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选拔关系到事业的成败，每个有作为的当权者都注意广泛地招纳人才、延揽人才、扩大人才队伍，即尽量做到“众贤”。选拔人才首先需要确定一个正确的标准，分清贤与不贤的界限；然后需要创造选拔人才的条件，使他们乐于被选，乐于出力报效；最后还要有一套选拔人才的具体措施。这就是墨子所说的“众贤之术”。
一 、先秦诸子关于人才选拔的论述
1.不看尊卑、亲疏远近，只看实际能力
在这个问题上，先秦诸子是有区别的。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既看出身，又看能力；既讲“亲亲”，又讲尊贤。荀子则反对根据家庭出身选拔人才，即反对“以世举贤”。他说：
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尊，此以世举贤也。……以世举贤，虽欲无乱，得乎哉？
因为祖先是贤者，子孙就必然高贵、显赫，即使他们的行为像桀、纣那样坏，也让他们位列尊贵的高官，这就叫做根据家世选拔贤才。用这种办法选才，虽然希望国家不混乱，也是无法做到的。他认为，“王者之政”应该与此相反。
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韩非子也明确指出，明主用人，不应看出身，不应瞧不起出身卑贱的人。
观其所举，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圄缲绁缠索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
明主所选拔的人，有的生活在山林沼泽之中，有的绑着绳索关在牢房里，有的做厨师或放牧、喂牛，但明主并不因为他们出身卑贱就看不起他们。只要他们有能力，精通法律，能便国利民，就选拔他们。
诸子还认为，选拔人才也不能只看与个人关系的亲疏。《荀子君道》篇说：一个国君为了得到善射者和善御者，还悬贵爵重赏去招募，“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谁合乎标准就选谁。“然而求即相辅佐，则独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亲比己者之用也，岂不过甚矣哉？”但在选拔卿相辅佐的问题上却不这样公道，专门任用左右亲信和吹牛拍马迎合自己的人，这不是大错特错吗？他又结合历史事实，分析了任人唯亲的危害和任人唯贤的好处。他说：“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无私人以官职事业，是何也？日：本不利于所私也。”明主可以私自给人金石珠玉，但却不私自送人官职事业，因为私自给官职，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他所偏爱的那个人的。又说： “彼不能而主使之，则是主暗也；臣不能而诬能，则是臣诈也。主暗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俱害之道也。”
墨子既反对奴隶社会留传下来的根据出身血统用人的“亲亲”原则，也反对当时大量存在的根据个人关系的亲疏用人的原则，从两个方面反对任人唯亲，提出了比较彻底的尚贤路线。他指出，富贵亲近不应以出身和个人关系为标准，而应以“义”为标准。
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
对那些不义的人，不应给他们优厚的俸禄，尊贵的职位，也不应和他们亲近，把他们放在身边，而应该学习古圣先王，十分重视尊尚贤者而任用有能力的人。
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
又说：
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
这就是说，选拔人才应以德、义、才为标准，而不应有任何附加条件，既不能照顾自己的父兄，也不能偏爱那些有社会地位的贵家子弟，更不能给自己喜欢的美貌妻妾等人开后门。有些农民、手工业者或小商人，虽然出身贫贱，但只要有能力，就应选拔他们。不能让做官的世世代代做官，老百姓世世代代为民，大家都要能上能下，这才是真正的举公义，避私仇，才符合圣王“列德而尚贤”的为政原则。
2.不论资排辈，主要根据贤能选拔
荀子说：
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嗷而诛。
荀子认为，对于那些德才兼备的贤能者，不应按照通常的晋升次序提拔，而应破格选用；对于那些软弱无能的人，则要立即罢免；对于那些首惑分子，不待教育就应处死。只有这样，“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这说明，选拔人才主要应根据人的贤能，而不是论资排辈。
因为论资排辈主要看的是资历，据此，没有德能的人可能会被提拔重用，有德能的人反而可能被冷落。如果这样，就是是非不明。只有不搞论资排辈，以德能为唯一标准，才能做到不使优劣混杂，是非不乱，也才能招纳到更多的人才，把国家治理得更好。
3.不记小过，不求全责备，看主流，看大节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孔子在讲到选拔人才时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赦小过，举贤才。”在《论语·微子》篇中，他又引用周公的话说：“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认为对于一些老臣，如果没有严重的过失，就不要抛弃他们，不要对人求全责备。在《论语·子张》篇中，子夏则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也认为在重大节操问题上不能越过界限，而小节有点问题关系不大。
荀子也反对求全责备，主张实行“兼术”。
君主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
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君子，对别人要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自己有德有才，也能容纳疲弱不任事的人；自己有智慧，也能容纳比较蠢笨的人；自己知识渊博，也能容纳知识浅陋的人；自己有专门技能，也能容纳学无专长、杂而不专的人。
《资治通鉴》记载了一个子思向卫侯荐将的故事。子思认为荀变“其才可将五百乘”，即可率领37，500人的军队，是个将才。卫侯却说，荀变当官时吃过人家两个鸡蛋，不能任用。子思说：
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
认为圣人选用人才，就像木匠选用木材一样，选它的长处，避开它的短处。因此，几抱粗的杞梓，即使有几尺腐朽了，好的木匠也是不会把它扔掉的。现在国家正处在战国之时，需选拔得力的战将，不能因为他吃过别人的两个鸡蛋，就把他抛弃了。
刘向在《说苑·政理》篇中，讲了一个杨朱见梁王的故事。
杨朱和梁王谈论治理国家的大事，谈得头头是道。梁王却说：你连大小老婆都管不好，有三亩园地也不会种，为什么讲治理天下的道理却这么透彻呢？杨朱回答说：
