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啊……。”张紫薇只得哑然，心里诅咒道，“这东西的疑心也是天下少有的了。”
“我已为你解释，今天已经很好了。”郁达夫又补了一句。
张紫薇只有默然了。他心里很是感谢这位朋友的关说，但对这东西真的要避如蛇蝎了，天下竟有如此的东西么？
郁达夫后来从同事的口中知道了黄小姐已经有了未婚夫，并且这未婚夫不是别人，也是他的那个从新加坡逃难出来，正在他的赵豫记做酿酒师的林醒黄林先生，这可使他大大地后悔起来。他后悔自己的粗心大意，又轻易答应了这洪某。不过，世上婚姻不成仁义在的大有人在，他认为这洪根培最不讲理也不至于把事实讲清后还不讲道理。好好的回绝他，也不至于讲不清楚，作为一个文化人是完全可以理喻的。
郁达夫与张紫薇、汪金丁先后说过，他可以再去找洪根培，把情况讲清楚。郁达夫估计，这家伙无论怎样无法无天，总不至于强迫从事……
郁达夫在第二天便前往武吉丁宜，对洪根培率直地说了，干脆回绝了为他做媒的事。郁达夫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洪，洪氏显然非常不高兴，心里立即把郁达夫给恨上了，认为郁达夫不肯给他努力。郁达夫一回到巴耶公务，没有回家就先回到酒厂，告诉汪金丁事情的经过。当汪金丁问起，“你看洪会怎么样呢？”郁达夫很生气地说：
“他能怎么样呢？我不怕他！”
郁达夫接着说，他要找老金他们，“我看他们得赶快离开。”
郁达夫匆匆地走了，走到了胡愈之的“椰庐”，因为他前一段时间的劝说之后，大部分在巴耶公务的重要流亡者都已撤离了，而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却还没有走，他们住在巴耶公务比较偏僻的郊区山上。他们最近还有联络，郁达夫清楚，姓洪的岂肯善罢甘休？
果然从巴吉丁宜那边传来了新的消息：说洪根培在大放厥词，非要把黄小姐弄到手不可，还威胁说：
“他赵廉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
事不宜迟，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后，设法办理了通行证手续。凑巧又有了一辆货车从巴耶公务到棉兰，一个晚上后，胡愈之与沈兹九由一位华侨青年陪同，悄悄地离开了巴耶公务。同时，郁达夫、汪金丁让正在酒厂工作的林先生立即离开巴耶公务到巴东去，同他的未婚妻仓促成婚。
大部分的朋友都走了，郁达夫更加孤独了，但是他也稍稍放下了心。
不过形势更坏了。日寇统治了巴东，对什么都操生杀大权，只要它转你的念头，你就无论如何无法摆脱。荣生旅馆处于巴东闹市区，日本人也就打上了它的主意。
台湾那时早已割让给日本，也就是说，台湾是属于日本的殖民地。
“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当然从形式到实质都是日本的。它的主持人看上了巴东闹市区三合公司“荣生旅馆”，要他们将这所有财产都转让给他们。郁达夫眼看着他们不可理喻，恨得咬牙切齿，只得予以转让。郁达夫从他们转让的财产中得了四千盾，因而就失去了这肥美的地盘……
一九四四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日，有几个日本宪兵约郁达夫同到巴东去玩，到了巴东，在雨月庄吃饭。日本宪兵叫赵桑赵大人把黄小姐的夫婿也叫了来，林君来了，吃完了饭，日本宪兵就把林君给带走了，带到武吉丁宜的宪兵部，郁达夫大吃一惊。他看看情形不对，怕林君屈打成招，事态扩大，于是挺身而出，为林君担保——
的确，日本宪兵抓去了林君，还没有审问，郁达夫说自己愿意看管此人，请宪兵队交给他。果然日本宪兵将林君交给郁达夫在巴耶公务看管。
看来，洪根培这个小混混是够毒辣的。他知道林君也是从新加坡逃难出来的，被达夫叫去，难免怀恨郁达夫。洪培根会因怀恨吐出郁达夫的真情，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但洪培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要借刀杀人，这刀未杀到人，反而被对方收了起来。他便只有赤膊上阵了。
有一天，张紫薇正在自己巴东的房子里休息，郁达夫来了。他的手里拿来了四千盾新纸币。一千一叠，共是四叠，透着苦笑。郁达夫对这朋友诚恳地说：
“紫薇啊，我看你的境况也没有什么好，这两千盾你拿去用吧。”
说着他把两千盾钱放在桌子上。郁达夫一向对金钱不那么看重，把这从荣生股份拿回来的钱分一半给这朋友。但张氏不愿意，他把钱推还给他，对诗人说：
“我的景况实在也不怎么好，不过我还有工作，还是你自己用吧。”
