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风雨茅庐:郁达夫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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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5章 毁家诗纪(27)

……则后方之机关,各党政要枢,尚有重重之黑幕,自然更不待言。即从后方各地物价之惊人高涨一点来说,其原因大抵在各贪官污吏囤积居奇。……此类败类不除去,则我抗战之根基,又哪里能立得稳固?

……说到我们的团结,本来是不成问题的,然自抗战发动以来,三年又三个月时间,仍复有不少摩擦或误解发生者,一半原系由汉奸们之挑拨离间,一半则显然系出于不明事理之投机党棍,在兴风作浪之故。三民主义青年团中之败类,甚至有出卖同志名单,而向汉奸政府投诚输款者。此虽系少数分子之耻辱行为,然害群之马不可有一。

过去党中政策,阴阳两面,……此风不去,后患无穷。须知我们现时,并无党派,亦无阶级,此际只有抗敌与卖国两大境界,凡抗敌者都是同志,反此便是卖国汉奸,事甚分明,亦甚简单。所谓防止某派活动,以及与自己人争夺民众等,都系破坏统一,减少抗战力量之行为……”

郁达夫是有思想的,他本可以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有这个能力与实力,可是在那个时候,像他这样的人,难道会不受到重庆当局的忌恨吗?

郁达夫也的确值得别人忌恨,他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作家,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诗人,作为一个渴望祖国强大起来的人,与五四运动与留学日本时期一脉相承。他看不惯这种腐败、独裁的政治家,他讨厌那种为了一己之私,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人,他痛恨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乃至周作人、张资平一流卖国求荣的汉奸,那是千古罪人。在他的心目中。在中国应该是摒弃一切派别,捐弃一切前嫌,一致抗敌,建设我新中国,还我河山,拯救我华南,拯救我华中,解放我华北,拒敌于国门之外,还我东北三省。他牢牢记住那几个国耻日,甲午海战、割我台湾、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七七事变、八一三战事,还有南京、杭州、武汉、广州的陷落……。可现在那些败类——党棍、政客、新军阀、发国难财的高官独裁者,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贪污、腐败、摩擦,那也是一批罪人……

一九四。年的冬天,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派了一个宣慰使来到新加坡、马来亚宣慰华侨。广大的东南亚华侨出钱出物出人支持祖国抗战事业,这也是对国人抗战到底的最大支持,蒋介石也该表示表示吧。这个宣慰使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的外交部长吴铁城,乃是蒋委员长的心腹。

蒋委员长其实是个固执、心胸狭窄、城府极深,专事于权术的政客。

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事家,更不懂得经济,他充其量是一个军阀、政客,一个独裁者。抗战前期的的溃败,蒋介石有逃脱不了的责任。这个政客专事于权术,排斥异党,即使是同党之中,也是派系林立,尔虞我诈。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本为正直的人所不齿。在他当政期间,除抗战八年之外,他的地位也不见得怎么牢固,数次被迫下野。蒋介石做这中国的最高军事统帅,他的政治缺乏远见,没有抱负,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比较起来,不可同日而语,他的一套,只有阴谋、血腥与钢刀……

蒋介石非常需要南侨的捐款,但他又非常担心南侨与共产党人发生关系。事实上南侨首领陈嘉庚北上巡视祖国抗战的大后方,已经使其十分失望,他直斥重庆政府贪污腐败成风,夜夜歌舞,日日欢宴。陈嘉庚曾会见大后方的国民党大部政要与各地军事大员,他先后考察了广东、广西、福建、四川、甘肃、陕西诸省,并且冲破重庆政府的重重封锁,于四。年的五月底访问了延安,了解延安的军事领袖与当地人民达七、八天。陈嘉庚在他后来的南侨回忆录中和在重庆极力称赞共产党的清廉与民主。陈嘉庚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人的亲切接见,极口称赞。

回到重庆后,在国民党外交协会上作演讲,大谈西北之观感。这位侨领老先生绝对称赞延安人的学习、工作、生活,而赞誉重庆的长衣马褂、旗袍高跟鞋、唇红口丹、茶楼酒馆、女子缠足的洋洋大观。又称赞延安的无失业、无盗贼、无乞丐。陈嘉庚的演讲,招致国民党大员的极为不满,其新闻报纸也大多不着一字,而《新华日报》却全文刊登。陈嘉庚之后对广东、福建诸地的政治也大大反感,都有批评,大大激怒了蒋介石,于是蒋陈交恶,这位政府首脑绝对不能容忍陈嘉庚的直言不讳,因此在年底派吴铁城宣慰,实则是去华侨中“倒陈”,而为重庆政府宣传。陈嘉庚,这位华侨的巨子,在祖国时已经与蒋介石夫妇闹僵,他的直言不讳,使蒋氏夫妇大为不快,吴铁城到南洋活动,又遇到领事高凌百因内戚某人在陈嘉庚创办的“中正中学校”行为不正,为校长除名,高凌百联络部分校董,拟更换校长,电告蒋委员长,诬指该校校长及教师多系共产党,且屡生风潮、罢课,致伤中正校誉。而蒋介石则回电取消中正二字,关系更为紧张。蒋介石更疑心陈嘉庚为共产党收买,要给陈氏小鞋穿。

