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创世纪"
直到民国九年的九月，郁达夫方才返回日本。到了十月，他的虐疾才见好。可是人也成为精瘦的一个长条。一病月余，想起都还有点后怕。郁达夫返回日本后，因自身不适，闭门读书，又认真阅读了史梧冈的《西青散记》，那艰涩难懂的文章，在郁达夫看来也大大的产生了感情，为其中的一位女孩子双卿的命运叹息，他仅仅与张资平、成仿吾等几个人有来往而已。
他太会思考了，有时是对灿烂的明天的期望，有时是对烦恼的过去时的回忆。对去年返国名落孙山的回忆，过苏州，渡黄河，游颐和园的风光的回忆，和刚刚不久前旋里的刻骨记忆犹新。秋夜里，他反复思索自己，思索人生，与他交往的人事。一长串的回忆，清晰地映射在他的脑际，他想得太多太多，幼时的伙伴与朋友，与中小学时同学教师，人生真如白驹过隙，果然如此。他的许多朋友，熟悉的人们死的死了，嫁的嫁了，散的散了！他也想起祖母、母亲和家兄曼陀、养吾，想起名古屋的服部担风、石坂永埭等诗友，新结识的京都的高野竹忍、须磨香国等人，他写出的一组怀旧的诗词。但他最不能忘怀的是他的妻子孙荃，人生是那样冷酷无情，又是那样的美好！那些回忆，使他倍觉幸福与煎熬，充满了人生的苦与乐！
但他也太忧郁了！本来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有时快乐之后，忧愁便接踵而至。回想家室，自怨自艾，悲叹自己的命运与身世。
他曾经写了一首诗给他的夫人，表示了自己的痛苦，也显得有几分横秋的老气：
生死中年两不堪，
生非容易死非甘。
剧怜病骨如秋鹤，
犹吐青丝学晚蚕。
一样伤心悲薄命，
几人愤世作清谈。
何当放棹江湖去，
芦荻花间结净庵。
那诗他也寄给日本的《太阳》杂志，有一个长长的诗名，《新婚未几，病疟势危，斗室呻吟，百忧俱集，悲佳人之薄命，嗟贫士之无能，饮泣吞声，于焉有作》。他并没有失约，他经常给妻子写信，妻子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目，他怜爱着她，越是遥远，那种爱火也就愈加热烈起来，恨不得飞渡关山，飘洋过海，重新见上一面，畅谈心中的块垒。
十一月中，他曾经给兰坡寄了一封信，信中又是五首诗，那全是思索与回忆：
青衫红粉两蹉跎，
偕隐名山尽白头。
泣向通天台下过，
斜阳风紧乱云多。
昔日曾谈别后心，
谈时涕泣已难禁。
当时只道难离别，
别后谁知恨更深。
一霎青春不可留，
为谁飘泊为谁愁？
前生若道无缘分，
不合今生配作俦。
贫士生涯原是梦，
异乡埋骨亦甘心。
不该累及侯门女，
敲破清闺夜夜砧。
死后神魂如有验，
何妨同死化鸳鸯。
百年人世多风雨，
不及泉台岁月长。
他们全凭着一纸书信，全凭着一纸情书，传递着家乡的消息。孙荃因为身体单薄虚弱而小产了。郁达夫赶紧写信去安慰她。姗姗来迟的是，他的嫂嫂收到达夫的一封来信，报告着自己婚事的如何操办。
那时张资平已经出了《约檀河之水》，正在写作《上帝的儿女们》、《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冲积期化石》等小说，那是张资平一生的最辉煌的时期。郁达夫也雄心勃勃，要写小说。过去写的几篇小说，他自己看了也不十分满意，尽是沉醉在个人的小天地里，他想写出跳出个人小天地的小说。他对佐藤春夫大感兴趣，亲自上门求教，郁达夫其实是敢说敢为的人，他真的拜访了那位正如日中天的日本作家。
他雄心勃勃，要一鸣惊人。选择了自己的趣味。一方面，他写小说，另一方面，他计划写一篇重要的毕业论文，诸如《中国经济史》、《中国外交史》之类。
他写了一篇真正的小说，把它修改了数遍，题名《银灰色的死》，他把它拿给张资平看，拿给成仿吾看，他们都非常快乐，虽然趣味不同，张资平颇有微词，成仿吾却说：
“达夫，好极了，你寄给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好了，祝你一炮打响！”
一月初，郁达夫把它寄走了！
郁达夫并没有一炮打响。他在继续写他的第二篇小说，那是名震一时的《沉沦》，这是郁达夫正在孕育的伟大作品，有待生产。
这也许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年头，中国文学界这一年开初出了一两件大事。一件事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在北京正式成立，定名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是未来中国文坛上的大家：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共十二人。“文学研究会”发了宣言和简章，这宣言与简章由周作人起草，经伟大的鲁迅先生看过，提出了修改意见。鲁迅不做这研究会的发起人，也没参加研究会，乃是因为北洋政府有部《文官法》，禁止各部官员，参加社会上的各种社团，鲁迅那时在教育部中担任小小的佥事。
