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开始了，郁达夫昏昏昭昭，一点事情也不想做。安庆的教职，使他陷入了新的痛苦，打击不轻。安徽大学有人前来上海，告诉郁达夫，原来设陷阱之说是因为有人到省教育厅去告状。郁达夫十分气愤，堂堂的安徽最高学府，仅凭几个人的告状，就可以呈请当局以赤色分子的名义捕人么？他向安徽大学当局作出严重交涉，电报，快信来往。安徽大学答应给一学期的薪金。可是反复交涉的结果，迟迟没有来款。他们请郁达夫下一学年再去安庆。郁达夫实在不愿，有意介绍第三者前往。安徽大学只寄来一百元让郁达夫夫妇过年。郁达夫不胜愤怒，一百元够么？好在北新方面送来版税两百元，一个春节总算勉强过得去。
郁达夫没有从寂寞中解脱出来，那几天，他天天醉酒，这使妻子十分心痛。王映霞提醒他，是否亲自去安庆一趟，算还工资，携回行李。
郁达夫心里有点畏菟，他立即又写了一封快信前去交涉。
正月初三，郁达夫十分不快，安徽大学的代理人来访，说安大之所以待人苛刻，是因为校长被逐，已没有负责人之故。约郁达夫到外面吃了一顿饭，郁达夫大发牢骚，约好月内去安庆算还工资，取回行李。此事是在正月末，由勇敢的王映霞亲自跑了一趟安庆，作了严正交涉才得以解决。
旧历二月中，周作人、马幼鱼来电报，请郁达夫北上，到北平大学担任文科教授。郁达夫非常想去，希望在稳定的工作中从事文学生涯。
但他一下子脱不开身。到二月底方能成行，但是他在三月初身体严重不适，产生了严重的痔瘘，住进医院，方才回绝了北平方面的邀请……
他知道，新的一年，新的一轮战斗刚刚开始！
§§§第五章 “我是作家，不是战士"
前面已经说过，在一九二八年的春夏之交，甚至到一九二八年的冬天，鲁迅、郁达夫、叶圣陶，还有茅盾，遭受到太阳社、创造社还有梁实秋凌厉的攻势，几近人身攻击！其实，就在太阳社与创造社之间，也是势不两立！那是完全的遭遇战！这固然有具体的历史原因，也实在是因为一批革命文学青年有严重的“左派幼稚病”因素。文坛上显然有浓厚的火药味，乌烟瘴气。但令人奇怪的是，到了那一年的下半年之后，特别是到了年底之后，对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作家的攻击逐渐销声。局外人的确感到奇怪，硝烟弥漫的战场，为什么产生了平和的气氛？到了一九二九年底和一九三。年初，这个复杂的局面一下子改观了，不再是烟雾弥漫的战场，而是彻底的联合。这是什么原因？是谁在此做了推动？
这是一个历史之谜，问题既简单又复杂。
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是一个非常时期。
太阳社、创造社、我们社，急剧地向左转！“四一二”、“四一五”之后，那时他们的大部分成员已经成为中共闸北第三街支部的成员，分为几个小组：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各有一个支部。在他们早期论争之时，共产党人还没有时间引导这一个组织，他们茫无头绪，一开始就把芒头指错了对象，指向鲁迅、郁达夫、叶圣陶、张资平。而这个时期，共产党内的斗争也异常的激烈！一方面在赣、湘、鄂、闽、浙、皖一带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与国民党的白军血战正酣，中间有部分领导到莫斯科去参加中共六大。在上海，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也异常激烈。文艺界的论争总是还排不上议事日程，创造社内部一再分裂：王独清投入托派，倾向陈独秀一派；张资平完全脱离了创造社，自己搞了个乐群书店，先后为后期创造社所清理开除。
也正是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当局加紧对革命文学镇压，《文化批判》等被迫相继停刊，创造社出版部被封闭，产生了极大的困难。也正是这个时候，共产党人与太阳社、创造社进行了积极的接触。共产党的负责人李立三通过潘汉年与这两个文学社团挂上了钩。这时候，陈独秀、李立三代表了两派，分别派人接触。王独清就在这个时候，加人了陈独秀的托陈取消派，并且担任了宣传部长的职务。而李立三此时派来了潘东周，以后是吴黎平参加中共党的文化党团来指导工作。朱镜我、冯乃超、彭康、李铁声、李初梨、孟超、蒋光赤、钱杏邦等等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而柔石早就是中共党员，他正是在农民暴动失败以后从浙东乡下逃出到上海找党的。这些人后来大都是勇敢的职业共产党人。
