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日的两点多钟，“日本皇后号”抵达上海码头，郭沫若格外感慨，上海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难以磨灭的记忆！是民国十年的西征，发起的创造社？是民国十二年，他们——与郁达夫、成仿吾三足鼎立？是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他们一起到革命的策源地广东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还有民国十七年新春，他们一家从这里亡命日本！他的记忆实在太多太多！他对前途也是一片渺茫：是到福州去与郁达夫共事？是到杭州去与妹妹妹夫共度一段时光？抑或回到大早后的四川？他离开四川毕竟二十多年了！
下午三时，加拿大邮轮靠了岸，上了公和祥码头。上海的顾高地在得知沫若离开日本后还担着心呢！当他带着几个助手在码头上看到郭沫若执着一根手杖一步步走出轮船，他才长长松了一口气，因为这可是最高当局的一件重要任务哟！
郭沫若与金祖同一踏上码头，就四处张望，寻找他的朋友郁达夫，他知道东京大使馆肯定会告知郁达夫，而他也一定会在码头上迎接。
郭沫若知道，他的回归大陆，郁达夫是他第一个也是始终值得信赖的朋友……
炎热的阳光斜照在码头上，郭沫若不禁有些失望。他不知道，刚刚从福州来到上海的郁达夫与他失之交臂，郁达夫来时加拿大邮船还未靠岸。没想到有人在他的背后拍了他的肩膀一下。他吃了一惊，转身一看，是一个面生的有些富态的中年人，那人很恭敬地向他欠了欠身，问：
“尊驾该是鼎堂先生吧？”
“你怎么认识我？”郭沫若茫然不解。
“哦，该十年了，在北伐时，我曾几次与先生接触过。我是从南京来的，我想与先生谈谈国内与南京的情形，现在我可以不可以陪先生到一个地方去？”对方始终谦恭地笑。
郭沫若对这个中年人一点也不摸底。是便衣警察还是特工人员？
那个聪明的脑袋对这些一闪则过。他知道国民政府内特工人员层层，有蓝衣社，有军统组织。还有日本宪兵……他不摸底，只得委婉地说：
“我得先去看一位朋友，过后有机会我们再谈吧。”
“那么可不可以我来看先生？请把贵友的地址告诉我。我五点多钟来看你。”对方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原来这个谦恭微笑的中年人竟是南京政府行政院政务次长何廉。而且是委员长特派他来迎接沫若的，郭沫若原来不认识他，但他从郁达夫的来信中知道了这一位朋友的名字，他放了心。他向他点了点头，让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大西路美丽园9号”。
郭沫若在这里还遇到了几个留日的朋友。接着便与金祖同一起乘汽车直奔美丽园9号。
郁达夫风风火火地赶到码头上的时候，再一次与沫若失之交臂。
但他从几个朋友口中知道郭沫若已乘车到“大西路美丽园9号”，而何廉也已乘车离去。
美丽园9号！郁达夫当然知道，那是法租界中法文化基金会所在地，也是在孔德图书馆所在地。而图书馆长正是他相交已久的朋友沈尹默！沈尹默是一位真正的书法家与学者，他决定立即到那里去。
当郁达夫到达法租界的大西路（今南京西路）中法文化基金会所在地沈氏的住所时，这里对他来说最熟悉不过了。当年郁达夫还在上海时，他与鲁迅、蔡元培、宋庆龄、林语堂、杨杏佛……为民权保障同盟一分子时，常来这里。郁达夫与沈氏三昆仲更是经常在一起的好朋友。
为了慎重，顺路到了施蜇存家里，邀他一起同去。
郭沫若的到来，无疑是海上文化界的一件盛事。加之大西路是在南京路西侧，这一带又住着不少的文化人。大家一齐到沈伊默家里来，来人有杂文社的姚潜修、创造社的旧友张凤举、李初梨等人，大家一齐为郭沫若庆祝，并商量郭沫若的出路等问题究竟是从事教育、从事行政或者从事古文研究。郭沫若的心中自有主意，他准备秉笔请缨，报效祖国。也正是这个时候，何廉找上门来，向郭沫若介绍了最高上峰的意见，国内与南京形势，表示南京政府必有所借重。正在这个时候，郁达夫与施蜇存信步前后踏进门来。
两位好朋友乍一见面，竟是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只是紧紧地握着手，他们的感情与友谊，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一切尽在不言中……
何廉走了，郭沫若、郁达夫和他们的朋友们都已知道，南京当局对郭沫若的回国自有种种安排，他们知道，一起到福州去是不可能了，他们在抗战的道路上将是最好的同志。大家继续谈论着沫若的归国，郭沫若还亮出了那首为国请缨的诗，大家都十分敬佩。到了晚上六时多，郁达夫表示由他做东。叫来了辆汽车，请全体朋友一起到来喜饭店。
郁达夫对冰心、林语堂、丰子恺、钟敬文、川岛、叶圣陶、茅盾诸人的评价也是人木三分的。他认为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作家”。林语堂“生性戆直，浑朴天真……《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的是书生本质，至于近来之耽于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代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丰子恺的散文有“浙西人的细腻深沉的风致”，“清幽玄妙”。叶绍钧“风格严谨，思想每把握得住现实”。茅盾“阅世深了，所以行文每不忘社会，他的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中国若要社会的进步，若要使文章与现实生活发生关系，则像茅盾这样的散文作家多一个好一个，否则清谈误国，辞章极盛，国势未免要趋向于衰颓”。
