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的心境自然不同，她觉得自己问心无愧，而且他抱怨丈夫在这兵荒马乱年月太不负责任。蛰居风雨茅庐，避难富阳、环山，还有逃难金华、丽水，她都不是只身来去，她有一家同行，有母亲、三个儿子、一个奶妈，不怕人言可畏，不怕他人指责，非常时期非常对待。她虽然对许君看法颇好，但她自认不是那种滥女人，自尊又自重。她知道许绍棣对她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情，他们关系暧昧，但这是因为自己年轻漂亮。她对丈夫当然可以不满，他们之中已经有了感情的裂缝，埋怨他太无责任心，所以她以“月事”方来予以拒绝。她也觉得自己对许绍棣确有好感，也同情他，同情他没有了女人而且又是那样年轻有为，官居高位，是一省的四厅长之一。他曾经与她开玩笑，要她为他做媒，她一口答应了。岂不知这种叫人做媒的做法，本身就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意味，那是一种变相的男女相悦。在王映霞眼里，这个男人要多好有多好，又幽默又有责任心又体贴人，而对于许某人对她的殷勤，她一点也不觉得过分……
而郁达夫觉得这太过分了！
从碧湖归来的王映霞，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郁达夫是满面秋霜迎候着她，这使她老大吃惊，她知道，郁达夫要发脾气了。她也觉着了自己的不是，可是她没有认错的习惯。
郁达夫一言不发，良久良久。但他忍住了，他不能当着岳母、奶妈、孩子的面发作。更不想当着整个省行政长官们的面前发作，他还不想马上家丑外扬，不过恶气难收……。
郁达夫终于开了口，他冷静、口吻平淡，态度坚决，准备只身前往武汉。他对她阴阳怪气地说：许君已经没有了夫人，她完全可以留在丽水，与他同居，永久地友好下去。郁达夫已经公开把那个厅长先生当做自己的情敌。“你要么上武汉，要么留在丽水与许君结婚，你可以自决。”郁达夫满面不悦，对妻子下了最后通牒。
王映霞当然有几分心虚，虽然她对许绍棣有几分好感，但那是逢场作戏，那是一个女人难以言传的意念，可以谓之友情。同情与友情有时可以变成另一种情愫……。其实对许绍棣有好感的也不仅是王映霞，而且即使是与许绍棣见面并不多的一位大姑娘——李家应也在其列，李家应就是准备与达夫一家七口同去汉口的李立民的女儿，她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也是徐悲鸿的学生。
女人的社交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凭着李立民与郁达夫的关系，也任着她们立即同行这一点上，李家应与王映霞十分亲热，这两天老是在一起。王映霞别无选择，她只能选择跟郁达夫上大武汉。
郁达夫松了一口气，他只要将全家往武汉一迁，认为就可以把那不和谐的杂音摒退了，可是……
有一天，郁达夫听到王映霞与李家应谈得很开心，心中忽然一动，问她何以那样开心，王映霞表示要与许绍棣做媒。
又是许绍棣！郁达夫心头一黯，但客人在前他不便做什么。只是感到惊讶，是这位大姑娘要嫁给许绍棣了吗？黄花闺女做媒自身难保，他与她倒也门当户对呀！
但他猜错了！从李家应的口里，他知道她们要做媒给许绍棣的另有其人，是孙多慈——孙韵君小姐。
郁达夫大吃一惊！
孙韵君孙小姐不是他的朋友徐悲鸿先生的情人与学生么？在徐悲鸿看来，她不折不扣是一个艺术与情感的安琪儿！那恐怕也贯穿着一综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郁达夫听说过，徐悲鸿非常爱这个姑娘，认为她是难得的国画人才，才气横溢，而且在感情上他一直少不了她，竟是认真的恋爱了。孙韵君自一九二九年师从徐悲鸿，一直到了现在的一九三八年，师生情笃。而且徐悲鸿的家庭早已破裂，徐悲鸿的妻子蒋碧薇在去年就与军统首脑张道藩如胶似漆，早已精神肉体相许了。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们本身就是如此的腐败。想到此，郁达夫心中不觉一灰，自己不正也是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么？
他认定妻子与许绍棣在背着他搞婚外恋，而正是这一个伪君子的朋友在勾引他的妻子，他的心很苦很苦……
在事业上，郁达夫可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汉子。可在感情上，他显得偏执，狭窄，他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妻子与别人太亲近。
