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开始，他就与李大钊、胡适、陈独秀开始了思想上的探索，鲁迅以其独特的方式照亮了中国的思想界与文学界；在一九二三年之后，北京女师大事件开始，他与当局及其走狗，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斗争，为当局所通缉。他的最后十年，是人世光辉的十年，他总是与共产党人站在一起。一九二七年，他与郁达夫同为恽代英、张闻天等共产党人发起的中国济难会会员。一九三。年，鲁迅与郁达夫同时参加了中国自由民主保障大同盟和左联，从事叛逆的文化工作。鲁迅在白色恐怖中以无与伦比的毅力，配合共产党人工作，高举左翼文化的大旗。在白色恐怖中，鲁迅与共产党人瞿秋白有牢不可破的友谊。他曾与其他共产党人陈赓、陈云、成仿吾、方志敏、陈毅等人都有过一段动人心弦的交往。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络的一些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先生与中共中央接上了关系。鲁迅以那泼辣的“金不换”，痛斥当局、诅咒日本帝国主义。他是叛逆、爱国的旗帜。他还向刚刚到达陕北的红军打去了祝贺的电报……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真正伟大的作家！
可星殒山颓，万众同悲。鲁迅的死，轰动了整个上海、整个中国，甚至震惊了亚洲世界！
郁达夫到达时，他看到他最敬佩亲密的朋友安详地躺在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的灵床上，他额头皱纹深锁，浓黑的双眉依旧。他依然是令当局和帝国主义害怕的勇士。他面孔清癯，颧骨高耸，两颊下陷，黑发下夹着缕缕银丝，显示了他那桀骜不驯的个性。瞻仰先生遗容的工人、学生、知识阶层，络绎不断。郁达夫非常激动，只有鲁迅才配得上如此多的人民大众如此敬仰！
鲁迅逝世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中国，北平、天津、青岛、太原、开封、厦门、广州、杭州、香港、无锡、昆明等大中城市，更远及莫斯科、纽约、东京、朝鲜、南洋各国的都市。各地誉美之词纷纷发表。赞誉鲁迅先生为“文坛巨星”“中国文坛的最高峰”“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英勇战士”，把他的逝世看做是中国甚至是全人类的重大损失。各政党、团体、个人的悼念函电雪片一样飞来……
鲁迅去世的当天上午，宋庆龄、共产党人冯雪峰等商定了治丧委员会名单。委员会由十三人组成：蔡元培、宋庆龄、史沫特莱、内山完造、沈钧儒、萧三、许寿裳、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而最早发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据日本报纸《上海日日新闻》中文版报道，定为八人，乃是“宋庆龄、蔡元培、毛泽东、史沫特莱、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萧三等八氏”，其中列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尤为引人注目。
宋庆龄，这现代最伟大的女性，她利用她的合法地位，以光辉的民主思想，和深厚的民族感情，在悼念鲁迅先生的活动中，起了任何人无法替代的最重要的作用。
鲁迅生前是宋庆龄的密友，但他一直到死都未被当局解除通缉令，举行鲁迅葬礼，势必引起当局的注意。而当共产党人的冯雪峰在鲁迅先生逝世的那天凌晨，对宋庆龄说起他不知道如何料理这个丧事，如果他——一名共产党人出面主持先生的丧仪，将势必遭到敌人的杀害，就在这个时候，宋庆龄毅然承担了公开出面主持丧仪的工作。也正是她找到大律师沈钧儒，并要求他向虹桥公园买了一块墓地，随后她又在许广平和茅盾夫人孔德祉的陪同下，在许多家外国百货公司中挑选了一副价值三千元的西式灵柩，盛殓了鲁迅遗体……
瞻仰先生的遗容按规定是是二十日上午十时开始的，可实际上在那一天的清晨六时，就有一群青年男女到来，二十日上午到二十二上午，上海一百五十六个团体上万名群众络绎不绝前来吊唁。人们佩戴着白花、黑纱不绝而来。殡仪馆门前悬挂着“鲁迅先生丧仪”的大字横幅，先生的遗体安置在灵床上，来唁者十人一批进入灵堂，围绕着灵床，移动着沉重的脚步，拭着眼泪，悼者中，前面已经说过，有作家、教授、学者、学生，也有粗布短衫的工人……
