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谁听说凭着写作而谋生么？没有！到了公元一千九百二十二年的十月，也就是民国十二年的秋天，没有一个被国人捧为天之骄子的专业作家！中国听说过有写春联的秀才，有卖字画的艺人，有卖古玩的商人，还没有出卖自己文章的专门家。小说创作之类只不过是人们生活之余的调味品！创造社的君子们，生活毫无保障，只靠泰东老板赵南公的一点薄醴！这就怪不得郁达夫无法安然处之，安娜亦不能听之任之了。安娜，郭沫若的夫人，为了沫若的事业，抛弃了故乡与自己的事业，来到这十里洋场的上海，可在上海她仅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在成长，他们的衣食和教育却无着落的惨境。她如坐针毡，对郁达夫的处境也深表同情，她也劝沫若开业行医，可沫若却无论如何不愿，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文艺女神。安娜不得不一个人上街，与人讨价还价，她无法忍受自己一家过着那种非正常人的生活，她的心也在浮动。
郁达夫北上北京，成仿吾忙着为《创造日》而焦头烂额，郭沫若一家的生活啼饥号寒的时候，徐志摩、胡适、朱经农、汪精卫却再游了一次西湖，去游览了号称天下第一大潮的钱塘江口的海宁观赏那气势磅礴的海宁潮。这些才子，要才有才，要钱有钱，要势有势，要大洋有的是袁大头，开心极了，他们穿梭于北京与上海之间，那简直是从前院进入后院。他们也学富有五车，各具文采，胸怀大志，包罗万象，又各有建树，还仗着父辈的福荫，享尽了人间至乐，真不知天下还有“穷困”二字，全是阔少。
突起的异军
有一天，徐志摩、胡适、朱经农见到了贫穷、正在害病的瞿秋白，并且从瞿秋白处知道郭沫若的家庭生活正陷人无以复加的贫困。徐志摩好奇心最重，也富有善良的心，他想去探望郭沫若的家，他与胡适虽然在刘海粟的拉线下，作过拥抱的姿态，但他们一直心存芥蒂，他们之间并不融洽。徐志摩很想去见见这个同是诗人的家。
他们三人一起来到民厚南里，徐志摩自告奋勇地到121号门前去敲门，开门的正是穿着旧学生装、脚步上拖着双拖鞋、手抱着个襁褓中小儿的郭沫若。那是何等的生活哟！这的确令徐志摩大吃一惊，这样的环境能产生大诗人郭沫若？他自问自己。
郭沫若也是一怔，他做梦也想不到今日蓬筚生辉，民厚南里来了这么三个不速之客，在他看来这是三个阔少诗人。沫若朗朗一笑，道：“稀客，稀客！请进吧，家里实在寒酸，不成体统，不要见笑……”
他们一齐见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与静谧、高雅的书斋相比，这里的确配得上“寒酸”二字，甚至是贫穷，狭窄的亭子间似的小房，既是客厅，也是卧房。只是你会看到一个书架，上面有洋装书，书桌上有些手稿之类的东西。书桌上混乱到极点，纸张、茶杯、烟缸、奶瓶、药瓶、玩具，应有尽有，中间是绝无仅有的一张大床，地上丢着未洗的衣服、尿布，还有只大摇篮，就放在拥挤的小房的一侧。
他们皱了皱眉头，这就是名震中华、风流倜傥的郭沫若的家？房内有几把各式的椅子，已到了几个客人，先到的客人，见后客已到，无法插足，就起身告辞，那是创造社季刊第一期写了《咖啡店之一夜》的田汉（田寿昌）。由于改稿的说法，他与郁达夫、成仿吾终有成见，可他与郭沫若却是私交甚笃的老朋友。家里谁有个病痛之类，都是让郭沫若看，郭沫若还医好过他儿子的肺炎病。徐志摩从未见到过他，当然不认识，待他问起沫若，方知是大名鼎鼎的田寿昌。
沫若的另两个儿子，两个即将可以进幼稚园的孩子，大声叫着，追逐着，满口的日本话，一会儿，一个摔倒了，又一会儿，摇篮里的孩子也哭了，沫若既要安慰这个，又要安慰那个，婆婆妈妈的，胡适之、朱经农、徐志摩心里都不是滋味。
“沫若，夫人呢？”
在三个不速之客面前都难以启口。
孩子们倒是一点也不怯场，当客人们来得越多的时候，他们也玩得更欢。何况这里每天都有客人出入呢？来访的客人之中并不缺乏西装革履的绅士的。大儿子与二儿子照样跑来跑去，二孩子跌倒了，徐志摩立即把他扶起来，看到胡适、朱经农都非常尴尬，可孩子们转眼间像没事人一样又嬉闹起来了。
楼上下来一个人，大概是听到孩子们的哭闹声进来看看。
“仿吾！你进来。”郭沫若舒了一口气，看到来了朋友，他忙说：“仿吾，进来谈谈吧，适之、志摩、经农都来了呢！”
三个人都忙站了起来，胡适忙说：“仿吾兄近来可好？”
成仿吾走了进来，迟疑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对于胡适、徐志摩他是大大打过一场笔墨官司，他生性不会装假，来自湖南长沙的汉子，还是那种耿直的脾气，他走过来，在那张不太整齐的床上一坐，没有笑脸。
几个客人都不是滋味。
