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本文中澄清了自己与创造社的关系与事实，也叙述了自己退出创造社的原因与经过，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这有助于化解他们的误会。在这篇文章中，郁达夫还公开表达了自己对鲁迅的敬仰：
“至于我对鲁迅哩，也是无恩无怨，不过对他的人格，我是素来知道的，对他的作品，我也有一定的见解。我总以为以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我从前是这样想，现在也这样想，将来也总是不会变的。”
《灯蛾埋葬之夜》、《大众文艺释名》都对创造社的攻击进行了回敬。
当然郁达夫不是好战的人，他的回敬是隐晦曲折的，当事人心里明白。
《灯蛾埋葬之夜》就自己为什么搬来搬去搬家，最后搬到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的地方，这是因为自己“被印上了‘该隐的记号”’，“那印号的解释”，第一是“叛逆”，第二是“落伍”，第三是“悖德”。这散文淡淡写来，虽没有直接去回击创造社、梁实秋，却实实在在反映了自己现在的工作处境，也替自己间接地洗刷，也说明了“所以断交绝游，抛撇戚串，和地狱底里的精灵一样，不敢现身”的原因。《大众文艺释名》则奚落创造社“我们的意思，以为文艺应该是人民大众的东西，并不能如有些人所说，应该将它局限、隶属于一个阶级的。更不能创立出一个新名词来，向政府去登录，而将文艺人一团体或几个人的专卖特许的商品的”。《革命广告》一文是一篇戏谑讽刺的文章，那是针对八月八日《申报》上登载慎之《上海咖啡》的文章，那篇文章以戏谑的笔调，冷嘲热讽了“以咖啡店为招牌的创造社”成立的“江南书店”，并且大造郁达夫和鲁迅的谣言。
那家咖啡店是确实有的，郁达夫仔细问讯后知道那是成绍宗在成仿吾出走后，拐了创造社几千块钱和一个“革命女人”在此开了间咖啡店。
可是无论是郁达夫和鲁迅都未踏进这咖啡店一步。可见鬼的是，那篇文章公然无中生有地说在那间咖啡店中遇见今日文艺界名人龚冰庐、鲁迅、郁达夫等，并且认识孟超、潘汉年、叶灵风等。郁达夫看见那文章非常不舒服。那是一篇别有用心的文章，郁达夫立即予以反击，文章是针对创造社的。因为郁达夫知道这文章是以前一个创造社同人的手笔。郁达夫在此声明：“革命的咖啡馆在什么地方，和是哪一个开的，我——这一个不革命的——郁达夫，完全还没有知道。推想起来，大约总有一名革命的郁达夫是常在那里出入的。至于鲁迅呢，我只认识一位不革命的老人鲁迅。我有一次也和他谈及咖啡馆过的，他的意思是仿佛劝我不要去进另一阶级的咖啡馆，因为他说‘你若要进去，你须先问一声，这是第几阶级的？否则阶级弄错了不好’。所以我想老人鲁迅总也不会在革命咖啡馆里进去喝咖啡的。因为‘老’，就是不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他讥讽道：“今天看了这一个革命咖啡的革命广告，心里真有点模糊。不晓得这咖啡是第几阶级的咖啡？更不晓得豪奢放逸的咖啡馆这东西，究竟是‘颓废派’呢？或是普列塔，或者是‘恶伏黑变’。
至于我这一个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郁达夫呢，身上老在苦没‘有’许多零用钱。‘有’的只是‘有闲’，‘有闲’，失业的‘有闲’……”。他将这稿子亲自送给鲁迅先生，鲁迅立即将它编入了《语丝》，并在后面作了一段附记，配合郁达夫进行反击，同时反击创造社。
其实，从五月以来，创造社对鲁迅的攻击就没有停止过，有时捎带上郁达夫，而且愈来愈烈，战争升级。《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李初梨的文章《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批评的标准》，在谈文艺批评的标准时，把鲁迅当成是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连同托尔斯泰一起加以批判。冯乃超发表《冷静的头脑》，在批判梁实秋的同时，批判鲁迅为“深刻的孤独的巡礼者”，“夸大妄想症的患者”，“不是健康的现代人”，“向青年撒了很危险的谎”。最为直接的人身攻击的文章是郭沫若化名“杜荃”的文章，那文风是恶劣的，也许是沫若终生最大的耻辱。