政学系大员吴铁城的到来,是负有这责任的。但他的南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欢迎会上,众多侨领不顾情面,纷纷指责、痛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贪污以及离间华侨。他们在利用南侨中陈嘉庚与胡文虎不和这一点,企图实施“倒陈”计划和反共宣传。

在四。年冬的一天。这儿,天气非常炎热,在祖国的北方此时早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了,可在这赤道线上依然是热浪排空。《星洲日报》社假胡文虎的虎豹别墅欢迎国府的宣慰南侨特使吴铁城。

前面说过,因为南侨的筹赈总会主席曾亲率回国慰问团到闽桂黔滇川甘陕各地视察,并冲破蒋氏的多方阻难到达延安。蒋介石极为不满,派了吴铁城为特使以宣慰南侨的名义到东南亚一带诬说陈嘉庚为共党,破坏华侨的团结,暗地里向英殖民地当局密告共党在新加坡的扩张势力,对中英双方不利,阴谋阻止陈嘉庚返回新加坡。

欢迎会是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很多同人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参加了这个欢迎会,因为吴铁城的反陈使命在中华总商会欢迎会上已经透露。会场的布置是极为简单的,与会的是客属公会属下民众学校的学生等及《星洲日报》、《总汇报》同人,开始是由几个女学生表演几支马来歌舞,气氛平平。

报社的经理胡蛟致欢迎词,胡蛟是胡文虎的嗣子,他照例是说了几句客套话,后来取出早已拟好的欢迎词,照本宣科。

欢迎词是一点也不客套的。欢迎词直陈意见祖国大好河山半壁沦于敌手,最高当局还在独断专行,排斥异己;前方将士浴血,后方贪污横行。官官相护、朋比为奸,搜刮民脂民膏无所忌惮;我们华侨的血汗所得捐献,而孔二小姐却公然用军用飞机载运在国外的妆奁。政府委派出国采购军火的大员竟丧心病狂私吞外汇,买回过时的次品。陪都纸醉金迷,醉生梦死。大后方的穷苦百姓过的是食不得饱衣不蔽体的苦日子,欲救民族危亡,国民党亟应整肃党纪军纪,惩办贪官污吏,同时开放民主团结各党各派共商国是,全力对敌。一切排除异己,为亲者痛仇者快言行,须切实制止,吴特使南来宣慰华侨,广征民意,务望直陈最高当局……

欢迎词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老奸巨猾的吴铁城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勉强致答辞。赞扬华侨踊跃输将的爱国精神,他被欢迎辞骂得晕头转向,始所勿料,只得厚颜地答应将情况转陈最高当局。欢迎会在人心大快中早早收场。

这篇欢迎词正是郁达夫的大手笔,痛斥国民政府当局,同样的大手笔在一九二七年也出现过,有《广州事情》、《在方向转换的途中》。郁达夫还是当年的那个郁达夫!

回到报社,好多同事都围着郁达夫直叫:痛快!痛快!大快人心!

可结果却并不如意,欢迎词不能全文见报。因为吴铁城求人删去了痛骂当局的那些章节。胡文虎的虎标永安堂在川黔滇还有几间分行呐!

郁达夫的大手笔与陈嘉庚的《南侨回忆录》没有半点区别。

郁达夫这个曾经自称仅仅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的诗人,如今成了真正的勇士。他在《星洲日报》上与俞颂华配合得那么好,以至于大部分的社论都出自他的手笔。在十月之后,郁达夫差不多每天都有一篇社论或时评发表,内容涉及国内外抗战形势,中外外交动态、战场态势、敌我之比较、方方面面的情况,都在他的笔底下涌出。妻子的离异,没有将他击倒,反而全力以赴投入抗战宣传。郁达夫早已不仅仅是一名作家、诗人,也是一名合格的战士,无愧于他曾经作为一名将军!他将这一段时间全部信心投入抗战工作,倒是将文艺疏离了!

父子相依为命!而且郁达夫全力投入报效祖国的宣传,成了一个令人感动的真正文化人。郁达夫的婚变,新加坡的文化界谁都无权指责他与讥笑他,他无可指责。对于一个献身于抗敌事业的文人,谁又能指责他呢?

郁达夫在南洋仅仅是文化圈子中的一分子。这个圈子大部分是来自祖国的男子汉,他们都怀着宣传抗日的愿望而来。郁达夫与大批的文人、报人都成了朋友,他们现在常常在一起集会聊天。在这一段时间里,郁达夫认识了来自福州的一位职业小姐——李小瑛,时间在一九四一年的一月。

是李小瑛闯入了郁达夫的心扉!