“这有什么相干？你用好了。”
张紫薇对这位朋友非常尊重，觉得郁达夫不是假意，而且郁达夫的年龄比他大，学问比他高，见他又把钱推过来，也就默领了。然后他们坐下来谈别的事，最后他们谈到诗。刚刚张紫薇在病中做了几首旧体诗，郁达夫要他给自己看看，张紫薇便抄给他：
下巴东
掣妻掣子下巴东，
凤风雨雨又是空。
数卷残书随我老，
柔情侠骨两消融。
郁达夫看了，连说好好。张氏随即又抄了一首：
未必蓬莱路便通，
残山剩水寄萍踪。
人间何处无知已，
白骨青山总是同。
张紫薇写完了说，“未必蓬莱路便通”这句话是偷来的，是从“孔乙己”（他们的朋友）那边的《乱离杂诗》中看来的。郁达夫说：“不错，”随手在未必蓬莱路便通一句上加了一副引号，“这句原是我的。”张紫薇这才恍然大悟，他这时才知道《乱离杂诗》是郁达夫写的，那正是组诗的第十首之首联一句。郁达夫又说：“‘白骨青山总是同’中的‘白骨’不吉利，应该改成‘到处青山一例同’才好。”这使张紫薇感到亲切、佩服。郁达夫对这位朋友讲起一些“诗话”，他说：
“一般人不知道，诗就是这一点好，心头不快乐，发泄发泄也就好了。”结果他又把张氏的第三首诗中的“上”字建议改成“阔”字，说：“这样就更好了。”
孤独的悲哀
从此伤心去，
天涯一叶舟。
茫茫烟水上（阔），
四海断肠流。
停了一下，他说：“胡迈寄了一首诗来，我和了他一首。”胡迈原是郁达夫新加坡时的报界朋友，他从华侨的朋友处不知如何，竞知道郁达夫流亡到巴耶公务，托人带了新诗来。胡迈没有从新加坡出逃，被迫在新加坡也就是在昭南岛为敌人主编《星洲日报》，知道郁达夫的情况，辗转来诗。郁达夫在桌子上取了一张纸烟筒里的纸写道：
铁马金戈动地来，
仓皇烽火出亡哀。
悠悠生死经年别，
莽莽风尘万念灰。
天外故人差幸健，
愁中浊酒且添杯。
今宵愿有慈亲梦，
吩咐晨鸡莫乱催。
“这是他的，”郁达夫边说边写，“这是我依韵和他的——”
故人横海寄诗来，
词比江南赋更哀。
旧梦忆同蕉下鹿，
此身更似劫余灰。
欢联白社居千日，
泪洒新亭酒一杯。
衰配自怜刘越石，
只今起舞要鸡催。
“大约是这样的。——好，这钱你收起来。”郁达把桌子上的两千盾指了一指，就出去了。张紫薇要留他吃饭，他不要，他说有人等他。张氏因为还有课，故目送他走了出去。
两千盾钱做什么好呢？张紫薇想来想去都不适当，后来他把其中的一千零五十盾，买了一个钻石戒指，用以留做纪念。他非常尊重郁达夫的友谊，一看到这戒指就想起当时的情形，这是郁达夫的纪念物呀，他非常珍爱，他觉得确有“听君一席语，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终于有一天，张紫薇遇到一件莫名其妙的事——
巴东宪兵部文教科副科长市村不知怎么回事，知道了郁达夫送给他两千盾钱，他到这学校里去找他。
“赵廉你知道吗？”
“我知道。”
“在哪里认识的？”
“苏西。”
“怎么认识的？”
“他来参观学校。”
“他有两千块钱给你吗？”
张紫薇大吃一惊，这日本鬼子是如何知道的呢？他故意表示听不懂，市村在纸上写出来。张氏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反正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必要，也就坦然承认了。并且把得款的实情告诉他。
“是的！”
“这钱呢？”
“买戒指了。”
“戒指呢？”
张紫薇递给他看，他狞笑了一会，问道：
“多少钱买的？”
“一千零五十盾。”
市村把戒指还给了张，又问他：
“有什么约束？”
张紫薇懂得他的用意了，警惕起来，发誓说：
“没有，什么也没有。”
“你知道‘郁达夫’吗？”
张紫薇又是吃了一惊，故意表示不懂，市村又写了出来。张紫薇立即说：
“这名字好像看见过的……”
“他在哪里？”
“那却不知道。”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市村定睛看了这位校长一会，张紫薇重复了一遍：
“不认识。”
市村立了起来。“好！不可以对任何人说起我问你的话。说了，宪兵折你的骨！”那话是恶狠狠的，然后走了。
张紫薇捏了一把冷汗。后来，他还是告诉了郁达夫。他也觉得很奇怪，一片茫茫然，究意是谁告密了呢？
自从郁达夫一九四三年设法离开武吉丁宜的宪兵部之后，日本宪兵部换了通译，日本的宪兵部的所谓“苏门答腊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进展，拘捕了一批荷兰及当地土著、华侨的人士，杀害并拘捕了七十多人，这在荷兰方面称为“红手帕事件”，而在中国方面则称为“九二。事件”，战后，为了此事，一批日本宪兵、军人、警察为此被判刑，有的甚至被判死刑。这个“工作”其实主要迫害了一批华侨，针对一批华侨抗日组织，但在日本方面却认为主要是针对荷兰方面的谍报人员，这与战后审判时，西方人的命比中国人的命“值钱”这种歧视有关……