杜荃的文章是《文化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与年纪）》，这文章按籍贯、家族、年纪、身体四方面，罗织鲁迅文章中的片言只语的断片，攻击鲁迅是“可怜得只像一位歇斯底里女的悲诉”。又说，“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尊重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观念。”“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还不了解的人。”郭沫若还把鲁迅当成极端敌视青年的“老头子”加以攻击，把鲁迅描绘成是：“杀哟！杀哟！
杀哟！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文章最后攻击鲁迅：
“他是一个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的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杜荃的文章对鲁迅的人身攻击发展到顶峰，这文章发表在《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上。同一期还刊登出来自鲁迅先生曾经严厉批评过的贵族式大学生梁自强的通信《文艺界的反动势力》，那是一篇大肆诋毁鲁迅的的文字，不仅仅攻击鲁迅是“妾妇式的谩骂”，讥嘲鲁迅住在半租界内，攻击鲁迅“利用徒子徒孙东放一枝冷箭西放一枝冷箭以维护他们古朽的自命为文坛第一人的招牌”，而且捎带攻击郁达夫是“因为要向北新讨钱而对鲁迅称臣的郁达夫”。
这一场文学革命的论争，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这其实也是一场大大的混战，一场遭遇战。创造社发动的这场大论战，一方面对准“新月”的梁实秋等人，一方面却对准自己的友军。
鲁迅并不示弱，为了创造社的攻击，也为了郁达夫，同样为了澄清文学革命的理论。就在《创造月刊》发表的同一天，写下了一组短文：
《革命咖啡店》、《文坛掌故》、《文学的阶级性》进行反击。鲁迅写《革命的咖啡店》在郁达夫的《革命广告》之后，写了这小记，用调侃的笔墨，把大半年来创造派对他个人的攻击，通过《革命咖啡店》而贯穿起来，反语正说，寓攻于守。《文坛掌故》中，鲁迅认定：以上海年来“革命文学的”
“又一幕”，不同于全国的其他地方，这里的招牌是“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学”。可是“无产阶级文学在俄国是正当的，是劳工专政”，“在日本也不打紧，有一点微微的-出版自由”。在中国则不然。鲁迅先生在《语丝》上发表的这一文章，披露了“革命文学”战场上的阵营：成仿吾怀念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蒋光赤拜帅的《太阳》，王独清领头的《我们》，青年革命文艺家叶灵风独唱的《戈壁》，也是青年革命文艺家的潘汉年的《现代小说》和《战线》，还有潘梓年速成的《洪荒》，先生更披露一点，“前几天看见K君（郭沫若）对日本人的谈话（见《战旗》七月号），才知道潘叶之流的‘革命文学’是不算在内的”的新闻，披露成仿吾到日本修善寺温泉去，在日本被尊为“可尊敬的普罗列塔利亚特作家”，“从支那劳动者农民所选出他的艺术家”，更披露创造社“根据资产社会的法律，大登其广告，来吓唬人”。其结论不过是他们争正统，争名声，把“革命文学”当做商标专利罢了。《文学的阶级性》一文是针对创造社谈唯物史观，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来回击他们的。
在鲁迅先生写了这一组正面的反击文章后，创造社的声浪也低多了，尽管他们有些人依然耿耿于怀，如郭沫若到了1930年还不肯善罢甘休。而创造社随着出版部内部危机四伏，攻击之文渐疏。鲁迅先生听从郁达夫的意见，只希望在秋凉的时候多做一点真正的翻译与创作工作，他们对些微的攻击也不太理睬，他们要译著，要办刊物，要生活，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应付这种“革命文学”的论争。