共产党从她的诞生那一天开始，就有坚定的组织原则。在论战的战火中，中共江苏省委对双方情况了如指掌。创造社的青年血气方刚，他们关心创造社的命运，反对非创造社的人，流露了浓厚的文人小集团主义。他们刚从学校毕业，从日本回国，对中国文坛所知并不多，对鲁迅他们的斗争所知更少。而郁达夫恰恰是这个时期之前退出创造社，难免遭到他们的怨恨，后期创造社的人受前期创造社几个人的影响，有了一定的成见。还有，对于茅盾、叶圣陶等，他们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也是不留余地。后期创造社社员当时也还不是中共党员，后来才入了党，因制度尚未建立，没有具体诉求，言论行动通常自作主张，处于一种混战状态，有严重的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他们的目的是凭借《文化批判》这面旗帜，自以为掀起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运动。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也是一些较粗枝大叶的理解，对文化界的思想工作更缺乏全面细致的调查，单凭一股热情出发，一开始就把矛头对错了。
“福本主义”在他们的头脑中还存在着，他们想强迫“既成作家”都“转换方向”，他们提出不少错误的言论。创造社与太阳社之间本来也存在着不少分歧。可在攻击方向这一点上思想却空前一致。但鲁迅对这一件事情是严肃的，他展开了完全正确的反批评。鲁迅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他与郁达夫自始至终没有反对过“革命文学”，但他们对这种幼稚病进行了毫不犹豫的反击，反对那种不妥当的提法。但出于宗派原因，成仿吾、彭康、李初梨、冯乃超、阿英（就是钱杏邮），还有郭沫若一再写了攻击鲁迅与郁达夫等人的文章。那件事显然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中共中央通过组织干预了这种论战。到了一九二九年，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李富春找了文艺界的党员谈了话，批评了两社、团对鲁迅态度的错误，也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之间的相互对立的错误。两社一同在北四川路永安里创造社编辑部开座谈会，端正认识，消除成见，为大联合打下了基础。他们都谈到对鲁迅的态度，认识到鲁迅始终未反对过“革命文学”，反对的只是两社团中的幼稚理论，其中也有一些错误。钱杏祁曾经说出令人发笑的事实的真实：
“真的，有时我觉得他错，有时又觉得我自己错，真弄糊涂了，弄不清楚。”
在那个会上，他们决定联合鲁迅，产生了与鲁迅一起战斗的强烈愿望。潘汉年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命令，立即解散了太阳社、创造社，停止对鲁迅的攻击，联合鲁迅。
事实上，还是在一九二八年底，冯雪峰就开始与鲁迅联系，当年那工作是缓慢的。冯雪峰与鲁迅没有什么联系，通过郁达夫，冯雪峰认识了鲁迅，他是湖畔社的老诗人，是二七年的老党员。潘汉年也与郁达夫有同人之谊。郁达夫与他有交情，他必须亲自去鲁迅处，郁达夫与钱杏邮的交情也不薄，他曾秘密加入太阳社，赠送版权，彼此熟悉，没有什么宿怨。郁达夫还参加过共济会，为共济会的机关刊物《白华》撰过稿。
郁达夫是很少记仇的人，他虽然与他们有龃龉，但他是个热心的人，这早已为那些老同人所知。在创造社被封，部分人被抓时，郁达夫曾经到处奔走……之后冯乃超亲自拜见鲁迅，不愉快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正式联合。
进步的文化人麇集上海！进步的刊物在上海滩上发刊！那是与当局不和谐的音符。当局在逮捕人、杀人，而这些文化人不时发出抗议声与揭露的呼声！当局封闭书店，封闭学校，检查书刊，企图以政府的需要为一切思想言论的准则，舆论一律。统治者以议论、文字、出版罪治罪于人，那是文字狱，是古代的封建嫡传随意杀人做法，情形险恶。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完全明白，文化劫难已经开始，而更残酷的劫难还在后头！上海是革命之源，上海也是政府当局政客的老巢，交锋在所难免！
一九三。年二月间，中国自由民主大同盟在上海正式成立，三月间在由鲁迅和冯雪峰编辑的《萌芽》月刊上公开发表成立宣言：
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
我们处在现在的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查禁快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语不能自由，封闭学校，教育读书不能自由。一切群众组织，未经委派整理，便遭封闭，集合结社不能自由……不自由之痛苦，真达于极点！