第二件，由沈雁冰正式接编《小说月报》，商务印书馆经理高梦旦锐意改革，顺应潮流，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纪元。中国新文学有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的白话文学和新文学阵地。沈雁冰与高梦旦商定，对已买下而尚未出刊的“礼拜六派”稿子和林琴南林纾翻译的小说全部不用。编辑方针、稿件取舍由主编负责，馆方不得干涉。一九二。年一月号《小说月报》印了五千册，马上销售一空。一月号《小说月报》创作全部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创作小说、诗歌、翻译、评论，面目一新，从而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
一九二。年，那正是一个全新的年头。中国，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开始的那一场运动之后，一头沉睡百年的雄狮开始觉醒过来。那一场运动史称“五四”运动，那一种精神被称为“五四”精神，那次运动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由于“五四”精神，由于相关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中国的思想界，有了全新的格局，赋予全新的时代精神。“德先生”与“赛先生”被请进了中国，在这块国土上出现了一批为民族呐喊的精英人物。这一批人物中最著名的是后来甚至于到今天，依然大名鼎鼎的新文化巨人，他们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周作人，钱玄同、刘复、鲁迅、沈雁冰……等人。他们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西方的文学、哲学、科学、艺术等等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来。从另一方面，苏联的建成使整个中国的一批文化人首先清醒过来，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思想变更的新思潮……
新的学问，新的观念猛烈地冲击着中国这古老的大地。这是台风，这是暴风骤雨，这是创世纪的大地震，这是爆发的火山！震撼了每一个中华赤子的心！
几乎是同时，在日本，集结了数以千计的中华留学生，来自江、浙、闽、粤、湘、鄂、京、津、赣、皖、巴、蜀的游学赤子，分布于日本的东京、京都、大阪、福冈、名古屋、长崎……等大中城市中。一批爱国赤子，感情高涨，宁愿献身于祖国的事业，他们从单个个人，走向联合；从松散沙子，结成牢固的建筑。他们心中呼喊着：中国，中国！
中国！是觉醒的时候了！
郭沫若、田汉、宗白华，通过书信的往来，结成一本叫《三叶集》的集子。那是书信，是中国日本之间的学人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在日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之间，不知有多少未知名的三叶集和两地书！由于新文学运动的开展，那些学生普遍产生厌恶自己的学业，郭沫若对自己的医学已经厌恶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曾经试图改学文科。成仿吾一边学习大炮、战车的造兵科，一边却成天攻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书，而且读了好几遍。郁达夫一连几个星期不上课堂。张资平更是到处猎奇，视地质学为仇敌。京都方面也集结着另一群中国人，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对文学的爱好联结在一起的还有田汉，他经常带着他的未婚妻徜徉于东京街头，对话剧尤为感兴趣；还有徐祖正、何畏、陶晶孙……一大群。他们之间开始了通讯、联络、开会，他们在掀起波澜，这波澜壮阔，终有一天会形成风暴！
日本的大学是严厉的，日本的大学也是最宽松的。它要学习除日文外的三门外语——德语、法语、英语，你得学习无数堆满案头的教科书，那在高校时，一个未入门的人，真可以叫你神经衰弱，得神经官能症，得肺病。但你一旦真正入门，毫无疑问，你会觉得自己会融会贯通。