郁达夫来到这万国殡仪馆时，还赶上那肃穆的场面，那时已是上午十时。他看到悼念先生的最动人的场景，他看到许广平及许广平在先生遗像下的献辞，还看到灵堂摆满了花圈、花篮、挽联、挽诗、挽词，他看到了蔡元培先生的挽联：“著述最严谨，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他也看到郭沫若寄来的挽联：“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郁达夫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一度刀笔相向的郭沫若竞对先生之死如此沉痛！他看到那么多的挽联、挽辞，其后的签名册上，竟有那么多的团体：上海工人救国会、上海丝厂工人、工人识字班、店员读书会……还有学生的一些组织。郁达夫的脑袋一片空白，深悔自己来得太迟了！他的脑中是一片蒙太奇：“救救孩子！”“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怒向刀丛觅小诗！”他想起与先生的友好往来，可是先生竟真的故去了！
他知道，先生的葬礼，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他的葬仪，也是民众对民族危机的忧虑，是对日本当局的一种示威！自发的工人、学生、妇女团体，先生的亲友戚串、读者、不相识的男女老少，人数总有一万人以上，那是何等伟大的场面！他更知道，全国各地的民众要求抗日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求对日抗战的上海知识界，尤其是宋庆龄、蔡元培等原自由大同盟的组织的人士，提倡得更激烈。而现在全国联合抗战的形势已经到来。鲁迅是一贯主张抗日的，民众把鲁迅的死当做非抗战到底不可的象征，也正是他们把鲁迅的葬礼，当做抗战的具体事件。这时全国各地的报纸、民众都对已故的鲁迅先生充满了哀悼之情……
下午二时，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为鲁迅举行了出殡仪式。有宋庆龄出面主持，有共产党人暗中组织，仪式是悲壮的。送葬行列的前头就是“鲁迅先生丧仪”的白布横额，紧跟着的是挽联队、花圈队、画家司徒乔赶绘的巨幅先生遗像——刚毅不屈的眼光直视人们。后面是灵车，灵车后面是家属车，再后面是执绋者：蔡元培、宋庆龄、郁达夫、沈钧儒、郑振铎、夏丐尊、叶圣陶、许钦文等数十人，再后面是徒步送殡者、乘车送殡者……有老人、小孩、工人，还有外国作家、记者，送葬的人愈来愈多，队伍愈来愈长，足达两华里！悼歌是《打回老家去》——抗战的歌曲曲调：“哀悼鲁迅先生，哀悼鲁迅先生，他反对帝国主义，他反对黑暗势力，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他是我们新时代的号声，唤起我们大众来争生存……”
正因为有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物出面，队伍出奇地安全。队伍经过租界路面，工部局、巡捕房仅派一批穿黑皮靴的西洋巡捕与裹着花条纹头巾的印度巡捕骑着马，在殡仪队伍四周巡察监视。而在中国地界时，当局也没有敢像以前那样荷枪实弹相向。路过哥伦比亚、虹桥路时，数万人喊出震天的口号：“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
下午四时半，队伍到达虹桥公园万国公墓，公墓门上挂着“丧我导师”的横联。人潮澎湃而来，在鲁迅墓前，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内山完造、章乃器、邹韬奋等人发表了安葬演说；萧军代表“治丧办事处”同人及四个杂志同人致词。宋庆龄说，现在鲁迅先生死了，可是鲁迅先生的革命工作尚未完成，我们要继承鲁迅先生的精神，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胡愈之致哀词，在凄绝的哀乐、啜泣声中，上海民众代表王造时、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将一幅由沈钧儒题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地黑宇锦旗覆盖在先生灵柩之上。六时半，先生的灵柩由著名作家巴金、胡风、黄源、欧阳山、张天翼、陈白尘、靳以、黎烈文等数十个人扶着垂垂落入墓穴。在悲壮的队伍中，人们终于喊出：“鲁迅先生万岁！”“中华民族万岁！'，‘‘弱小民族解放万岁！”呼声不断……
鲁迅先生安息了！一代伟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郁达夫失去了一位最可敬佩最可信赖的朋友！他直想哭！
先生到了天国，未能与他一起到日本去看秋天岚山的红叶，未能再做彻夜长谈，那亲切、愉快、坚毅、慈祥的老人离开了他……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光明磊落，思想放出永远的光华，他比泰山还重！郁达夫想起自己赠送先生的那一首诗：
醉眼朦胧上酒楼，
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盲竭尽蚍蜉力，
不废江河万古流。
