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九种》出了第六版；《达夫全集·敝帚集》再版，增印了三千册；将前面所译的外国小说经修订合编为家之伍》，收入了《废墟的一夜》、《幸福的摆》、《一个败残的废人》、《一位英格兰的尼姑》、《浮浪者》五篇，全是欧美小说；妻子从安徽大学催取一个学期的薪金，收入颇为可观。北大催促他北上教书，当然是文科教授，周作人、马幼鱼也分别来信力请，郁达夫是原打算三月底前往的，后来只有匆匆回绝。他不能离开上海，上海目前正处于一种剧变之中，他也要参加那种民主大同盟和左联的会议。可是他也非常的不幸，中旬的一天，正巧冯雪峰来访，他发现自己得了严重的痔疮。第二天，他请兼做医生的朋友陶晶孙诊断，可能是肛门肿毒，或者说是结核痔漏，病情居然还不轻。妻子十分细心地调理了他，到了第三天居然脓浆破裂，病不堪言，陶晶孙一来，认为是非痔瘘莫属。
郁达夫心情极为紧张，立即取了五百大洋到老北门医院去求诊。
那医院是专治痔漏的医院。并且是由胡适给介绍进去的，据说医疗痔漏有特效。胡适之并且给他介绍了最好的医生，医生给他检查诊断，说非住院施手术不可。郁达夫心烦意乱，那时他虽在病中，刚好在校对自己的《小家之伍》，还得天天跑医院，痛苦不堪。医生劝他住院，郁达夫不肯，要多少银洋呀，他们一家的经济条件不允许……
郁达夫、鲁迅等五十一人签名发起自由大同盟，“左联”的成立，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关注。他们的嗅觉特别灵，当局对大同盟组织的演讲，极尽诋毁、攻击与压迫。上海小报蜂起攻击大同盟。鲁迅、郁达夫他们为了言论、出版自由，来往于各种学校之间，作了不少演讲，却遭来当局以及一些御用文人的纷纷攻击。一个署名天马的评论“自由运动”说，“或谓此辈著作家，本无所谓不自由也，各新文化书店尝见彼等著作。
今组织团体而运动自由，深望勿以自由故而反致不自由也。”“新月”社以文学批评家自居的梁实秋也以鲁迅加入自由大同盟为口实，维护新月社争“自由的文章”，对鲁迅进行反击。《民国日报》组织系列文章，追踪大同盟的演讲活动，实行诽谤与谩骂，攻击鲁迅先生与自由大同盟……
上海市国民党党部执委、教育局长陈德征针对自由大同盟的成立进行了表态：“反革命是不许有自由的，一切反革命者，如果用他们的口或笔来宣传或破坏全体国民的自由的时候，我们为民族国家计，都应该斩钉截铁地不许他们有个人自由，一切反革命者不许有集会以扰乱社会的自由，这种制裁的责任，我们是要代替民众的利益而负起来。”陈德征还说，“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下，还觉得不满么？那么连现在所给予的一点自由也得收起来。”上海国民党市政府颁令各学校禁止自由大同盟派人演讲，并勾结巡捕房，秘密逮捕主持人。
上海的风声很紧，偶然有传来的半官方消息，《拓荒者》、《萌芽》、《现代小说》、《大众文艺》将统统遭到禁止。《语丝》因作者云散早已停刊。更有消息说，当局有意捕人。
天天接受痔瘘治病的郁达夫，因病情严重，决意去医院治疗，那医院在华界上，他打算前往。可是正是三月廿一那一天，郁达夫忽然接到朋友胡适的来信警告，请他注意隐蔽。浙江省党部正在呈请南京政府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五十一人，其中有他的名字。郁达夫当时还不知道，三月十九日，浙江省党部的一群政客因为自由运动大同盟发了宣言，这一群货色的浙江省党部本是国民党CC派的大本营，权势者一贯喜欢文化界的事情。当他们得知自由运动大同盟以后立即向南京政府请功，呈请中央通缉鲁迅等五十一人，第一个签名的郁达夫正是其中之一。担任浙江省党部党务指导员、省党部执委、国民党全国党代的许绍棣正是策划呈请书的主要人员，后来也因此飞黄腾达。
胡适的警告，使郁达夫大吃一惊！浙江省党部与上海滩八竿子打不着，风马牛不相及啊。可是在那个军政、训政时期，是杀人不眨眼的时代，你能不注意么？他知道有自由思想的胡适对当局动辄逮捕杀害文化人的做法也十分反感，所以立即写信告警！郁达夫那一天接连接待几个朋友的来访，也已知道浙省党部确有这么一份呈报书，已送到南京政府，那已是半公开的秘密。
郁达夫本来就是一个多疑的人，那黑名单上有他的名字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在自由运动大同盟上第一个签字的正是自己。他不由不信，必须立刻转移……必须立刻走避，两年来国民党南京政府杀人如麻，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究竟杀了多少？就他所熟知的人就有数十人之多！
