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若，也送我一首诗吧！”
郭沫若持笔稍停片刻，龙飞凤舞，一挥而成一首七绝：
十年前事今犹昨，
携手相期赴首阳。
此夕重逢如梦寐，
那堪国破又家亡！
郁达夫好感动，沫若赠诗充满激情！十年前事，历历在目。上海创造社草创时期，他们为了杂志的发行，不是曾经以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齐自居吗？十年事宛如一场春梦！如今历历往事犹记，国破家亡在前，他们是决心共赴国难了！
小田岳夫，那些天天天陪着郁达夫。有一天，他对郁达夫说：
“在东京，你没有逛逛妓院吗？”
那本是十分平常的事。在东京，一个文人玩玩艺妓，嫖嫖女人，是非常正常和司空见惯的事。郁达夫知道，民初时期的中国留学生在此方面也比较随便，一部《留东外史》写尽了这方面的狎邪。在东京这个性开放的社会里，那是十分平凡的小事。
郁达夫可不是这样，他现在是一个好丈夫，忠于自己的妻子！年轻时他也有过这样的荒唐，虽然次数并不多！现在他是绝对不答应的，为了妻子他不能那样做，他仅仅笑笑说：
“不行啊，内人不答应……”
这未免使小田岳夫感到意外，人家不是说郁达夫生性浪漫吗？可事实上，达夫遵守诺言，与妻子成婚近十年来，他从不嫖妓。
为了欢迎郁达夫，除了改造社山本之外，还有日本中央公论社社长山岛中雄作主持的欢迎宴会，竹内好、武田泰淳为中心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举办的欢迎宴会，东京诗人俱乐部、东京笔会举办的欢迎会，宴会、例会无一例外都请郁达夫、郭沫若参加……有一天，郁达夫还参加了金子光晴、古谷纲武、谷川彻三等人为他特设的便宴。郁达夫兴致很高，在那里喝酒。傍晚，作为答报，郁达夫在神田的大雅楼中国菜馆招饮谷川夫妇、金子夫妇。郁达夫那天特地过江户川邀请郭沫若一家，郭沫带来了他的两个儿子阿博与阿佛。那一天郭氏衣着随便，仅穿着件日本人的和服，乍一看去，沫若与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而外面却没有日本人穿的披风，冬天季节北风劲吹，郁达夫怕郭沫若着凉，在一所洋货店看到一条骆驼绒围巾，立即掏钱买来给郭沫若披上。这使郭沫若非常感动，郭沫若在那一天的日记里称誉达夫的“义举”：“真是使我感激，想到了古人解衣推食之举。”郭沫若在日本的生活并不如意，对于一位侨居日本千叶的文人，又有那么多子女的人家来说，真可谓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他们双双谈论回国服务，对日本的未来充满忧虑。但他们也把日本朋友与那些政界人士区分开来。那一天晚上，他们在北京菜馆里等到了那两对日本朋友，那是一种祥和的气氛，具有中国特色，饭后品茶之时，郁达夫、郭沫若还为他们唱了几支流传于上海一带的中国歌曲，宾主尽欢。那种热闹惬意的联欢，使日本人为眼中的这一对中国朋友深受感动。
郁达夫在日本是繁忙的，访客之余，他还为日本《读卖新闻》写了《今日的中华文学》，介绍中国文学的动向，作家与作品，当然这些文章是一流的日本文写成的。文章推崇鲁迅，肯定左联，并且肯定上海为中心和文学杂志《文学》、《作家》、《中流》等，更谈到中国文学的方针，打倒帝国主义、抵抗侵略，提出今后文学是“国防文学”与“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等，介绍中国文坛现状。
郁达夫访日期间，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被蒋介石命令派往西北攻打红军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在民族危机日深的这千钧一发时刻，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在这内战的前线西安毅然发动兵谏，逮捕扣押了正在西安督促张、杨进攻工农红军的蒋介石。张杨发动兵谏，打出抗日联共的旗号。西安事变其实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张、杨乃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功臣。内战中的中国以此为契机，十年内战你死我活的两党两军，最终结成了统一战线，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郁达夫是从日本的报纸、电台上知道这一消息的。十二月十三日，日本朝野、通讯舆论大哗，认为中国立即联俄联共，中国在赤化。中华民族国家的统一，这正是日本朝野所不愿见到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他们最希望见到的正是中华民族的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天灾人祸，他们正是这样做，分割我中华蚕食我国土。一九三六年的国际形势是一个战前的年头，德国、日本、意大利结盟，英国、法国等也在结盟。世界大战形势一触即发。而日本军方对中华民国的压力与日俱增，攻势是咄咄逼人……
