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症毫无进展，他只想逃出这一病院。坤范女校的陈锡贤女士来看他，告诉他映霞周六又要到上海来。郁达夫大为感动，他觉得自己这么一个病体真是太对不起她了。之后党国的红人李石曾居然也来看望他，他还是那样，要求他帮助“党务”，郁达夫没有答应。看望他的当然还有不少创造社的同人。
到了星期六，王映霞真的来了，她是与陈锡贤女士一起来的。郁达夫高兴得了不得，反正这病症非短时间内可治，住在医院里也非是久长之计，干脆叫了辆汽车，出了病院，无非是吃药休息，只要这病稍作控制，不致于致命的。他照旧与王映霞上旅馆、上影院、上饭店，乐得安乐。他的确把创造社事务抛开了。接着几天，他与映霞一起上城隍庙、豫园，一起访问徐之音姐妹。因为郁达夫的身体，映霞都到坤范女校去住宿，她从嘉兴屡屡乘火车看望病中的自己，已使郁达夫深感意外了，他不想因为自己使她也染上这穷病，他得养好这身体，他们达成默契。
映霞的确是他的安慰，知冷知暖，她不仅替达夫求医，而且亲自买药煎药，令郁达夫那颗抑郁的心好了一大半。他们还一起到印刷所去看《达夫全集》第一卷，已经印好了一大半，可封面还没有开印。王映霞看着那些铅字印刷的书页，新奇得了不得，看着这未婚夫，心里充满了柔情。直到午后一点，他们才依依惜别，达夫送她上了火车……
出版部的事实在不少。张资平又来要版税了，郁达夫只得亲自走一遭。有时他不得不佩服张资平的小聪明，张资平生活安稳，虽然有些浑浑噩噩，但他一直没有抛开他的专业，文理兼顾，又做作家又做教授，现在居然依旧做他的编译！收入自然是十分丰厚。哪里是像自己一样，八面碰壁、四面楚歌？仿佛是无家无国！他到商务去向郑心南要了张资平的版税，没想到有李石曾的一张晚上赴宴的请柬。他本是不齿于其人的，可是为了创造社，他不能太得罪小人，小人得志，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宴会设在新新酒楼，达夫按时到了，没成想宴会上竟是多半故旧相识。
与会的有胡适之、王文伯、周鲠生、王雪艇、郭复初、周佩箴等一批人。郁达夫知道他们多半是与新政权有牵涉的人，有背景的人。这些人大多与皖、江、浙权势人物染指，他心中暗暗吃惊：“这是鸿门宴，还是……”
主人是当今的新贵。与达夫的创造社是邻居，且是有知名度的哲学家，如今早已投靠南京新政府了。主人十分赏识郁达夫的才华，彼此虽非是知心朋友，却也非泛泛之交。何况，南京新政府刚刚成立，正在．用人之际，对于非共产党员的知名人士、社会贤达、知名度高的学者、军人、直到流氓打手，统统在网罗之列。李石曾确实看上了郁达夫，称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力请郁达夫出山，到国民党当局做个立法委员、设计委员之类。胡适之、王文伯一味赞成，只把个郁达夫逼得后退不能。
主人是个社会活动家，这是个私宴，也是个聚会。当今上海洋场，人分五色。朋友之交宴会上，大家频频举杯，谈上海、谈南京，涉及英美法日，也议论苏联。主人有意抬举达夫，要他表态。
郁达夫不吭气，他知道，这不可能！他痛恨这在血泊中筑起政权的当局！他相信无产阶级专政！他同情工人阶级与贫苦的农民，他有自己的信仰！他也不想得罪这些新贵们。那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不智。
他推说自己病染沉疴，无意出山为官。他表示自己只愿做一个寒士穷儒，做官非我所愿。几个人明知郁达夫的心理也不说破。在这个乱七八糟的年月，又有几个学者会迫不及待？何况他们都是有交情的。就是胡适虽与当局关系密切，对当局到处捕杀学者、作家、学生颇有微词，背后受人之托，还为某些共产党人说项呢！这都是题外话。