郁达夫选散文是用他的心去研读、探索的，了解作家个人与作品精髓，在现代文学界很少有这样的人物，他是一株盛开鲜花的大树，而这盛开鲜花的时候，是在经过严冬的风霜锻炼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他严谨的分析、扎实的评论。
周作人的选法与郁达夫迥异，导言也没有郁达夫的明晰清辨，他的导言是左右调和的。他的导言姗姗来迟，直到这一年的九月才交稿。
他说：
“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与右派，无论是左是右，都没有什么关系，这总是两位，即是禅宗与密宗，假如容我借用佛教的两个名称……”
郑伯奇《现代小说导论（二）》中对郁达夫的早期创作有很公正的评价：“郁达夫给人的印象是‘颓废派’，其实不过是浪漫主义涂上‘世纪末’的色彩罢了，他仍然有颗浪漫蒂克的心，他在重压下的呻吟之声中寄寓着反抗。”
郁达夫是不幸的。虽然他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好父亲，对儿女的责任感不是那么强烈，但他是一个仁慈的父亲。一九二六年冬，他失去了第一个儿子龙儿，他为生活所逼，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广州谋生，一个五岁的儿子竟患了脑膜炎离他而去。郁达夫夫妇当时还为此大病一场。中年丧子之痛是可想而知的。几年前，他惟一的女儿静子因多种原因送人抚养，在无声无息中断送了年幼的性命。在今年的五月，他再可是‘陶潜诗喜说荆轲’，他在东篱下采菊的时候，当然也忘不了社会的大事。‘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的气概，而可以从他的作反语用的平淡中想见得到。
鲁迅性喜疑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所看到的都是社会或人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这与其说是天性使然，还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因为他受青年受学者受社会的暗箭，实在受得太多了，惊弓之鸟伤曲木，岂不是当然的事情么？在鲁迅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腔热情。这一种弦外之音，可以在他的小说，尤其是《两地书》里面看得出来。我在前面说周作人比他冷静，这话由不十分深知鲁迅与周作人的人看来，或者要起疑问，但实际上鲁迅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只是勉强压住，不使透露出来而已。而周作人理智的固守，对事物见解的明确，却是谁都知道的事情。
周作人的理智既经发达，又时时加以灌溉，所以便造成了他的博识。但他的态度却不是卖智和炫学的，谦虚和真诚的二重内美，终于被他理智地放了光，博识致了用。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一个中庸的人，若把中庸当作智慧感情的平衡，立身处世的不苟来解，那或者还可以说得过去，若把中庸当作了普遍的说法，以为他是一个善于迎合，庸庸碌碌的人，那我们可就受了他的骗了。
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把他们两人的作品选成这一本集子的中心，从分量来说，他们的散文恐怕要占全书的十分之六七。
……"
郁达夫对周氏兄弟的崇拜与爱戴是可以想见的，但他对鲁迅更加尊敬，对周作人则有微词，但有谁能说，在中国现代的文人中，比郁达夫更了解鲁迅与周作人呢？郁达夫是富有热情的，但他的判断是准确的，而且入木三分！短短的一段文字，却把兄弟俩的品格迥异剖析得十分透彻！
“鲁迅、周作人在五十年前，同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破落的旧家，同是在穷苦里受了他们私塾启蒙教育，二十岁以前，同到南京去进水师学堂学习海军，后来同到日本去留学，到这里为止，两人的经历是完全相同的，而他们的文章倾向，却又是何等不同！
鲁迅的文章简炼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以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详细见两地书中批评景宋女士《驳复校中当局》一文的语中——次要之点或者也一样的重要，但不能使敌人致命之点，他是一概轻轻地放过，由它去而不问的。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致，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淡，句句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名就不对，一篇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当然，这是指他从前的散文而说的，近几年来，一片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人古雅道劲的一途了。
两人文章里的幽默，也各有不同和色彩：鲁迅辛辣干脆，全近讽刺；
周作人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一….