郁达夫是中国最有良心的作家之一，他痛恨日本当局，热爱自己并不强大的国家，他欢迎着西安事变的到来。但他是了解中国的，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大国，历史的包袱太重太重，她不可能一下子达到日本人所想象的一致共产化，他深知八、九年来蒋介石政权的破坏性宣传，使有产者视共产主义如蛇蝎，国共的联合肯定是相当复杂的。作为一个作家，他太了解情况了，这正是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的抬头，民族意识的高涨。他为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作了《日本朝野要重新看中国》的政治论文，就“西安事变”警告日本当局，对中国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不要抱有偏见，“日本向中国派遣驻军，只能激发中国人的猜忌，加深敌日恶感”，“日本大陆政策的侵略，只能产生中国人的危机感”，知道“日本是不并吞整个中国就不罢休的”。郁达夫在论文中说：“我认为……，抗日是军事行动，有日本的侵略，必有中国的抵抗。若侵略停止，抗日亦应停止……”郁达夫对日本驻军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南，极为厌恶。
认为日本应与中国实行平等互利原则下的经济文化合作，对日本当局与舆论界提出尖锐的批评。
郁达夫在那一段时间，还走访了中华民国驻日公使许世英，为郭沫若开脱，还再与日本的政要会面，他提出自己的忠告，不要轻视整个中国和中国的知识阶层、中国民众。他是海鸥，从西安事变看出大规模的人民抗战即将到来，他好几次前往看望老朋友郭沫若，邀请沫若回国抗日，参加即将到来的民族大运动。他们在江户川边相约，郁达夫回到大陆后，一定向南京当局运动，让郭沫若名正言顺地回国。那几天，他在访客、游览之余，工作颇忙碌，为改造社写了《鲁迅的伟大》一文，称颂鲁迅，认为：“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筹，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对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风味。”他更向日本人介绍：“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别无捷径。”他应邀在霞山会馆作题为《关于中国的现状》的演讲。他还准备前往东京演讲《中国旧诗的变迁》，但日本当局居然禁止这位友人的演讲，郁达夫非常气愤，在访问沫若家时，他谈起了此事。十六日晚，郁达夫应日本笔会的邀请，与郭沫若同去参加。会后，郁达夫还与郭沫若同去于立忱寓所，他表示将过京都，自神户坐船，访问台湾，然后回国。他们依依不舍，相约后会有期，握手告别。
十二月十七日，郁达夫在东京告别了日本文艺界的朋友武者小路、秋田雨雀、佐藤春夫、林英美子、新居格、小田岳夫等一行人，于十七日晚前往京都游览，游览了日本圣德太子的道场、奈良的法隆寺，午后，还去奈良拜访日本的名作家志贺直哉，志贺还赠送了达夫一册新作《万历奔绘》。京都本是郁达夫的旧游之地，在那里郁达夫见到了中国文学研究者小川环树，住在京都大学乐友会，在新京极去吃日本鳗饭，在祗园散步，经过花见小路，他回想起还在八高时前来京都游玩，一个人孤独寂寞来京都参拜清水寺的情景，在左阿弥吃饭，可至今人事皆非！他还游览了有名的岚山，岚山红叶如火，只是可惜他所最信赖的朋友鲁迅先生已经过去，未能践约同来，他不禁满怀唏嘘。
离别了日本！离别了京都！离别了，日本的朋友！离别了他的好友郭沫若！十二月十九日，他启程到宝岛台湾访问。
台湾，原来是祖国的宝岛，可如今成了日本帝国的殖民地，挣扎在日本当局的铁蹄之下！郁达夫踏上了曾经是祖国宝岛的台湾，加深了对日本当局的痛恨。日本当局、日本强盗，吞并我台湾，分裂我东北！