回到浙江乡下是不可能的。大上海完全可以走避，可以容身。即使是租界也是风声太紧，现在不是崇尚文字狱么？夫妇俩相对发愁，他们立即将家中所有的文件书籍包装好，转移到别处去，把重要的部分书信付之一炬。郁达夫与王映霞设法在住处附近租用了一个小小的亭子间，郁达夫一个人移居到那里，暂时隐蔽起来。好在郁达夫知道这地方没有几个人认识郁达夫本人，他与一般的知识分子交往得少了。郁达夫并且设计了种种的理由：他们对房东说是乡间来了许多亲戚，家中一时住不下；对他们的奶妈则说先生有病要开刀，住院到医院里较方便。
与郁达夫的联系仅仅限于王映霞一人，不熟悉的朋友概不接待。他们安排得天衣无缝，如果风声更紧，他们可以另外设法。这样的安排，不仅使新房东相信，就是奶妈也被蒙在鼓里。郁达夫搬到“新居”后，每顿饭菜是王映霞亲自致送，每天陪伴他到老北门医院那里去看病的也是她。好在已是民国时代，不再株连九族，王映霞可以独挡一面。
郁达夫做了市隐，他除了看病，很少离开新居。王映霞现在更忙了，一方面她得做郁达夫的通讯员，传书递简；也做他的护士，为他敷药换绷带；家务孩子当然还做得井井有条，郁达夫非常过意不去。他眼看着妻子忙得无片刻的闲暇。可妻子的心里愉快，她觉得护卫调理病中和危险中的丈夫，那正是妻子应尽的义务与责任。
郁达夫现在正是难得的清静，他在认真地读书、译著、养病。他极少出访，即使出访时也没有忘了带上一顶帽子，或者裹上肥大的围巾……
在走避之前，郁达夫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朋友鲁迅。他写信给先生，将浙江省党部那些党棍政客的恶行告知这个朋友。其实鲁迅从更直接的渠道知道了这一消息，早两天就知道了。鲁迅对浙江省党部的那一套不屑一顾。郁达夫也将情况告知内山老板，内山老板力请鲁迅先生躲一躲。
鲁迅先生非常知道当局的那一套，他们通缉令什么的，不过是想钳制人口，要人家不说话，但他因为许广平担心，内山老板的劝告，郁达关和他的朋友们的关心，不能不在内山老板书店的假三层楼里躲了起来。
那一段时间，郁达夫不得不居家，深居简出，不出现在上海市中，他不能出头露面，因为上海滩上的密探太多他不能公开地址。与之相似的是鲁迅，也与郁达夫一样，出走之前，他也先毁掉部分文件，他担心连累朋友。他的住址也极保密，知道的除了柔石、冯雪峰、韩侍桁、姚蓬子，就是郁达夫。
郁达夫可能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北大早已传得纷纷扬扬。周作人、马幼鱼、张风举、沈尹默兄弟、徐志摩、沈从文等人都翘首以待。在得知自己得严重的痔瘘之前，郁达夫原打算北上。他以此前去询问鲁迅大先生，探讨消息。鲁迅倒是希望郁达夫能够留下来，他认为此时此际北方又是军阀混战，蒋冯阎大战已经展开，他不能忘却安徽大学的耻辱。郁达夫既然是南京政府有名字的人，到哪里还不是一样？现在他一方面医治痔疮，一方面北方情况有异，薪水也不能十拿九稳，自由大同盟上的一个名字，使他彻底打消了北上的打算。
他的情绪显然低落得多了，他不能自由地拜访沪上的文学家，也不愿意加入自由大同盟的活动，他对“左联”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飞行集会、张贴标语、演讲这一套于敌无损，但徒然地暴露自己的目标，于个人的损失倒不少。一旦被捕，他的事业必然中断，两个家庭不是要喝西北风？投鼠忌器，他不能那样做。虽然他支持文学革命，但他已经不再年轻，头脑没有发热。
可共产党方面的领导人，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或是职业的习惯，他们完全把作家的特殊性置之不理，他们几乎把“左联”当做根据地的党组织那样的团体，极力把它变成党的秘密组织。要求作家搞飞行集会，在电线杆上写武装保卫苏联一类标语。他们完全忽略了“左联”成员首先是作家，而不是秘密的政治团体，使国民党当局对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有了镇压、迫害的借口。这种做法显然使这两个团体的成员十分为难，他们现在的创作固然无法取得进展，而且生活在政治的夹缝之中。这夹缝就是当局的专制与共产党人的左倾盲动路线。
那时茅盾刚刚从日本返回上海，同样也加入了“左联”，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共产党员。与郁达夫、鲁迅一样，他们对左联的行动纲领、组织原则，颇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都是文坛上的老将，不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郁达夫还因此冒险与他一起到内山书店拜访鲁迅，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们都想做一个自由撰稿人，安心著译，可是现在他们都陷入了一种残酷的环境中。