他心碎了，他沉默了，脑海中一片空白。当《申报》记者采访他时，他只简单地说明了自己一知道先生过世的消息立即来沪，只可惜轮船太慢太慢了，并且告诉记者，他们本是约好不久同到日本京都岚山看红叶的……郁达夫怀着失落、痛苦的心情回到福建。他由于工作，只在沪上小作停留，安慰了先生的未亡人一番。怏怏地回到福建，他只想痛哭一场！
在上海他作了短短的停留，并应邀只写了短短的一篇《怀鲁迅》交给《文学》，与他人的长篇纪念不同，他太伤心了，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
这是他最深的怀念。文章不长，发表在一周后《文学》第七卷第五号上：
真是晴天霹雳，在南台的宴会上，忽儿听到了鲁迅先生的死！
发出了几通电报，荟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船靠了岸，到家洗了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捏紧拳头。
这不是寻常的送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先生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与日俱增的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廿四日在上海
知道郁达夫的是鲁迅！知道鲁迅的也正是郁达夫啊！郁达夫的心情太忧闷了，直到两三年后，他才开始写出他平生最好的怀人作品《回忆鲁迅》，那时回忆鲁迅的文章是日少了。
郁达夫回到了福建，他长久地沉郁在对亡友鲁迅的怀念与思恋中。
他一再去信，安慰许广平。他非常希望参与一些活动，如参加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发起纪念鲁迅的文学奖学金的募集。他远在福建，远离文化中心，但他希望能在福建省为亡友募捐、纪念，将其希望报请《福建民报》接洽。还有，他商请厦门市政府，将厦门大学前后一条大道命名为“鲁迅路”，虽然他的一些计划因形势发展太快未能成功，但他在为亡友做具体的实际工作。
亡友鲁迅未能实现与郁达夫同访日本的计划，可郁达夫却没有放弃前往日本的既定目标。
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在迅速地起变化，国际法西斯主义在抬头；国内亡国危机日深。外敌当前，中华民族到了紧要关头。举国抗战的呼声日高，抗日救国的主张在深入人心。
郁达夫在鲁迅先生逝世之前，就已经写信给日本的朋友，打算在秋后与鲁迅一起访问日本。日本的许多社团、朋友也就纷纷来函，请郁达夫能去日本作一段时间的讲学。郁达夫满怀激情，要与这位老朋友作一次东洋之行，何乐而不为？可现在他才知道，这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梦，先生一作古，行程少不得要改变了。日本改造社在鲁迅故去以后，准备编辑翻译《大鲁迅全集》，他们知道郁达夫与鲁迅的关系，邀请郁达夫前去共同研讨。
国内形势也在逆转，抗战之形势已经逐渐形成。谁都知道，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已经希望停止内战，共御外敌。
共产党人早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有蒋介石等几个人尚决心将共产党人赶尽杀绝。就是奉命到大西=I匕围剿红军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将军与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所部，也已与共产党人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默契……他们对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宁的川、鄂、湘、赣、闽、皖中国工农红军，产生了某种敬意，他们痛恨祖国东北大片壮丽河山的无抵抗沦亡，眼看华北要重蹈东北覆辙，他们再也不愿意与红军兵戎相见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才是他们的共同呼声……
郁达夫接任闽省公报室主任，无疑于创作是少了，但他已经走出浙江那死气沉沉的氛围。外敌人侵，使他成为更高意义上的战士——不仅仅是一个小兵。郁达夫延揽了董秋芳、杨骚等人才，编印有关政治的刊物，而他们都是在福建的进步作家。虽然郁达夫照样有他的应酬，与杭州时期差不多与官僚们周旋，与议员们来往，参观访问。但因为他有一个引为知己的陈仪主席，郁达夫没有他在杭州时的失意。他在奔走，士为知己者死！郁达夫做他的名士，喝他的美酒，也依然有他的那一颗良心——为国为家怦然而动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