其次是两人的思想了，他们因为所处的时代和所学的初基，都是一样，故而在思想的大体上原也有过许多相似之点。不过后来的趋向，终因性格环境的不同，分作了两歧。
鲁迅在日本学的是医学，周作人在日本由海军改习了外国语，他们的笃信科学，赞成进化论，热爱人类，有志社会改革，是弟兄一致的。而所主张的手段，却又各不相同。鲁迅是一味激进，宁为玉碎的，周作人则酷爱和平，想以人类爱来推进社会，用不流血的革命来实现他的理想（见新村的《理论与实际》等数编）。
周作人的头脑比鲁迅冷静，行动比鲁迅夷犹，遭了三·一八的打击之后，他知道空喊革命，多付牺牲是无益的，所以就走进十字街头的塔，在那里放散红绿的灯光，悠闲地，但也不息地负起了他的使命，他以为思想上的改革，当然还是要做的，红的绿的灯光的放送，便是给路人的指示。可是到了夜半清闲、行人稀少的当儿，自己赏玩赏玩这灯光的色彩，玄想玄想那天上的星辰，装聋做哑，喝一口苦茶以润润喉舌，倒也是于世无损，对己有益的玩意儿。这一种态度，废名说他有点像陶渊明，个作家有那么多的伤口问世呢？郁达夫还是一头好奶牛，生产着大量的奶……
在春节那天，他阅读着《龙川文集》，为龙川陈亮的诗词所大大感动，那是一个豪放的爱国诗人，嗣后他登上杭州的吴山，写下了《乙亥元日读（龙川文集），暮登吴山》的诗，以言其志：
大地春风十万家，
偏安原不损繁华。
输降表已传关外，
册帝文应出海涯。
北阙三书终失策，
暮年一第亦微瑕。
千秋论定陈同甫，
气壮词雄节较差。
他感愤时事，偏安南京，听任东北四省失陷南京当局，与南宋小朝廷有何区别？昔日繁华的临安——杭州今日依旧繁华，可北方的敌寇之氛早已日深了！
可这一段时间，他所做最多的却是编选《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郁达夫的选择标准是相当严格的，郁达夫的艺术标准是相当崇高的。
他崇拜并为之倾倒的作家并不太多，着重选取了鲁迅周作人兄弟两家的作品。鲁迅的杂文、散文，周作人的杂感选得最多，占全集的一半以上。
他的导言中评论也是辛辣、老到、准确的，其评论入木三分，一针见血！
他在三月下旬交出选稿，并应要求写好了《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交付赵家璧。无疑，他的选稿难度是极大的，而且是鲁迅、茅盾之外最快的编选人。他的《导言》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散文发展做出了系统的评论，他的评论与编选一样，特别着重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对他们有特别的评论：
茅盾、蒋光慈、丰子恺、钟敬文、田汉、冰莹、许钦文、冯沅君（湖畔诗人等）、丁玲。
此稿，我原抄出一份，以后想到，当逐日增加上去。现在我所增加的一批，就算作第二批好了。
此外，还有名不甚著，而小品散文之类，间有很好者，如浅草社同人（如陈讳谟、陈翔鹤等）、湖畔诗人同人（如冯雪峰、修人、汪静之等）只能以团体分了。
陈逵君曾与谈数次，他最近回故乡度岁去了，春天来想必有再见的机会。
你若有第三批人想出，可将前一两批人的名字省去不再录一道，即以第三批人为眉好了。
大约三十万字一册，也很难，到后来总得滥选一点才能补足字数耳。匆问近好！
达夫敬上
一月廿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