徐志摩、胡适他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风闻成仿吾的性格，又是这么一个环境里，他们站了起来，沫若也没有再挽留。
他们轻轻地摇了摇头，在这样的家，创作实属不易。这样的五口之家，在上海谋生更是不易。
突起的异军
第二天，郭沫若带着大儿子回访了徐志摩，并且还带去了一册自己刚刚出版的《卷耳集》，那种优雅的摆设，那种书斋的书卷气，郭沫若自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徐志摩很好地招待了他们父子俩，这使郭沫若非常感动。
正当郁达夫北上的时候，政学系的章秋桐——孤桐先生却南下来到上海。
章秋桐就是章士钊，可是北洋政府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后来出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不仅如此，他还是整个五四新文学运动反对力量的中坚。他最反对用白话代替文言，在这方面，只有林琴南林畏庐可以与他相比拟，最是顽固不化，在五四之后博得不好的名声。他对鲁迅、胡适、陈独秀诸人的白话运动颇不以为然，他宣传尊孔读经的思想，与五四时期的新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却深得段祺瑞政府的青睐。
孤桐先生一到上海，先在《时报》上做了些抨击白话文的文章，向白话文发起反扑，又研究十三经之一的墨经，还向上海的新闻报刊施加压力，引发文学研究会及进步团体的一片嘘声。《中华新报》和泰东书局是政学系在上海的两个舆论阵地，与北洋政府渊源深厚，不消说，孤桐先生指手画脚，向这两个直系单位施加了压力了。这两处文化阵地，目前风气渐开，白话文推上了阵地：《创造日》就在《中华新报》上，停刊在所难免。泰东书局随着孤桐的到来，准备出版文言文的中小学教科书。
《创造日》原是由达夫负主责的，达夫一走，自然减色不少，尽管成仿吾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可还是招来了《中华新报》的抱怨。郭沫若因关顾着《创造周报》，分身乏术。有一天，张季鸾来到郭沫若家，大发了一阵牢骚，最后说，《创造日》的编写是“大将不出马……”。
到了十月的下旬，沫若仿吾都暗暗地抱怨，郁达夫没有如约寄文稿来，他们怀疑他的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郁达夫的情绪低落到最低点，那是人生的黑洞，郁达夫陷入了新的失望中。
一天清晨，郭沫若家中来了一位稀客，那是《中华新报》的总经理殷柱夫，郭沫若好生纳闷，何事要总经理亲自到民厚南里来？
孩子们睡得正香，安娜亦刚刚起床，殷先生走了进来，寒喧了一阵，四年书剑滞燕京，更值秋来百感并。
台上何人延郭隗？
市中无处访荆卿。
云浮万里伤心色，
风送千秋变徵声。
我自欲歌歌不得，
好寻驺卒话生平。
郁达夫掩卷暗泣，泪水湿透了衣襟！古今诗人，命运皆同，中外诗人，命运无异！在他的眼前，流出了一串串贫病交迫的形象：黄仲则、李白、李贺、李商隐、行吟泽畔的屈子！英国的道生、大卫生、毕可兹莱，还有……，如今轮到他们了，他要抗争！
他要急流勇退，他看破了红尘！他可以寻找干净的山岳。可以寻找清静的市巷，隐居起来。他听说多才多艺的李叔同先生成了弘一大师，多才多艺的学者成了佛门子弟，真不知是何味道？他有时真想到富阳乡下去，从事佛门，遁入空门！他真想把所有的文房四宝抛向大海！
他的心狂乱得再也不想写作了！他心如死灰。他的精神快要崩溃了。
傍晚，成仿吾慢慢地踱了过来，与往常一样，忙了一天的工作，在半夜之前，这是他们的闲暇时间。他们到哈同路或四马路上散散步，进一趟酒馆。郭沫若在这方面已有诸多不自由——拖儿带女，比不上成仿吾无妻一身轻，郁达夫也是妻儿到了乡下眼不见为净。有时他们干脆一起逛书店，到大世界去，那是写作之余啊！
他看到郁达夫精神不振，面色苍白，发着愣，开了口：
“达夫，你这是怎么了？”
达夫的眼睛亮了。
“仿吾，你过来！”
他随手将电报递给了仿吾，说，“电报，刚刚收到的，是我的同学陈豹隐打来的。”
成仿吾狐疑地看着郁达夫，接过电报，当他看到那电报时，他的心便开门见山地提到报馆经费吃紧，希望把创造日结束掉。天知道，这经费吃紧是一种鬼话，《中华新报》是要继续办他的日报，这只不过是秋桐先生来了一次上海，这种思想和形式都为秋桐先生所反对。总经理的来访，只不过是转弯抹角的例行公事罢了，殷某人的讲话极为客气，显然他不愿得罪这创造社，也不敢。郭沫若答应与创造社同人商量，第二天清早一定予以答复。郭沫若一直将他送到门口。