一进入大学，你只要修满学分，你就可以不去学校，你可以成天呆在下宿里，甚至于在海外。完成考试学业，你就可以领到大学的文凭，那正是二十年代初的日本学界的现状。这种宽松的现象使在日本留学的一批爱好幻想，精力过剩，想入非非的中国留学生有暇进入司文艺的缪斯女神的殿堂。
郁达夫成天沉浸在日本文学与西方文学中，接受全新的外国文学思想的洗礼。近来他泛泛地阅读外国的文学书籍了，那是囫囵吞枣，拿来主义。他差不多什么书都看，什么作家的书都看。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借书，不是一本本地借，而是一排排地借，他借书通常是从第一排的第×号到第一排的第×号，又是从第一排的第×号借到第二排的第×号，依次借到第三排、第四排、第五排……，这种借法使图书馆的管理员非常吃惊，感叹他的消化能力，以致四十年后，他还记得那个瘦长的中国青年叫郁达夫。
他什么书都看，小说、诗歌，东欧、北欧，他也非常喜欢新诗，喜欢华兹华斯的诗，那种缠绵的田园趣味的诗一经他的头脑就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闲暇时常到郊外去散步，体会那种诗中的情趣。那种郊原的刈稻者，红日，绿野，失意的情人，他都感兴趣，他更喜欢酒吧，他觉得自己浪漫起来。有时他觉得自己精力过剩，有时又觉得自己浑身无力。
歌德、波德莱尔、施笃姆、哈代诗一般的语言令他废寝忘食，反侧于床褥之间。他越看书，性格也就越是忧郁，他觉得自己成了书中的主人公。
与主人公同命运共呼吸，一般的甘苦。他发觉自己常常在床褥上起不来，老是做没完没了的噩梦。他曾经与日本的同学一起去拜访新进的日本作家佐藤春夫，使这位日本作家大感惊奇，并且交上了友谊。郁达夫幻想太多，思想敏锐，纤细的神经使他常常感到那个岛国的军民那种抱成一团，排斥异己的品质，那种侮辱华人的言行，使他十分愤怒！
有一天，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像往常一样，在神田区的中华留学生青年会会馆聚会。一位成仿吾的同乡主持着会务。逢年过节，中华留学生在此举行恳亲会或者联欢会、同学会。有时在这里举行学术演讲，名人演讲，恳请中国政府大员，日本政界巨头或日本的教授们光临。
这一天，由留日学生总会发起，请了当时赫赫有名的所谓日本“宪政之神”的尾崎行雄来会馆演讲。尾崎行雄是日本当时屈指可数的政治家，长期以来是日本政策的炮制者与积极的执行人，长期被当选为日本众议院的议员，历任日本的文部大臣、司法大臣、东京市长，以雄辩出名，是有名的“狮子吼”，属岛国政府的鹰派人物。那天慕名来听尾崎演讲的中国留学生有一千多人。把一个会馆挤得水泄不通，座无隙地，盛极一时。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一千学生都到了。
尾崎行雄的确能言善辩，胸有成竹，演讲头头是道。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感觉到了大日本帝国的行政长官存在着一贯的偏见，有着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蔑视与帝国官僚的傲慢。他不时要对中国冷嘲热讽几句，对中国政府事务、学生运动进行粗暴的干涉与指责。郁达夫听了如芒在背，很不耐烦，趁尾崎演讲完一段，立即站起来质询。一口流利的日本语，激昂的声调，得体的措辞，充足的理由赢得尾崎行雄当场向大家道歉，从而博得留学生们一片热烈的掌声。
“宪政之神”的演讲一结束，成仿吾，张资平等一大群熟人都围绕着郁达夫，向他致敬握手，向他表示钦佩，郁达夫也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他最痛恨的是日本政界和日本报界对中国的蔑视。那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不能忍受的。他深深地为祖国的前途而忧愁。
郁达夫是愈来愈觉得东邻岛国对中国的无穷无尽的欲念了。日本是一个自信的民族，也是一个盲目的民族，他们忠于日本天皇，而日本天皇却受制于内阁，内阁中不乏好战的阁僚。有人把日本民族比作一群有规则的游鱼，他们是极有组织纪律的，他们集体向左游去，如果此时有人在这鱼群的旁边丢了一块石头，这一群鱼将依然保持队形在一瞬间混乱之后集体向右游去。郁达夫常常为自己国家的弱小而忧伤。
他曾经读到拿破仑的那句名言，应该让中国这睡狮继续睡觉，一旦中国这睡狮醒来，整个地球都会颤抖。他也恨祖国这雄狮为什么还在酣睡，还没有醒来，为什么“德先生”与“赛先生”没有真正进入中国。他深深地感受到海外赤子为祖国母亲被东邻帝国、海外列强的欺侮、宰割的哀伤。他每日里听到中国军阀间的火并心里就烦恼。可一介书生，他又无能为力，他有时真希望投笔从戎，杀尽中国的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