而恰恰在这一点上，结婚十年的爱妻显得大方、活跃，郁达夫太爱她了，他知道自己的心中不能没有她。
郁达夫当然认识徐悲鸿，还是在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当时由田汉介绍他们认识。徐悲鸿那时刚刚从法国巴黎留学回国，是在中法大学还是在艺术大学记不清楚了，郁达夫与他一见如故。天下大概也太狭窄了，惺惺相惜，郁达夫从徐悲鸿的画作、谈吐中，还有那认真劲儿，他十分赞赏他，认为他是未来中国画界的一代巨擘，他看到过他的《西山古松柏》、《箫声》、《田横五百士》、《抚猫人像》、《九方皋》等国画、油画。有的是他从印刷品上看到的，他觉得此人前途不可限量。郁达夫认识很多知名的美术家，徐悲鸿、刘海粟、刘开渠，还有齐白石，他可不知道，后来这些人都成了中国美术界的一代宗师，郁达夫与他们可不是泛泛之交。他也听说了孙韵君可是一个才貌双全的淑女，温柔有礼而与徐悲鸿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了，更因为蒋碧薇已经背叛了他，却又不肯痛快地离去，还要在精神与物质上折磨他。文艺界的花边新闻本来就流传得极快，即使是在八闽山水之间，郁达夫也照样有所闻名。他的心中是非常同情徐悲鸿氏的……
可如今，郁达夫听到如此奇怪的怪事，王映霞居然要为一个不认识的姑娘作介绍。而且要把一个端庄秀淑的的姑娘介绍给一个无聊的政客，他心中非常愤怒！这真是……，何况，郁达夫对许绍棣骨子里没有一点好感。文人的心情特别敏感，政客有什么人情味？
郁达夫瞟见李家应手中有孙韵君的一张照片，那是很美很美的一个女孩子，怪不得徐悲鸿一见倾心。但他不明白，李家应何以对徐悲鸿这样愤恨，定要拆散这对恋人！如果李家应认为许绍棣这个鳏夫不错，何不自己嫁了他？一个二十六七的姑娘没人要，居然要为人家保媒！
他有些厌恶。
郁达夫当然还不知道，此时徐悲鸿正带上孙多慈孙韵君上桂林写生、恋爱，他更不知道那两个信誓旦旦山誓海盟的情人由于李家应、王映霞的作梗姻缘已尽于斯。如果他有前观性，他绝对会出面阻止……。
现在也不行啊，他们有朋友，徐悲鸿在郭沫若的信中，不也是被聘为第三厅的干部么？
许多事，郁达夫都被蒙在鼓里，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对许绍棣何以有那么多的好感，他不懂。如果他知道王映霞在这战乱中，屡次与许绍棣通信，他早就要发疯发狂了。他是不能容忍自己的妻子做那样的事的。
他虽然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复旧派，但对古代传统中的三从四德、三贞九烈还是有影响的。他认为一个女人对自己的丈夫、儿女负有重要的责任，相夫教子，不然岂不全乱了套？郁达夫虽然是新文学的健将，但他的若干想法还非常传统，这一点他与一般的名士，没有多少区别。他喜欢吟诗，喜欢喝酒，但是当然不喜欢自己被戴上绿帽子，不喜欢自己的妻子红杏出墙！
很不幸的是郁达夫无法阻止李家应和王映霞为许绍棣效劳。孙多慈孙韵君的父亲也是一个老顽固。他原来也是知道女儿与徐悲鸿的关系，一直是默许的。他是安徽人，并且还担任过北洋军阀五省联帅孙传芳的秘书。在孙传芳兵败江浙后曾经坐过牢。最近他已被聘为浙江省的教育厅任职，许绍棣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幕僚生活使他老奸巨猾。侨居丽水，孙韵君那时正要陪着父亲来丽水生活。李家应是从孙多慈的来信中得知这一信息的。
郁达夫对王映霞与李家应所做的事一肚子不高兴。可王映霞现在偏偏不是百依百顺的女人，近年来的生活，使她变得任性，我行我素。
夫妻之间难免为此抬杠，这使那位李家应小姐莫名其妙。其实李家应为人拉皮条，她自己也是既得利益，正因为她们的斡旋，在一九三八年的三月，孙韵君父女从桂林迁居丽水，最后孙多慈与许绍棣结婚，一个好端端的女孩子成了一个政客夫人。而李家应在一九三九年冬天，浙江省妇女代表会第二次会议上被推选为九名理事之一……
