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临末要郑重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作品，但它是受戒者的文学，而非一般人的读物。有人批评波特莱耳的诗说：‘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还不适合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可以从这里得到真正希有的力。’这几句也可以移用到这里，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是极不适合的。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严肃的人们也是没有诵读的资格。他们会把鸦片当饭吃的，关于这一层我愿读者特别地注意。
“著者曾说：‘不曾在日本住过的人，未必能知道这书的真价，对于文艺无真挚的人没有批评这书的价值。’我这些空泛的闲话当然算不得批评。不过我不愿意人家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所以略述个人的意见以供参考。至于这书的价值，大家知道大约很多，也不必再要我来多说了。”
郁达夫一口气看了两遍，一串眼泪静静地从面颊上滚了下来。内心呼喊着，怀着深深的激动，他对被冷落在一边的邓均吾点了点头，然后说：“知道我内心者，周作人先生也。”
他想不到他会惊动周作人这样的文坛老将。并且是那样体察他的心，他心中充满敬意。从北京的《晨报·副镌》上他还认真地读到鲁迅先生的伟大著作《阿Q正传》，他不能自已，一种思想感情从心中升起，他要到北京去，去见见伟大的周氏兄弟，他给周作人写去热情洋溢的信，表示亲切的致敬。
创造社的发展的确很快。郁达夫从赵南公那里高兴地知道，《创造》季刊正在发卖。穆木天译作《王尔德童话集》、郭沫若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都已出版。《女神》、《沉沦》已经再版，并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郁达夫十分愉快地知道，赵南公准备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专门开设《创造》季刊编辑所。
可郁达夫遇到了新的难堪。
《创造》第一期的出版，产生了极大的震动，震动了文坛，震动了青年学子，震动了上海滩，也震怒了一些文坛宿将。
五月出版的《创造》创刊号，销路相当不错。可这些年轻人，这些文坛的新军所作所为未免随意了一些，郭沫若的《海外归鸿》，郁达夫的《艺文私见》深深地伤害了一批文坛老将的心。北京、上海的文坛宿将皆不以为然。
五月初，郁达夫受浙江留日学生的重托，赴杭州为浙江省留日学生增加官费等问题与教育当局交涉。他想顺道去富阳一趟，那是生养他多年的家乡啊！那里有他年老的祖母，含辛茹苦又令他难堪的母亲，还有那个又是可怜又是可爱的妻子！那里有鹳山，有春江第一楼，有唱着那支永不疲倦的歌的富春江！
可是他的内心里总是充满着矛盾，他不想回家去。他是落拓的才子，他像柳毅，也像一切进京考试，名落孙山的举子们，“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他一方面向封建营垒展开猛烈的进攻，一方面他又落入封建士大夫的名士圈子不能自拔。他觉得自己功名不遂，羞见尊长，无脸见到那个爱他到十分的孙兰坡——孙荃。他买好了去富阳的船票，宿在杭州江干，离家不过百里之遥。可他又临时变卦，大丈夫须建功立业回乡，他中途返回了上海。
烦恼正追逐着他。
他得罪了文学研究会的一批老将，和新文学有所建树的一群人。
他的《艺文私见》就发表在《创造》第一期上。血气方刚的他，随笔一挥，写下自己的见解。他对鸳鸯蝴蝶的恶浊空气，忍无可忍，他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了解本来并不太多，那只是在整个夜空中的一线光明，他们还得继续战斗。
五月十三日，他从《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栏上看到笔名为“损”
的连载《（创造>给我的印象》。郁达夫一看到那篇评论，心中好不后悔！
那评论开篇便是逼着他的《艺文私见》来的。
