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里很不平衡，这乡下地方是多么幽静，与上海的喧嚣适成鲜明的对照。他的心里澄清了，一个人在那夜空里，看看山，听听水，看看桐庐的城市，那里号称烟灶三千。他真想离开上海，摆脱无穷无尽的烦恼，在此结庐读书呢！
第二天，他坐着帆船，溯流而上，直上严子陵钓台来。那严子陵钓鱼台就在七里泷峡谷中的富春山上，七里滩头水深流急，有无穷的故事。那里是东汉初年隐士严光的垂钓处。山半有二磐石，高百余丈，巍峨对视，俯瞰大江，即东西钓台。这七里泷乃是浙西名胜“七里扬帆”，最是令人景仰。他一个人上东西钓台都去了一趟，那西台据传为宋末处士谢翱哭文天祥处。那东台呢？自然就是大隐士严光严子陵的隐居处了。钓台上颇多摩崖碑刻，郁达夫玩得兴起，又想起半月前的那首诗，在钓台边的石壁上题了上去J他想通过旅游暂时忘记政府当局的暴行，可他忘不了！他痛恨那焚书坑儒的现代暴政，他只想优游徜徉于此山之中。
可是他不能，他没有严先生的闲情逸致。他必须生活。他不幸生活在这个时代，有一个负担沉重的家。他必须离开富阳到上海，他在富阳的时间并不长，把所余的几个钱留给前妻与儿女，于是在一个月后就逃也似的返回上海。因为他知道，他的妻子王映霞马上就要生产了。
郁达夫非常消沉，心里十分寂寞，痛苦。他无法静下心来写小说，进步的书店差不多全被封了，出版社很少几家还能出书。那个恶毒的出版法出笼后，进步的刊物很少有了，书报受到当局的检查。他痛恨当局，但他现在也不想写什么文章去触怒当局，没有那个必要。“左联”出了一个《前哨》，是鲁迅主编的，出了个纪念死者的专号，郁达夫那时刚好回到富阳乡下，他不是战士，没有写。
与郁达夫正好相反，鲁迅坚持在上海，写下了《柔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前驱者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对当局镇压文艺界，屠杀左联五烈士，以自己锋利的笔刺向敌人……
郁达夫也不是茅盾，在这二年里，他写就了中国早期的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子夜》，轰动了整个中国的文坛。
郁达夫还是郁达夫，他继续着自己的风格，在《青年界》连续发表了自己的《蜃楼》，他悄悄地回到上海，很少与人交往。曾到哪里去，从哪里回来，他都没有对妻子讲，这使王映霞非常不快。郁达夫现在准备写自己的中篇《他是一个弱女子》。六、七月间，郁达夫极少访客，只不过走访过鲁迅先生几次。有幸的是他在鲁迅处见到过一个戴眼镜的共产党人大人物——瞿秋白，并且知道正是他参加左联的领导工作。
八月底，由于当局屠杀革命者，屠杀左翼文学界，受到国内与世界正义人士的反对声讨，白色恐怖有所收敛。郁达夫、王映霞访问了一趟鲁迅先生。那时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已经一个月了。老朋友相见，恍若隔世，在这世道中生活，还有什么民主自由民生民权？
九月初，郁达夫获得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他的好朋友蒋光慈死了！他的心中充满悲哀。这是一个左翼队伍中的同人兼朋友啊，他才三十六岁！郁达夫知道，蒋光慈又名蒋光赤，一直是中共党员，可近来他精神不振，郁郁寡欢，据说常受党内同志的批评，最后还被开除了党籍。近年来，蒋光慈身体每况愈下，可他在精神上的损失更大。左联内部的年轻人对他也极不尊重，所以一年多来，心情不好，大多是郁郁寡欢，郁达夫也深深知道他的悲哀和孤独。他知道，蒋光慈的作品一度被称为是无产阶级的典范作品，他的《短裤党》、《鸭绿江上》一版再版，短短的三、四年中再版了十多次。虽然郁达夫并不欣赏他的小说技巧，但是他对这老朋友的死太抱同情了，心里十分难过，这是他一个最亲密的朋友的死，生时轰轰烈烈，死时默默无闻。他知道，蒋光慈也与他一样，因为很少参加飞行集会，与田汉一样屡屡受到党内、左联的警告与批评，直至最后被同志所抛弃……
回到大上海，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郁达夫对曾回富阳的事一言不发，也没有坦白自己的去向。他也不太关心儿子的诞生，这使王映霞感到寒心，也大为不满，心中感受到痛苦，使她与他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裂痕。郁达夫究竟到哪里去过呢？去杭州？不像。去富阳？
完全有可能！她有一个在杭州的朋友写了信来，说在杭州江干看到达夫上了杭州到富阳去的小火轮。在郁达夫带回来的行李网篮铺盖中，她也看到郁记的标签。王映霞满腹狐疑、心焦与愤怒！她觉得她最担心的事终于产生了。她的直觉告诉她，郁达夫一定背叛了她！他一定趁她大腹便便的时候，回到前妻身边去了。她真想大哭一场，大闹一场。但她终于没有这样做，她是一个颇有心机的女子，她不能这样做。
她了解到情况的实质之后，立即给杭州的老祖父王二南写了一封凄婉、长长的家信。他相信，他精明的老祖父完全可以帮她解决这一难题，祖父爱自己甚于一切。祖父是她们婚约中的真正应允与促成者，而且郁达夫在学识上非常尊敬她的老祖父。
来去匆匆，郁达夫心里很不平衡，充满了孤寂，仿佛投身于大荒之中。自从出了“左联五烈士事件”，左翼文艺人士谨慎多了。毕竟上海不是江西的红军苏区。这儿是国民党C．C社的大本营，充满包打听的白区城市。租界里更不安全，外国巡警、特务、工部局都把共产党人、左翼文人视为洪水猛兽，在对付共产主义这一点上来说，他们是空前一致！一般情况下，共产党人、左联成员不得不昼伏夜出，以逃避当局的迫害。中共上海党组织受到极大损失之后，飞行集会、贴标语、示威游行等一套明显少了，并且也行不通。在上海滩上，文坛损失惨重，除了新月社的《诗刊》一类刊物畅通无阻之外，只有国民党的右翼文化可以发行。左翼或左倾的文艺刊物一律转入地下，并且没有书局敢于承印。