是怨女旷夫?是前世奇缘?我们不知道,无从解说。郁达夫与妻子的离异七个月了,郁达夫静如止水。他忙于工作,忙于社交,忙于抗战的大业。郁达夫有了一个相依为命的儿子,更有一批南来的朋友。

这一批朋友与郁达夫基本上一样来自内地,服务于抗战大业。他们有胡愈之、王任叔、高云览、徐悲鸿……,还有刚刚来自大陆的刘海粟……

刘海粟与郁达夫相识于一九二五年,并且周旋于徐志摩、胡适、郭洙若之间。刘海粟自誉是艺术叛徒。这一年的二月开始,他应新加坡赈济总会的邀请,在新加坡开办画展,展销他的画作,并且把所得捐献给抗战事业。

郁达夫自以为把一切都看空了,妻离子散,母逝兄亡,家国罹难,他决心以身赴敌,与敌人作一个不妥协的斗争,他把一切都看淡了。

李小瑛呢?二十五岁,福州人,却是长期生长在上海,并且是上海暨南大学毕业的女才子。其时她同丈夫不合,亦刚刚离婚。李小瑛具有通常妇女少见的长处,她是一个知识女性,不仅懂国语,更懂得日语、法语、德语、英语,她也懂得多种方言,沪语、闽语、粤语,是个少见的女才子。更有一种,她光彩照人,年轻漂亮。目前她服务于英国殖民地当局的情报部。这个机构英文名称是Minisistrv of Information,华文译名有点近乎于侦察、特务部门,其实质是向市民提供消息,相当于宣传部。

李小瑛实质上是一名记者。后来她又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国语播音,是电台的播音员。因为她与丈夫刚刚离婚,郁达夫就不避嫌疑,将自己的书房供给她住。

郁达夫与李小瑛的最早交往完全是属于两个世界,两个星球。郁达夫服务于《星洲日报》,而李小瑛服务于新加坡电台,但他与她都是兼职记者,新加坡本是一个弹丸之地,文化人的交往圈子本来就小得可怜,本坡能有多少新闻?更何况这李小瑛既是生于上海的女才子,对于郁达夫自然是耳熟能详了。李小瑛是个记者,更是个文学爱好者,她本是个并非规矩方圆的新女性,如何不知道郁达夫?不消说,还是在她的中学:暨南大学时代时就熟读了郁达夫的《沉沦》、《薄奠》、《迟桂花》、《日记九种》、《屐痕处处》、《闲书》等等。她也早就读过鲁迅的一切小说,郭沫若的《女神》,曹禺的《雷雨》,甚至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郁达夫最早与李小瑛认识,自然是在星坡的报人俱乐部、白燕社一类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消息灵通,并且大都是报纸的编辑、记者所活跃的地方……

郁达夫曾经对王任叔说过,他“好色而不好淫”。郁达夫充满睿智,并且是来自大陆的文坛光芒万丈的巨星,他为人又是最随便不过,焉有不引起活泼的李小瑛注意的道理?这最早的认识,自然出于好奇、心仪,加上崇拜的吸引,更由于郁达夫的婚变轰动了整个香港、新加坡、南洋各地,作为一名文化圈子中的人,李小瑛正是在这个时候认识郁达夫。那时她有时无缘无故到《星洲日报》来找郁达夫,郁达夫对他的同事们一律称:“这是我的朋友。”

郁达夫好色,他对漂亮的女孩子有一种本能的喜欢,其实,郁达夫内心倾慕的少女也不是一个两个。自从富春城里那个漂亮的赵姓少女,还有他邻居那两个他曾经魂系梦牵的少女之后,难道他不是一向对女性极为敏感吗?到了日本后,他曾经交往过日本的女孩子后藤隆子、梅子、玉子等,不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吗?他把这一切都写入诗歌、小说、回忆。但他这人在文字上是大胆直书,可在行动上是洁身自好,即使是在日本那两性开放的世界里,郁达夫一直只有那兔子似的心。后来他阅人良多,但他为人谦卑有礼,很少涉及到那个“乱”字,他并不好“淫”。

他自小最大的爱好就是一副名士气,醉酒做诗,一个好淫的男子能做出数以百万计的高难度的文章么?但他又确实好色,正所谓“秀色可餐”。

他对王映霞这个女孩子最早何尝不是从惊艳开始呢?她那种高雅的美,曾怎样使他心花怒放?但郁达夫得到这大家闺秀的爱之后,却保养乏术,他没有长时间的卿卿我我,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感情培植上,致成怨偶,生离死别!一九四一年初,郁达夫对妻子王映霞还有一缕淡淡的爱,那是他的诗《自叹》上流露出来的:

相看无复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