郁达夫深感遗憾与不安。他当然不会知道文坛是如此的敏感，他深深地后悔自己的粗鲁无礼。他很快知道，那“损”先生不是别人，正是文学研究会的台柱子沈雁冰，他们从没见过面，却神交已久。他正想去拜访他，可做梦都料想不到他们的第一回合竟糊里糊涂地打起笔墨官司来。他当然还不知道，时刻关心着新文学文坛的沈雁冰先生非常看重他的才气，那则评论是有感而发，对他来说是十分有分寸的，他对郁达夫和郭沫若的评论都是十分友好的，他那言辞中也明显觉得达夫他的语言太冲了一些。郁达夫，作为文坛新军的一员大将，一员勇猛的斗士，初上文坛，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上一年的《预告》中，作为创造社的代言人，他曾经有“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云云，而这一次更是对文坛一片横扫：
“目下中国，青黄未接，新旧文艺闹作一团，鬼怪横行，无奇不有，在这混沌的苦闷时代，若有一个批评大家出来叱咤风云，那些恶鬼怕同见了太阳的毒雾一样都要抱头逃命去呢！
“Mathew Arnold也好，Walte也好，Thomas Carlvle，H．A．taine，G．E．I，essing，Belinskv，GeoI.gBrandes等无论那一个，能生一个在我们目下的中国，我恐怕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假批评家，都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都要从地狱里升到子午白羊宫里去呢。
“真的天才，和那些假批评家假文学家是冰炭不相容的，真的天才是照夜的明珠，假批评家是伏在明珠上的木斗。木斗不除去，真的天才总不能放出灵光来照耀世人。除去此木斗的人是谁呢？就是真正大批语家的铁笔！我们目下所要求的，就是一位真有见识的大批评家。”
郁达夫不愧是雄心万丈，但他也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孺子！他一下子就把这支突起的异军逼成一支“孤军”。而这支“孤军”也只有像西楚霸王一样，破釜沉舟，只有拼命地战斗，殊死战斗。
一九二二年，中国的旧文学营垒还十分强大，有些地方甚至于都市还针插不进，成为顽固不化的旧文学堡垒，而新文学则刚刚登上舞台。
按理说，两支方向相同，使命相同的友军，应该联合作战才对，可一上阵，他即要拔剑相向了。他们都有失平和，太冲动。中国的新文学毕竟还太年轻呢。那时新文学呈上升趋势，在北京有《新青年》、《新潮》、《晨报》上的《文学旬刊》，上海有《小说月报》、《时事新报》上的《文学周报》、《学灯》，而这些刊物都是新文学界的弄潮儿们在推波助澜，他们不得不与大上海等地的一批无聊文人作最后的决战。而郁达夫他们文章锋芒所向，使相当一批人不满，他们中自然也包括上海的郑振铎、沈雁冰、谢六逸、庐隐等人，在北京有胡适、叶圣陶、王鲁彦、王统照……等一批人，即使是后来成为达夫的知己的鲁迅先生等人也觉得不以为然。
创造社这支异军给人的形象不太好，这是一支孤军。只有背水一战。上海的无聊小报的文章，泰东书局收到的读者来信源源而来，有的指责他浅薄无聊，有的指责小说颓废，有的指责他是“肉欲描写者”；有的指责田汉、郭沫若是盲目的翻译者，外间纷纷扬扬，说文学研究会是人生派，创造社是艺术派。
值得高兴的是，郁达夫从无数的信件与稿件中，看到许多青年的拳拳之心，那些年轻人不仅为创造社的问世叫好，也给予他最真诚的毫无保留的支持。郁达夫相当高兴。
那时泰东书局的同人不多。郁达夫外，还有那个邓均吾。喧哗的人声他们可以不管，邓均吾那时正诗思泉涌，写着一首又一首的新诗。
而郁达夫呢？他埋头写他的小说和他的随笔散文，一方面他在创作，另一方面向东京等地的朋友约稿，第二期《创造》又该编辑了。
泰东书局的老板那时最为开心，他有了改革的雄心，大大的赚了一笔钱，而且名声在外。在北洋政府里也有了名声。北洋政府十分器重他，因人设事，设法替南公弄到了一个农商部商标局驻沪办事处处长的官职。这商标局是农商部的一个直属机构，因安排赵南公而特设的。以下设秘书，一二科科长。赵南公放出风来，准备让郁达夫当二科科长。
六月初，郁达夫又去了一趟东京，打算到帝大的文学部再深造一次，他深感自己文学研究的不足，为此经过无数次的奔波，办妥了免试入学的手续。在东京郁达夫会见的那一批在帝大的朋友，可求学谈何容易，他最终放弃了重新深造的打算，在七月中匆匆回国，那时东京帝突起的异军大也开始了放假。
原来郭沫若在七月里回国到了上海。按照约定，由郭沫若在七月里将季刊第二期编好。郁达夫回来得正是时候，那时天气炎热，泰东书局生意良好，已迁往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的书局新址。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同在上海，十分快乐。然而郁达夫急着要回富阳一趟。富阳的妻子写了信来，要他无论如何要早日回到家里。郁达夫何尝不想家呢？