主人心里不悦，但他是风雅大度的。提议达夫在工作之余去兼课，专门教育宁波周某等几个新兴资产者的儿子学习英法德日语。他知道达夫的外文中文功底扎实。郁达夫满心不愉快，这些人不就是葬送了这次革命的东西，手里有几个臭钱么？要他卖身投靠，他是不会做的！
他不肯答应，再次托病推辞。宴会不欢而散。
回到创造社，接到小牧近江的来信，他的《诉诸日本无产阶级同志》已经发表在《文艺战线》六月号上了，并且马上便要寄往上海。达夫心里一惊，那虽是日文印刷的，但当局的鹰犬太多了，他到虹口去问，据说明天就可以到达上海。他知道他现在处境非常危险，这两个星期将是他的危险期。
上海依然在白色恐怖之下，尤其是新闻检查，十分严密，对拥护共产党、同情共产党的人物屡有拘押。他到一个叫孤帆的朋友家时说起这事，对方要他在自己家里躲避，达夫不愿连累他人，他只想上西湖去躲避几天，沪杭两地非同一批鹰犬，躲几天不成问题。
他想到王映霞，立即给她写了一封快信，寄走了。他约王独清谈话，最后交托出版社的事务。他又收到北京妻子的来信，她知道他的脾气，为他的安全担心。达夫的眼中含着真情的泪水，他感谢妻子孙荃的关心。
回到创造社，他接到许幸之自狱中的来信。不知何因，他和创造社的几个小伙计都被捕了。郁达夫很是难过，他知道许多有为的青年都被捕和被杀了，他心中充满了愤恨，他立即跑到上海县的监狱里去探望他。许幸之见到达夫几乎要放声大哭了，达夫安慰他，答应一定设法营救，叫他再等几天。出版部里一个人也没有，他心里非常痛苦，他也听说广东时代非常著名的几个共产党员肖楚女、恽代英、陈延年等都不见了，千百万的进步青年失踪了。他痛恨诅咒这个血腥的政权。他跑到内山书店，在那里见到黄一欧，达夫把他介绍给内山老板，说这是黄兴的儿子，把个老板惊得睁圆双眼，十分感动。
郁达夫没有食言，他为许幸之等几个青年写了一信给党军东路军总指挥处的军法科长，要求赦免他们几个青年，以人格担保，达夫与那军法科长本是达夫广东时的旧识，后来果然赦免了他们三人，那自然也是后话。
王映霞很快寄了封快信来，要他立即避难杭卅l，约他明早就去杭州，她在嘉兴车站等他，一同前往杭州娘家。达夫放下了一条心，决定立即动身。他去访问胡适等人，表示自己打算到杭州去养病，那胡适乃是聪明绝顶的人，知道他养病是假，避难是真，但朋友之间他并不说破。
胡适毕竟是胡适，他不是吴稚晖一流的东西，他敬重达夫的才气，他希望达夫好好养病，有事多多联系。郁达夫不同郭沫若，他少有门户之见，他相信他人，虽然他与胡适曾有过不快，可如今他们完全称得上是朋友了。他更托言问候徐志摩，徐志摩那时正在北京。达夫交游甚广，创造社后来竞有赖于他朋友们的庇护，没有早早被封，可又有谁知道郁达夫的苦心呢？
为了养病，也为了暂时避祸——避秦，郁达夫在一九二七年的五月二十八日早晨六点钟，带着简单不过的行李和暂用的书籍，到了车站。
这火车郁达夫也不知道坐了多少趟了，一向是按时开出，准时到达，可从今年开始，火车总是不太正常，今天又晚点了，挨了两个多钟头，疲倦极了，车上郁达夫遇到不少熟悉的人，他还见到一个师长，不见早已五六年了，竟然认不出他，谈论当年，据说也是到杭州去。车到嘉兴已是上午十一点钟，列车刚刚停稳，他立即跳下车去寻找他的映霞，她不是来信说今天早车同去杭州吗？可是他在车站的长廊下来来往往走了两个来回，没有见到她！他焦急得了不得，失望得很。铃声响了，他心急如焚地上了车，却意外地发现映霞正坐在他的位置的对面！郁达夫喜从天降，那失意的情绪早已丢到爪哇国去了，他显得心情甚好，把病痛逃难的愁云一扫而光。他们一路谈笑着，坐了两个多钟头，一直到达杭卅I的城站。在上海，他接到过二兄的来信，说要前来看望达夫的病。他现在与映霞在城站细细地寻找家兄，在旅馆中也没有找到，他只有苦笑，只觉得对他不住。他知道浩兄一定坐上到上海的火车，途中交叉迷失了。他想起浩兄几趟来上海而不能作倾谈，心情太恶劣。
