遍共识，以优厚的物质利益招聘优秀人才，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质利益原则在人才竞争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我们党和国家已经明确提出：“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针对各类人才的特点，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工作业绩紧密联系、鼓励人才创新创造的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这必将进一步提高人才的待遇，推动以“利”招才工作的开展。
目前，在以“利”招才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一是我们国家对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不足，知识分子待遇偏低，所以高层次人才的外流和引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二是一些地区和部门对人才问题不重视，没有给其应有的待遇，挫伤了人才的积极性。对此应下大力气解决，以保证人才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2.从以权位招才到破格选拔优秀人才
孔子师徒提出“学而优则仕”，即要求给学习优秀的人才一定的官职。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也是提出要给贤能者一定的权位。
商鞅提出：“国以功授官予爵”，“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也是主张用官职、爵位吸引人才。
荀子则明确提出，悬贵爵重赏以招致人才。他所说的举贤、任贤也是要求给贤者一定的职权。“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认为只有按照品德和能力的大小来安排不同等级的职位，并用提高等级和奖赏的办法对立功者进行鼓励，才有可能招纳到大批人才。
如果诸子只是一味地鼓励人们不择手段地去升官发财的话，他们的思想当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所强调的，是要给贤者一定的职权。因为在他们看来，贤良之士“此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认为给贤良之士官职，富之贵之的目的，是使他们受到人民的尊敬、信任，使人民服从他们的指挥调遣，并认为这是使贤良之士发挥才能、办成事业的必备条件。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诸子提出的“以权位招才”思想，就有许多可取之处了。
我们培养人才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让他们做官；但给予人才一定的官职，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又是吸引、招致人才的重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党提出的“破格选拔优秀人才”，就同诸子提出的“以权位招才”有异曲同工的作用。当然，“破格选拔优秀人才”，不只是给予官职，还应包括评定学位和职称等，因为这同样是肯定人才价值，调动人才积极性，吸引、招致人才的重要条件。所以，早在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曾提出：“要建立学位制度，也要搞学术和技术职称。”并再三强调：“在学校里，应该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这样的职称。
科学研究单位，应该有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这样的职称。在企业单位，应该有总工程师、工程师、总会计师、会计师等职称。凡是合乎这些标准的人，就应该授予他相应的职称，享受相应的工资待遇。”目前，在党政干部选拔、学位和职称评定方面都有法律法规和制度的保证，且不断发展完善。比如，一些省市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采用自荐、考试、面试、审查等方式，公开选拔局级干部，就为以权位招才，添上了浓浓的一笔。
应该说，以权位招才对于调动人才积极性，发挥人才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各级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应该进一步增强以权位招才的意识，努力落实我们党提出的“破格选拔优秀人才”的指示精神，破除“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等条条框框的影响，以公正、负责的态度，把各类优秀人才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还要进一步改革职称评审制度，简化评审程序，打破专业技术职务的终身制，为真正有才华的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总之，对优秀人才要使用而不是压制。使用人才，可以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压制人才，只能摧残人才、流失人才。
3.从以礼招才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管仲曾经提出：“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而争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圣王卑礼，甘心居于贤人之下，这就是礼贤下士的本意。他还说，对贤者要“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这里所说的“仁、义、德、信、礼”，主要是指对人才要尊重，即“折节下贤人”。老子也说：“善用人者为之下。”认为善于用人的人，待人必谦下，不盛气凌人，气指颐使。
鲁定公问孔子，君主如何用臣，臣如何事君？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认为只有国君做到了以礼待臣，臣子才会忠心地辅佐君主。
墨子则提出：“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人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认为杰出人才虽然不是唯命是从的人，但只要对他们采取“亲士”的态度，即尊重他们，就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帮助君主成就大业。
孟子提出君子出仕的三种情况：其一是，“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二是，“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三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但若有人在困难时提供帮助，“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他推崇的是第一种情况，认为第三种情况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接受。这实际上是主张当权者要尊重人才，以礼相待，否则人才就会另谋出路。
荀子专门写了《致士》篇，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
礼义备而君子归之。
认为君子不像百姓那样，只考虑生活安定，而要看是否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只有物质利益、高官重爵还不足以招致真正的人才，必须“礼义备”，才能人才归。
诸子提出的“以礼招才”思想，是很有价值的，它不仅为我们今天所认识，而且为我们今天所实践。
在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仅给予知识分子正确的评价，而且努力改善他们的待遇，使知识分子彻底改变了被人轻视、看不起的“臭老九”地位，成为党和人民尊重、信任、依靠的中坚力量，极大地焕发了知识分子投身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和积极性。特别是当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科技和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等观点后，人们对科学技术、教育、人才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空气的形成。
2003年，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仅再一次肯定了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也肯定了劳动和创造的重要性，认为劳动、知识、人才、创造是相互关联的整体，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支持。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证明，“礼”或者说尊重、信任，确实是吸引、招致人才的重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比高官厚禄更诱人，更能打动人心，因为任何人都需要他人的理解、信任和尊重。因此，我们应该更好地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以人才为本，为知识发展和人才成长创造更良好的环境。目前，要特别注意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以事业留人。事业是聚集人才的最好舞台，没有哪一个真正的人才不想在事业上大显身手。因此，无论什么地区和部门，都应该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使人才看到在这里工作的前景和希望。同时，为了事业的需要，还要加强对人才的培养，敢于给他们压担子。要使人才感到“这里的事业需要我，我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从而产生一种责任感、荣誉感和不成就一番事业决不罢休的信心和勇气。这样，就可以招致人才，留住人才，聚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