日本宪兵在苏门答腊岛上的第二件大事，是对抗日秘密组织的侦查，是日本宪兵称之为“力工作”或称之为“力号工作”的一个重大事件，这工作意为华侨工作。该事件曾以《抗日援蒋华侨之一网打尽》为标题载人《日本宪兵正史》中，据这文章，华侨抗日领导人的要犯是赵廉，也就是郁达夫……
大东亚战争爆发之前，新加坡的抗日华侨鼓动南洋各地的华侨，致力于推进抗日运动的高涨，与此同时，募集起巨大的援助资金，资助重庆政府。在苏门答腊也有其强大的地下组织。
昭华十八年初之后，再次发现这一地下组织有筹措活动的迹象，并且，重庆国民党要人赵廉潜入中苏门答腊，领导这一组织。
宪兵队长平野大佐在获悉了有个抗日援蒋运动的地下组织这一情报后，极为重视，将其命名为“力工作”，命令下属各分队予以侦查。昭和十八年十二月中旬，动员下属各分队实施一网打尽，逮捕了一百二十名嫌疑犯。审讯的结果，犯罪事实确凿的约三十人被送交军事法庭。
但本事件被拘捕者中，并无所期待的要犯，并且是有明确的组织一事也无法得到证实。该运动首魁，被认为是该组织领导人的赵廉，因对这次拘捕行动事先有所预感，逃逸在外，最终未能捕获。
这是日本宪兵正史中的记录，是一份有关郁达夫的重要文件。但在铃木正夫《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中，认为这个赵廉与日本宪兵的“苏门答腊工作”即“叉工作”有关的周斌搞错了。其实不然，这赵廉正是巴耶公务的郁达夫。不过对郁达夫这一案件中的侦查与结果，正说明了日本宪兵的低能。日本宪兵从洪根培的告密中，觉察到郁达夫是一个大人物。郁达夫的身份也非常符合那篇文章的特征：郁达夫曾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第三厅的设计委员，军衔是少将，在新加坡又是真正的名人，担任过文化界抗日救国协会主席。对这种人日本人是记在心上的。这与洪根培的告密时间也相契合，正是一九四三年底与一九四四年初。日本宪兵当初是非常起劲的，以为抓了一条大鱼，把这工作命名为“力工作”便是证明。平野丰次也确是大大的狡猾，希望放长线钓大鱼，把反日的华侨一网打尽。因为郁达夫事实上不是一个抗日组织的头头，有否明确的组织也无法证实，当然这样他们也就无法去抓这后来证明是郁达夫的赵廉，抓郁达夫对他们来说意义并不大。日本宪兵里面大概也是严格保密的，所以知道赵廉就是郁达夫的日本人并不多。
这个平野丰次是知道的，可战争一结束，他就自杀了。连写成这篇文章的当初担任苏门答腊特高课课长的那个人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这一直住在巴耶公务的郁达夫当成是逃逸的罪犯，事实上，后来日本人在巴耶公务建立宪兵队，日本宪兵经常出现在郁达夫的家中，对郁达夫实行监视居住都说明赵桑曾经为敌人多么重视。而其结果却使日本人大失所望……
如果说赵廉真的是华侨抗日组织的魁首，那么日本宪兵可以大吹大擂了，但实际结果出乎当局意料之外，这个赵廉仅仅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大陆的一个知名作家，现在他们通过种种侦查，根本不存在一个抗日的组织，只是一个郁达夫，而这个郁达夫只与一些华侨有来往，没有反日的证据，而且这个赵廉曾经在他们的宪兵总部当过长达一年的通译，他们也有摆脱不了的干系，现在他们只是监视，这郁达夫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抗日组织的魁首呢？他们正在侦查……，他们确实在实施寻找这些抗日华侨一网打尽的计划，在全苏岛侦查与郁达夫有关的案件，准备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肃清“不稳分子”，在南榜，埋人坑都已经挖掘好了，将活埋的除了郁达夫、胡愈之等数十人外，还有侨长、侨领、侨校校长、印尼人政治头目与社会名流。在巨港、巴东、棉兰、巴耶公务等地的人将在同一天做忌……
《日本宪兵正史》中对郁达夫也就是赵廉的记载决不是笔误，而是来不及实施的血腥。而郁达夫后面的死恰恰与敌人的计划相统一。他竟死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二十九日，正是这个流产的九月一日大血腥的前夜，那计戈Ⅱ也就分外可信……
值得庆幸的是日本法西斯在这一年的八月十五日无条件投降了！
形势已经一片险恶，风声日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