郁达夫这一段时间相当消极，他不能写过分左倾的东西，没有这个必要。叫他继续做过左的工作，他是不干的，他是作家，可是他的作品不能发表。凭着他的良心，他也不屑做那种没有灵魂的东西。张资平的东西是照样可以发表的，因为他的作品已经没有灵魂。郁达夫不屑发表这种作品。鸳鸯蝴蝶哥哥妹妹三角四角这样的作品没有生活灵魂，他是不做的。可是老是在家里蹲着，非憋出病来不可。他现在除了与鲁迅、田汉等几个朋友来往之外最多的是到徐志摩那里去，会见徐志摩与他的夫人陆小曼。可是徐志摩在上海也是来去匆匆，他在自己家里有那么多的朋友，郁达夫竟与他认真谈话的机会都没有。徐志摩是新月社中最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诗人之一，郁达夫不幸在这一点上与他相差不大。在郁达夫心目中，这个最以资产阶级右翼自豪的大诗人，是个永远讨人喜欢的好好先生，是个敢想敢说，没有心机而又有点天真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在新月社中并不多，胡适尽管也是个自由主义者，胡适从不出卖朋友，他是个学者，但未免书生气太重，与政府关系太深。而梁实秋、陈西滢那一类人，才是郁达夫所反感的，他们之间没有丝毫共同语言。
那年九月，在中国的东北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那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长期策划、蓄谋已久的阴谋事件。在江西、湖南、福建一带大规模屠杀工农和红军的蒋介石，对此持不抵抗政策，他们寄希望于“国联”，短时间内拱手让出肥沃的我大好河山东三省，强大的东北军奉命不抵抗而撤出东北。消息传开，震惊了整个中国，整个上海。全国人民群情激昂。“左联”刊物《文艺新闻》在事变后一周立即发表专号，同期登载了鲁迅先生的《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鲁迅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中国的军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郁达夫虽然不再是左联的正式成员，他也应邀在九月廿八日发表《军阀的阴谋，消灭异己的政策》答问，该文章发表在《文艺新闻》第廿九号“文艺界的观察与意见”专栏上，他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认为“九·一八”事变，这是“国内军阀的阴谋，乃利用国外他人武力，以遂消灭异己的政策”。他痛斥军阀，在这内忧外患的时刻，他毅然支持革命者，反对当局的卖国政策。郁达夫永远是那样勇敢。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怒，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联合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二十八日，京沪学生集会，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一致抗日。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各界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并到处举行游行示威。郁达夫是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痛恨当局，痛恨拱手出让大好河山的卖国行径，让日本帝国主义唾手而取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辽阔的土地。弄得祖国上下，举国若狂。他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痛恨有加，认定“无产者的专政不到，帝国主义是无从打倒的”。
有一天，郁达夫忽然想起要到徐志摩家去一趟。他听人说，徐志摩已经从北平返回上海，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上海的福熙路。他对这个诗人同学怀着非常友好的个人情谊。徐志摩是有才情的，他写了那么多好诗，和好的散文，在中国的文坛上，建立了他自己独特的地位。现在的徐志摩是中国诗坛最好的诗人，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哪里像郁达夫一样到处遭受人家责难呢？他敲门进去，徐志摩竟依然有那么多的朋友，他始终是受欢迎的，并没有太多的孤寂的感觉，哪儿像达夫那样孤寂落寞呢？在众人堆里郁达夫与这位老朋友说说笑笑，居然说到夜深的十二点。在临分手之际，徐志摩反复邀请郁达夫第二天再到他家里去，好好聚一聚，不见不散。
第二天，郁达夫未能如约。他很是希望能与这老朋友倾心交谈，但他的闲务太多了，他相信，他们倾心交谈的时机有的是。可他们都万万料想不到，这竟是他们之间的再后一面！就在那一天，一九三一年的十一月，徐志摩乘火车由沪赴南京，要在南京搭乘中行公司运送邮件的飞机去北平。徐志摩一向是个想飞的诗人，他的幻想写在诗中，放在嘴上，可这一次，他乘坐飞机，却再也没有回来。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时，诗人徐志摩与他同机的机师一同在济南城郊的白马山失事！想飞的诗人连同飞机竟成一阵大雨，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