创造社出版部，现在产生了真正的内部矛盾与危机。创造社内部矛盾重重，成仿吾眼见出版部新进与老成员之间产生一种难以弥合的矛盾，而王独清到处挑拨离间，郭沫若远在日本鞭长莫及，张资平与王独清的矛盾也激化了。王独清的两面三刀的做法也为冯李彭朱等不屑。从空头的“文学革命”到真正的经济危机，创造社即使不是为当局所不容，恐怕也走到了尽头。
八月中旬，热浪依然滞留在上海，这新兴的城市太热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工厂烟囱的排放，太热了！上海的报刊上老是登载一些令人不快的“蚊章”——那是郁达夫对那些对人不敬，专门发人隐私的小报报屁股的称号，他的心情有一点也不痛快。他很快将这些东西弃置脑后，谁去关心这些下三滥的东西呢？太无聊了！
他钻进了纸堆，他必须不断应付稿件，四个刊物，一个也不能少，他有时还得替别人解决个人的私事。
鲁迅先生从广州来到上海的时候，带回一个青年，这青年叫廖立娥，他本是鲁迅先生在中山大学时的学生。郁达夫与鲁迅先生过从甚密，常常见到那个青年的面孔，那青年就寄居在先生的家中，这是一个不怎么受欢迎的客人。郁达夫问起先生，才知就里。先生双手一摊，毫无办法，这姓廖的青年自告奋勇，要做他鲁迅先生的儿子，让先生收留在家里。天生仁爱，外刚内慈的鲁迅先生责无旁贷地将他收了下来。
这一位青年，实在是不长进，不仅自己住进这景云里，后来居然找了个女朋友来家同住，意思是要给先生当媳妇的，两个宝贝坐食在先生家里。先生的收入极为有限，对这两个自以为是他子嗣的人的零用衣饰之类当然是供应不了的。这青年于是大大不满起来，要求鲁迅，一定为他们谋一条出路。
鲁迅先生没有法子，就来寻找郁达夫，请他为这廖姓青年去谋一职业，因为这男女两人每日里的一切费用都来自鲁迅，不堪负荷。鲁迅先生请郁达夫给他们找一点事做，譬如编辑、校对一类，先生委托郁达夫为之营求职业，哪怕名义上由书店供给，每月由先生倒贴三四十元也行。只要有书店、报馆请他做事，先生出他几块钱，由郁达夫交给对方都行。郁达夫当然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对大先生的事他是没有不办的。
给找了几个地方，最后作为与现代书局的交换条件之一，让现代书局安排他的工作，征得书局的同意，做一个校对。可这廖立娥不愿做事，这无耻懒惰的青年，满腹怨气，再也呆不下去了，最后到鲁迅先生那里诈去大洋一百二十元作路费，还攫去一大包衣服才走了。这使先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也使郁达夫为先生松了一口气。
郁达夫接到的来信自然不少，不过他统统由内山书店或现代书局转交。他不定期地亲自到内山书店去取信或买书，还得招呼来访者，大都是日本方面的客人。因为日本方面的文人差不多都知道郁达夫好客，又是个不折不扣的日本通。日本的来访者差不多以遇到郁达夫为荣，内山老板也很愿意把熟道上的人介绍给郁达夫。在那里达夫经常可以见到创造社的人物，有一次郁达夫就是在那里遇见创造社的郑伯奇，听到郑伯奇说起，他的小说《二诗人》很是使王独清雷霆震怒，王独清扬言，如果单独遇到郁达夫，要羞辱他一顿或者痛打他一顿。这使郁达夫很感惊奇：这个世界真小，政府对他们侧目而视，而那些以前的朋友，如今竟也是一个个狭路相逢，怒目相向。
经过紧张的筹划，郁达夫与夏莱蒂主编的《大众文艺》终于创刊。
鲁迅先生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发表了他的译作——俄国作家淑雪兼坷的《贵家妇女》，他自己发表了一篇《盂兰盆会》的小说，《大众文艺释名》、《编辑余谈》两篇小品文。郁达夫的分工非常明确，主编是他，而夏莱蒂却担当最大的责任——集稿，编排次序，以及日常的一切工作。作品还发表了叶鼎洛的小说等文章，封面采用了日本背后派画家留川潘氏的日本画。
郁达夫很忙，可钱杏邮并不放过他，他居然跑到郁达夫的家里来，要郁达夫与他合编另一个刊物。那是中国济难会的机关刊物《白华》。
钱杏邮要求郁达夫担任《白华》的主编，并且担当《白华》的主笔，提供创作，与翻译作品，大力供稿。郁达夫不能不答应帮忙，但他不敢负那样的重责，那么多的稿子已经逼得他喘不过气来。但是他还是答应在《白华》上每期有他的稿子，他也正是这样做的。在《白华》的创刊号上，他写了《（白华）的出现》，在二期《白华》上，他写了《故事》，《故事》对当局指鹿为马的高压政策，以历史为影射，抨击当局，这正是郁达夫的一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