如今又虎视眈眈我大好河山，侵袭我华北、上海、山东。贪得无厌的小日本呀，是中国人民的灾难！郁达夫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郁达夫在台湾整整呆了一个星期，二十三日，在台湾铁道旅馆参加《新民报》举行的座谈会，郁达夫畅谈了中国文坛的国防文学提倡，民族意识的强化，和国防文学的目的，中国民族意识是政治统一的反映等等。他还应台湾《日日新闻》社之邀，进行了《中国文学的变迁》的演讲，谈到中日关系，他说：“中国和日本，应在社会上、精神上求得一致才是正道。”郁达夫心里十分痛苦，脚下的这块土地，在他出生的前一年还是中国的领土，就在他诞生的那一年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在这里竟不能讲华语，书报统统用的是日文……
就在一九三六年的年底，郁达夫从台湾乘坐“福建丸”西渡到厦门，投宿“天仙旅社”。达夫的到来立即轰动了厦门的新闻界，厦门市的青年记者赵家欣在当天立即发了一篇访问记《郁达夫在厦门》，对这位文坛的前辈倍加推崇。厦门青年会闻风而动，在翌日立即邀请郁达夫作演讲，郁达夫也就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那一天下午在厦门青年会作题为《世界动态与中国》的演讲。
来到厦门，郁达夫知道，在鼓浪屿的日光岩住着高僧弘一法师。弘一大师的名声闻名遐迩，郁达夫当然知道，他是留日的老前辈，而且多才多艺，音乐诗歌、书法绘画，都有很高的造诣。郁达夫曾经拜访过多处大师驻锡的虎跑禅寺。他不能明白，这个在文艺方面可称一代泰斗的大师，何以一夜之间会遁入空门，成为禅宗的一代宗师。郁达夫是个俗家子弟，可他也有心灵感应，总想出家。当他受到挫折时，或者在仙山寺院中清游，爱彼山水，不时露出遁世的思想。但他毕竟是个俗人，迟迟下不了决心，牵累太重。弘一大师那时刚刚在日光岩闭门静修，很少见客。不管是官场人士，还是文人学者。他老了，而且清心寡欲，已不问世事。弘一大师对崛起于红尘文坛中的郁达夫也不甚了了。所知甚少，还是记者赵家欣到南普陀寺去找了释广洽大师。广洽大师倒是知道大名鼎鼎的郁达夫。由广洽大师向弘一大师通款，他们一齐去拜访弘一。
郁达夫就在日光岩的寺院里见到了苦行僧弘一大师，两人相见如故。郁达夫很健谈，何况他对弘一大师仰慕已久。从鲁迅、丰子恺、夏丐尊他们的口里，他对大师崇敬有加。谈话之间，郁达夫便有亦欲遁人空门的说法，可弘一大师不相信，他知道郁达夫完全是个红尘中人……
弘一大师很高兴，临行之前，送给郁达夫自著的《佛法导论》和《清凉歌集》、《临终讲义》等书，郁达夫很虔诚地领受了，他感受到对面是一个真正的大师，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三天后，他回到神州，写了一首七律寄给弘一大师，那诗当年曾发表于厦门的《星光日报》和杭州的《越风》上：
《丁丑春日，偕广洽法师等访高僧于日光岩下，蒙赠以（佛法导论>诸书，归福州后，续成长句却寄》
不似西泠遇骆丞，
南来有意访高僧。
远公说法无多语，
六祖传真只一灯。
学士清平弹别调，
道宗宏议薄飞升。
中年亦具逃禅意，
两事何周割未能。
郁达夫在厦门是受欢迎的，他在众人的簇拥下游览了鼓浪屿。作为省参议、著名作家，他堂皇地来到厦门市政府。市长专门为他举行了午宴，席间，他提议市政府将厦门大学前面的一条大道命名为“鲁迅路”。厦门的政要们也知道郁达夫除了写作外还能书善画，向郁达夫索要书画的人还真不少。郁达夫是来者不拒，记者赵家欣曾得到达夫所书的他自己的《青岛杂事诗》之一：
万斛涛头一岛青，
正因死士义田横。
而今刘豫称齐帝，
唱破家山饰太平。
他给一名政要的诗是：
晚日低霞绮，晴山远画眉。
青青河畔草，不是望乡时。
他没有忘记大敌当前，政治气压已越来越低，大有风雨在前的形势。释广洽与厦门大学的不少学生也纷纷请他作书，郁达夫一概答应了。他的赠书中一概体现了他对国家危机的高度重视，凭着一个作家的高度敏感，他知道中日战争在所难免，抗日战争不久爆发。日本财阀、政阀、军阀扩大侵华势所必然。郁达夫的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谈文字之间，在他的面前是时代的暴风骤雨！
§§§第五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直到民国廿六年元旦后五天，郁达夫方回到福州向福建省主席陈仪将军复命。这时整个中国的形势已经完全逆转，全国各界已是一片抗日呼声。“西安事变”之后，尽管两个主角为蒋介石软禁与外派“出洋考察”，可整个中国的政治毕竟已是别一种局面，国共实行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