春天到来了，可是料峭的寒风依然扑面而来，租界上的气氛依然非常紧张。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与当局对峙着。“左联”组织有着严重的左倾主义。他们以组织的名义要求会员展开活动。郁达夫很生气，难道作为一个作家也去干喊口号、贴标语、请愿游行这样的工作么？“左联”
成员首先应该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
鲁迅那时的著作也不多，他购买了日译本的《高尔基全集》，写信给郁达夫，建议两人合作将其翻译人中国，这将是一件大大有益的工作。
郁达夫十分同意鲁迅先生的意见，但是上海滩上很乱，如何静得下来？
郁达夫的家居与大先生的离居，差不多有一个月，风声渐松。郁达夫与左联差不多失去联系，这使左联的领导十分不快，称郁达夫是颓废、消极。鲁迅因与许多左联干部继续有联系，境遇要好得多。而郁达夫那时与鲁迅先生的联系就依靠他的妻子亲自前往内山书店。
四月底到来了，“左联”早就通知有关人员要迎接伟大的“五一”劳动节，也通知到郁达夫，郁达夫的痔疮尚未完全复原，他很想参加这伟大的节日，但他知道当局决不会让工人和知识分子在五一期间进行飞行集会、游行示威，他有一种无名的担心。他曾经在四月底的那几天外出街道。并且写下那几天的日记：
四月三十日 （四月初二） 星期三 阴睛
四月居然到了今天了，明朝是伟大的劳动节。租界、中国地界，戒备得水泄不通。几日来青年学生及工人之被捕者共达二百多人，明天不识又要演出如何的惨剧。
患部今昨两天不痛，今晚拟去求医，收紧药线。
郁达夫的担心并非多余，四月中，“左联”曾召开过一次全体大会，郁达夫与茅盾都参加了，可那一次鲁迅没有去。会议是为迎接五一节而召开的，开头是冯乃超的一个政治报告，那报告完全是当时的左倾货色：分析了当前的阶级斗争新形势，说明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以及“左联”成员要以实际斗争来纪念“五一”的实际意义。要求“左联”成员“革命文学家在这个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应该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去，也是毫不足惜的”。会议要求把今年的五一成为血光的五一，会议要求“左联”成员参加秘密的革命活动，参加游行示威，贴标语，散传单。郁达夫听了大吃一惊，他是不能这样做的，他非常反感，这样的做法可不是自由文化大同盟宣言，“左联”纲领上所有的。
五月一日那一天，不少左联成员走上街头，的确不少人参加喊口号、贴标语、散传单。但在见到如临大敌的巡捕后，终于没有继续，一部分人偷偷地溜走了。一部分人被捕了。郁达夫、鲁迅、茅盾他们没有参加那个战场，没有走上街头，他们当然预计到这是一个非常的日子，他们谁也不愿意在这时作无谓的牺牲。但是郁达夫却非常关心这一天的街头动向，有他的日记为证：
一九三零年五月一日（旧历四月初三）星期四是阴惨的雨天，租界上杀气横溢，我蛰居屋内，不敢出门一步。示威运动的代表们一百。七人都已被囚。大约今天的游行，是不会再有了。军阀帝国主义的力量真大不过，然而这就像蒸汽罐上的盖，罐上蒸气不断地在涌沸，不久之后，大约总有一天要爆发的。
今天为表示对被囚者的敬意，一天不看书，不做事情，总算是一种变相的志哀。午后北新送钱一百元来。
“五一”节终于没有成为“血光的五一”，那时由于上海政府当局与租界工部局，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杀气腾腾。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希望在“五一”制造声势与效果，但那无异于鸡蛋碰石头！‘郁达夫得到的消息是大批工人被捕，好在“左翼作家联盟”见机得早，并未受多大的损失。可这种愚蠢的集会游行的做法，的确使郁达夫六为震动。凭几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与当局一碰么？那真是愚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