可一没职业，二连回家的盘缠也不多。
一个晚上，他们一起到赵南公的经理部去，赵南公因为《创造》丛书发了。对于这俩能干的伙计，他分外客气，从郁达夫那忧郁的脸上，他知道他们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们谈起了书刊的销路。
“老板，我们的书近来销路怎么样？”郭沫若对老板问道。
赵南公满面堆笑：“可以的，有一部分还没有卖出去，卖了一部分。
出书，这是不赚钱的生意啦。”
他俩当然不信。可他们也不愿意当面戳穿老板的西洋戏。可他们在经济上的确都有点窘迫。
赵南公感兴趣的是扩大未来的业务，而郁达夫、郭沫若更关心的是他们的盘川与收入，需要以此供养妻小。因为这时郭沫若已有三个孩子了。而郁达夫的妻子还得依赖母亲。可他们又不肯放下架子，尽管耳根涨红了，不愿像个乞丐一样开口。
老板知道这一点，最后他说：
“达夫想回家一趟么？家里来信了？”
达夫点了点头。
“你可以先支点薪水。”赵南公一副恩赐的样子。这使两个学生文人的心里非常愤慨。
“《创造》的销路怎么样？”郁达夫随口问，他想了解一下它的销路。
“还有五百部没有卖出去。”赵南公淡淡地说。事实上没有销出的没有那么多，老板耍了个小小的花枪。
两个青年作家都感到受到沉重的打击。“五百部没有卖出去。”他们不知道是怎么样走出老板的办公室，像霜打了的叶子一样。
他们太年轻也太自负。《创造》季刊第一版两千本，不到二个月，已经卖出一千五百多本，这在当时无论如何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在整个中国，在大上海，这都是首屈一指的盛事。但他们都觉得在文坛上，知音太少了，何况这个时候文学研究会正在指责他们呢？这也难怪，谁叫他们一开张就以天才自居呢？
“沫若，我们喝酒去！”郁达夫突然叫道，他是喜欢喝酒的，一醉方休。
“好，我们喝酒去！”沫若马上赞同。
他们俩肩并肩来到四马路上，进入一座酒楼，酒楼上静悄悄的，他们一连喝了两壶酒，要添酒添菜，可总没人应声。他们感到十分奇怪，伸头出去，只得连声叫道：
“晦气！”
原来他们昏头昏脑地闯了进来，只知道这是一家酒店，连酒店的样子都尚未看清。酒店门口的招灯红字上贴着白纸。这是一个有丧事的人家啊！他们急忙付了钱，冲出店门去了。
他们走进第二家酒馆，堂倌看到这两个服装不怎么样整齐的顾客，认定没有多少油水，一点也不热心，他们只得冲出去换了第三家酒店。
酒逢知己千杯少。
这是临街的酒楼，他们拣了一个临窗的座头，月光如水洒进这桌子上，不时听到外面汽车驶过，四马路上偶尔传来弹琴的声音。
他们一边海阔天空地议论着，一边痛快地喝着酒。他们共同咒骂着老板的狼心狗肺，笑里藏刀。他们议论着朋友、笑闻。他们谈起田汉，郭沫若说起因为他自己的《咖啡店之一夜》稿纸太潦草，而怀疑郁达夫篡改了他的稿件，最后才澄清了事实。郁达夫耸耸肩膀，表示无可奈何。他们谈起张资平的小说，最后他们谈起了成仿吾。成仿吾那时正在兵工厂担任技正，还是个单身汉。
“达夫，下学期你依然到安庆法政学校去教书，叫成仿吾来接班季刊，怎么样？”郭沫若关心着他哩。
“成仿吾？很好！我双手赞成。”郁达夫又喝了一杯。
他们痛快地喝着酒，面前的酒壶越来越多，一会儿排满了一桌子，他们坐到另一张桌子上去喝，又满满地摆了一桌子空酒壶。一连喝了三十多壶，他们喝得酩酊大醉。
明月照高楼，月光入窗户。
郭沫若涨红了耳根，大声地叫起来：
“达夫，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到头来只有饿死在首阳山上！”
郁达夫满眼通红，也大声地说：
“是呀，沫若！你是伯夷，我是叔齐！我们义不食周粟！”
他们的确都醉了！他们俩谁也不听谁，舌头与脑袋，谁也管不了谁！他们谈论着那些感伤失业、无业的伤心事，怨天忧国恨人世，他们痛恨军阀，最后两个醉鬼离开了酒店。
他们必须到民厚南里，他们彼此搀扶着踉踉跄跄地走出四马路。
即使那些拉客的野鸡也被他们这副样子弄呆了，纷纷逃避。他们走到哈同公园附近，静安寺路上，他们看到许许多多的西洋人的汽车耀武扬威地驶来驶去，看到如此的情景，满腔民族感情立即升华，一股热血在心中澎湃，冲着西洋人的汽车大声骂道：
“你们这些帝国主义的畜牲！”
“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
“猪猡！”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