我们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坚决为自由而斗争。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共同奋斗！
郁达夫那时沉浸在孤寂之中，他是个向往自由的人，他比任何人更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安庆大学当时的内幕，郁达夫现在已心中了了，经过交涉，安庆方面愿意发给他一个学期的薪金，他们希望郁达夫在新学年再去安庆。郁达夫满心不快，他向校方推荐了大名鼎鼎的林语堂教授，林语堂一口答应。不久北新方面送了账单来，到了一月中，他们还欠挂郁达夫一千二百元的版税，每月还可致送。郁达夫为之一喜，心中才觉稍稍宽慰。
二月中，郁达夫与鲁迅、柔石、田汉、郑伯奇、冯乃超、潘漠华等五十多人参与发起自由运动大同盟。会议地点就在上海法国基督教教堂内，签发了宣言。郁达夫名列第一，鲁迅名列第二，还有柔石等都在上面签了名。宣言书印出后就是这个程序。郁达夫与鲁迅的心理完全一样，他们并不想在那个名单上签名，因为他们清楚，那实质上是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容易引起麻烦。但主持人希望人人签名，郁达夫时时有勇猛的创举，他的名字就签在最引人注目的首位，作为领衔。
自由大同盟，应该说是一个松散的知识分子的组织，可那时的共产党人无疑是深受左倾的影响，要求按领导意志，做讲演，搞飞行集会，领头喊口号，散发传单。郁达夫非常反感，他心里想：我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个战士。他们分别被派到大学里去演讲，冯乃超、潘梓年等人到暨南大学演讲，鲁迅、郑伯奇被派到大夏大学，郁达夫也被派到暨南大学进行了一次演讲，其他如复旦大学、中华艺术大学、乐天文艺社、中国公学，先后都有人被指派去进行了一次演讲，有的成功，有的不很成功。
那都是在三月上旬，以自由大同盟的名义去参加演讲的，即使是“左联”
成立以后还做过这样的事。
郁达夫职业的不自由，心中的不平，大量地倾诉在作品上，不平则鸣。他现在完全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他丧失了正当的职业，尽管大量的创作已为他赢得不朽的名声。
由于郁达夫的推荐，得到徐志摩帮忙的沈从文，现在已经在小说界崭露头角。他的作品大都发表于北平的《晨报副刊》上，后来发表于《现代评论》、《小说月报》、《新月》杂志上，具有湘西风情的小说、散文给他带来了很高的声誉。沈从文没有忘记这位在苦难中拉了他一把的恩师与朋友，他在注视着郁达夫。在那一年的二月间，他写了一篇论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他是那样的推崇郁达夫！他说：“这两人是国内的年轻人所知道的。知道第一个会写感伤的小说，第二个会写恋爱的小说。使人同情的也就这一点，因为这是年青人两个切身的问题。
穷为经济所苦恼，郁达夫那自白的坦白，仿佛给一切年青人以好机会，这机会是用自己的文章，诉于读者，使读者有‘同志’那样的感觉。这感觉是亲切的，友谊的成立，是一本《沉沦》。”沈从文的确推崇郁达夫。这个人的人格、思想都对他这个乡下人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他时刻关注郁达夫已经六、七年了！他现在正在北大兼课。他在《新月》月刊上写道：“《日记九种》、《迷羊》全是一贯的东西。……对于《日记九种》发生更好的形象，那理由就是我们把作家的生活当做是一个故事，从作品认识作家。所以《日记九种》据说出版界空前的销路。看《迷羊》也仍然是那意义。似乎我们活到这个世界上，不能得人怜悯，也无机会怜悯别人。谈一下《沉沦》一类东西，我们就有一种同情作者的方便了。”
“取向前的姿态，而有希望向前，能理解性苦闷以外的苦闷，用丰采的文字表达出来，是郁达夫。张资平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他将他说故事的方向上，永远保守到‘博人同意’这一点上，成为行时的人去了。张资平是会给人趣味，不会给人以感动的，因为他的小说差不多全是一些最适宜于安插有一个美女照片的故事。”沈从文认为郁达夫始终如一，他的作品表现自己，“从起首到最近，还是一个模样”，在表现自己这一点上看来，缺少取巧，不作夸张的郁达夫，是仍然有可爱处的郁达夫，他的沉默也仍然告给我们“忠于自己”的一种可尊敬的态度。他的工作是“由于病弱的对于世态有反抗，或将正因为可以抛弃生的忧郁’那一面，而走到更切实的社会行动，作着向上的提倡的。沈从文同时批评了张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