怀着不快，三月中旬郁达夫携带着妻子、三个儿子、岳母、奶妈，还有李立民的大小姐李家应一起到抗战的大后方武汉去走马上任。因为李家应到丽水的时间太短，还没有当面向许绍棣提起。李家应路上谈起，王映霞才知道孙韵君就是教育厅那个孙老头的女公子，而那个王映霞以前曾经见过的忧郁、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就是孙韵君孙多慈。临行前，浙江省政府的车把他们一行送到金华，然后郁达夫一家与李大小姐，坐上拥挤不堪的火车。他们经过南昌，然后乘船到达汉口。李家应正是在车上一再向王映霞提起自己是打算到汉口找工作，她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的油画系，也正是她向王映霞提起孙韵君刚来丽水，还未结婚，她要王映霞替孙韵君与许绍棣建立关系，他们一路上谈的就是这个，使郁达夫大大的不高兴。
郁达夫由于转道浙江，当他到达武汉时，由于他姗姗来迟，七处处长的职务已经落实到人，由范寿康兼职。郁达夫被任命为三厅的设计委员，且授少将军衔，当然同样主管宣传方面的工作。郁达夫自然乐意，在这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他只想做好一份抗日救国的工作。也兑现他自己的愿望。
大武汉云集着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经济界的人才。郁达夫在这里不仅与郭沫若、田汉、胡愈之、洪深……等一大批朋友见了面。而且还有幸结识了共产党人的首脑周恩来、叶挺等人。周恩来夫妇为郁达夫接风，还特地设便宴招待郁达夫夫妇。他深为周恩来的谈吐、人品、风度、笑貌所征服，印象铭记在心中，铭记永生。在这里，他也认识到一批新的军事、文艺界朋友如闻名全国的冯玉祥将军、老舍、施谊、王昆仑等人。还会见了苏联军事顾问等。在这里的人为了一个抗日的目标，他们走在一起，而且非常随便，随时集会，武汉的气氛是相当宽松的。
有了一批战友，郁达夫投入了抗战的热潮。他把一切不幸暂且抛撇了。他们的工作相当明确，主要是向全国民众，同时也对敌进行宣传，提高人民胜利的信心，同时分析形势，打击敌人。而且他们还必须亲临前线，宣传胜利。
三月廿七日，在大武汉的汉口成立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郁达夫被推选为理事；四月三日，在冯玉祥的住宅举行了“文协”一次理事会，郁达夫被推选为常务理事，研究部主任，并担任《抗战文艺》的编辑委员。尽管这两次会议均因公事未能出席。
郁达夫是认真的，征尘甫洗，立即拿起笔，展开了宣传。《承前启后的现代儿童》、《黄花纪念题辞》、《战时的文艺作家》、《抗战自入第二期后》等文章，郁达夫的情绪是高昂的。他要孩子们记住日本军阀的凶、恶、坏，应该想法子把这些比畜牲强盗还不如的日本军阀统统弄杀，永远不忘日本军阀是是我们的世仇。他要文艺家发挥自己的特长，去为国家为民族尽些一般人所不能尽的努力。同时他断言：日本军阀，这些“人类的敌人”，“疯狂的野犬”寿命长不了……
他在四月初写了这样一首诗——《廿七年黄花岗烈士纪念节》：
年年风雨黄花节，
热血齐倾烈士坟。
今日不谈闲涕泪，
挥戈先草册倭文。
郁达夫刚刚到武汉之时，正是北线敌我双方大决战时。日本北线侵略军因韩复榘不战而退守鲁西南，敌军乘虚而入，占领了鲁南。日本侵略军的战略方针是南北对进，合击徐州，打能津浦路，然后沿陇海路西上，切断平汉路（北平一汉口）占领武汉，压迫中国政府投降。
南线日军血洗了南京，屠杀我手无寸铁的军民三十万以后，一九三八年二月，以十三师团为主力，波长江沿津浦路北上，连陷奉阳、彭埠，直趋徐州，而中国守军步步为营，节节抵抗，迫使一路疯狂、烧杀抢的日军无法北进。而北线的敌军是臭名昭著的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由青岛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转南，企图与日酋西尾寿造下面的第十师团会师台儿庄，从左翼包围徐州。三月初，日军一路烧杀，气焰万丈，向临沂出发，连陷诸城、莒县、沂水、蒙阴，日军上万陆军骑兵在战车、坦克、飞机、大炮强大火力的配合下，猛攻临沂。
这一次日本侵略者遭遇前所未有的猛烈抵抗。著名的抗日名将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四十军军长庞炳勋在三月十七日夹击汤头附近日军，激战三昼夜，迫使日军退守莒县，是役双方各伤亡三千余人，击毙日军十一联队长野裕一郎大佐，牟田中佐……
三月二十三日，日援军会同莒县、汤头残敌，向我四十军、五十九军反扑。但终因庞炳勋、张自忠两部的猛烈抵抗，侵略军不能越临沂半步……。临沂战斗的胜利，斩断了北线日军的左臂，使冒险西进的第十师团失去了日军第五师团的有力配合，为中国守军取得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