诚有之，君不见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牵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臣闻之，夫吞舟之鱼不游渊，鸿鹄高飞不就污池，何则？其志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繁奏乏舞，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
这说明，人才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尤其是那些杰出的人才，在一些生活小事上可能显得十分无能，但并不能因此而看不起他们，否则就会埋没人才。
4.不能道听途说，对人才的“毁誉”应调查研究，作出正确的评价
人言可畏。对人的褒贬议论自古有之，问题是如何对待这些议论。孔子师徒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一次子贡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日：“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日：“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后来，孔子又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这就是说，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不能简单地根据世俗的毁誉下结论，而要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看一看究竟是哪些人说好，哪些人说坏。如果好人都说好，坏人都说坏，那正是好人；如果大家都说好或大家都说坏，就要进行具体分析。
《太公六韬·文韬》篇记载过姜太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国君之所以空喊“举贤”的口号而实际上却选拔不出贤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选拔人才的标准不正确，“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誉，而不得真贤也。”
又说：
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
认为有些人善于收买人心，拉帮结派，所以讨人喜欢；而有些人出以公心，坚持原则，反而会得罪一些人。如果当权者不进行调查研究，只以所谓群众议论为标准，那就会使奸邪之人得势，忠正之人受害，其结果只能造成混乱，甚至导致国家危亡。
孟子对这种现象也进行过分析。他称那些善于伪装、以假象讨群众喜欢的人为“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他们“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实际上他们却是“乱苗”的“恶莠”，“乃德之贼也”。认为对于这种同流合污、能讨大家喜欢的人，应揭露其假面目，而不应把他们当做杰出的人才，“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5.不以言以貌取人，而应看实际能力和思想品德
孔子曾说，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以言以貌衡量一个人才的优劣。
不有祝鸵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祝舵是卫国的大夫，以能言善辩受到卫灵公重用；宋朝是宋国贵族，因长得漂亮受到卫灵公及其夫人南子的宠爱。孔子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一个人因能言善辩或长得漂亮，就在社会上立足，这是一种社会弊病。
荀子专门写了《非相》篇，批判唯心主义的相人术，指出以貌取人的荒谬。他说：
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
认为看一个人的容貌、体态，不如研究他的思想；研究一个人的思想，不如看他选择什么样的思想方法。
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
明确指出身材的高矮、身体的胖瘦、相貌的美丑，都不能决定一个人思想品质的好坏和能力的大小。
韩非子则提出一套察言观色考察人才的办法。他说：
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
他还认为要有听言之术，因为言论反映一个人的思想水平，不能完全不听。
凡听之道，以其所出，反以为之入。
指出听言的方法是，根据对方说出的话，反过来再看他的行动是否符合他自己的言论。又说：听人家说话时，则应态度安闲，不露声色，像喝醉了酒那样懵懂不觉的样子。就是先让人家讲完，然后再加以了解，不要轻易下断语。他认为，像孔子那样的大圣人，还有以言察人的失误，而有些君主比孔子还不清醒，以言察人肯定也会有失误。因而主张，要听其言，观其行。
关于观色的问题，韩非子用寓言的形式作了几个比喻：单看锻炼刀剑用的锡和冶铸时的颜色，就是铸剑能手也不能断定这剑的好坏；如在水中能砍鹄和雁，在陆上能砍断马足，就是一般人也不会怀疑这剑的锋利了。拨开马口，看看牙齿，再看看马的外形，伯乐也不能断定这马的优劣；如果让马套上车拉着奔跑，直看它跑到终点，那么一般人也会知道这马的优劣了。于是他得出结论说：
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
认为人们的言与行、才与貌往往会有不统一的矛盾现象。因此，听其言观其行，不以貌取人，应该成为选拔人才的一个原则。
6.不计私仇，以大局为重
齐桓公不记射钩之仇重用管仲，首霸天下；晋文公不记追杀之仇重用宦者履，及时平定了内乱。这是不记私仇，重用人才的典型事例，诸子百家和《左传》等史书对此都十分推崇。韩非子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圣君明主能够选拔人才，“可以明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解狐推荐自己的仇人做晋简公的国相，其仇人以为解狐要与他和好，就到解狐家表示感谢。解狐“引弓迎而射之”，说：我之所以推荐你，是因为你有做相的能力。我与你有仇，这是个人私怨。我不因有私而不向国君推荐，这叫做“私怨不入公门”。这说明，个人恩怨与国家利益并不是一回事，与个人有私怨的人并不一定就不是人才。只有出以公心，不计私仇，实事求是地选拔人才，才能不损害国家利益。这种“私怨不入公门”的原则，表现了一种识大体、顾大局的精神，是很值得提倡的。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原则，也曾受到先秦诸子的推崇和肯定，并被历代当权者沿用，直到今天还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