郭沫若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创造日》的工作现在实在是太吃力了。
截至这一日，刚刚出了一百期，也就是由三个创造社的大将维持了一百天！一百天，在这个寰宇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可在创造社诸君子中，却为它花了那么多的心血！郭沫若认为它只是沙漠中生出的一朵小花，如今它在同样的荒漠中枯萎！但他却相信它在读者的心目中活着。
郭沫若将这信息传递给成仿吾，成仿吾也松了一口气。维持这一日刊，对他来说，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外来的稿件太少可小诗太多了，有分量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而他必须为此呕心沥血！
成仿吾提议，明天就把它结束掉。人手太少，现在更是独木难支了。他们一致同意，由郭沫若写了“《创造日》终刊布告”，成仿吾写了“《创造日》终刊感言”。他们终于结束了，成仿吾说，值得自豪的是，《创造日》撒下了种子，发现了一批新人，有周全平、倪贻德等一批新进作家，而且他们可以用所有的精力把《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做好。他们无怨无悔！
《创造日》活了一百零一天。
《创造日》的停刊使留在上海的郭沫若似乎大大松了一口气。又是深秋了，静安寺路两旁的梧桐树树叶开始凋落，啊啊，一个冬天又要来临了。
从北京传来曹锟贿选成功的消息，江浙一带的绅士力抵此选，有人提出谁助曹，必火其居，掘其墓。闽省军阀兵压龙泉以图浙，赣闽皖苏诸省军阀又联合图浙，上海浙江一带人心浮动。东北的张作霖与两湖的吴佩孚、直隶的段祺瑞明争暗斗，动用数十万军人，天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中国的北方一带尸横河渠、饿殍塞路、哀鸿遍野……
成仿吾的长兄从广东来到上海。广东俨然成了革命的大本营，成仿吾的兄长那时刚好在孙中山大元帅手下任财政总长。南北之间，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两个政府相互指责，全国政局扑朔迷离。
孙中山在广州组建了新的国民党，得到了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帮助。孙中山一改过去的政策，提出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在南中国产生了新型的政权，历史上称为第一次国共合作。
创造社的读者群主要就是教员、学生，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这气候下开始了方向转换。在南中国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其实，《创造日》停刊，只是暂时给他们一种轻松。可那停刊也马上给他们带来一种萧条的景象，《创造季刊》脱了好几期之后，好像难以为继。《创造周报》也是强弩之末，失掉了它的刺激性，纯文艺的作品遇到了新文化以来最大的挫折。
成仿吾的大哥来得正是时候。他们——郭沫若、成仿吾正面临着苦闷，一种进退维谷的忧郁。这种苦闷与郁达夫的苦闷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他们心境的差异，敏感度的高低不同而已。郁达夫是一个神经纤细，心灵深处具有抑郁质的人，他比任何人更早地感受到外界的气候。他们有共同的思想，都开始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一种向左倾的思想占领了他们的心头。他们共同领受到了经济的苦闷，政治的压力，那种高气压，同样使他们烦躁不安。
整个世界在倾斜，整个中国在倾斜。向左转，向左转。共产主义运动在发生在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在渡过一战带来的危机以后，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在成长，上海、天津、苏州等地的丝厂，雨后春笋一样诞生，欧美的资本主义战后卷土重来，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感受到这种压力，民族资本主义也受到压抑，南北都在谈政治，文学文艺进入了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