他们一起上了映霞家。在她家，恰好她的母亲、祖父都在。他们都说达夫的病势不轻要他安心在杭州养病。王二南先生——映霞的祖父并且说杭州灵隐的集庆寺的一名和尚是他的相交知己，最是善于治黄疸病的。他马上雇车去请了那和尚来诊视，和尚连说不要紧的，只要认真调理，少则半月，多则二十天，这病自然会痊愈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使映霞母女与达夫他们都放下了心。那集庆寺和尚开了个药方嘱咐了几句走了。映霞与达夫立即去生药铺检了药回来，从晚上起便做到认真服药，趁早睡觉，据说那病也就自然好得快了。
达夫是个闲不住的人，丢掉创造社的工作，他心里一松。服药之余，他常常一个人到西湖边闲步，可是在这里他也遇到许多的同乡同学，他希望他为他们引荐工作，谋求职业。他们知道他的熟人多，在上海或者杭州都一样。郁达夫虽然见多识广，他自叹不能引荐。他在西湖边倒是遇到不少旧识，在武昌师大、北京大学或者广州的都有，不少人据他们自己所说都已抢到一个委员的职务。郁达夫心里鄙夷，见面时却少不了轻描淡写，敷衍了事。他觉得与那些新贵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他干脆跑到旧书摊买几本合意的旧作，做了篇《杂评曼殊的作品》，寄了出去。
他一边服药，一边却构思着宏大的作品，他到车站去候车，希望能在上海的来车上遇见浩兄，他的二哥到上海去找达夫，可阴错阳差。他只得与映霞一起去火车站，或者到城隍山去散步，以保养身体为务。
三天前，日本的《文艺战线》六月号果真到了上海，那上面刊登着郁达夫的那篇反蒋的文章，还有小牧近江、里村欣三的《到青天白日的国家去》，那是采访达夫等人的。达夫等人的言论使当局大为恼怒。上海的王独清等人来信了，说果然前天就有人去出版部搜查了，搜寻郁达夫的下落，并且在调查郁达夫在杭州的地址。意料中的事终于来了，上海方面的人请郁达夫近日务必不要回到上海，请他好好在杭州养病。郁达夫作了回信，请他们再为他登报说达夫已经潜离上海到达日本。他决心从此蛰居杭州一段时间，好好写他一部小说。他依旧与映霞到车站去找浩兄，但是浩兄没有到来。
郁达夫必须等到浩兄养吾，他的曼兄现在正居北京，而母亲年老，况且因家口之累，均有微词。更因个性强硬，达夫对他们颇存几分怨气。这浩兄一向为人随和，他们甚是说得来。他早就想与浩兄作一次长谈，或者说竟在年轻时一样，对句联词，岂不快哉！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他已经准备与王映霞公开关系，在六月初订婚，已经取得映霞母亲的同意，也已经获得王二南先生的支持。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他不可能大张旗鼓地让周围知道他的订婚——登报或做广告，但他们已约好，趁这养病期间了却这一心事，只是现在达夫尚未与孙荃解除婚约，必须在不久之后正式离婚，缔结正式的新的婚约。
王二南先生虽然是古稀的高龄，在这一方面却甚是开通。他视映霞为掌上明珠，对于王映霞的要求是无有不依的。他看到这样一对年轻的人儿已经是形影不离，而看到达夫病重，干脆促成他们接近，他爱屋及乌，当然也深爱着郁达夫，看着达夫黄疸病发作，又知上海创造社有难言之隐时，毅然将郁达夫当成乘龙快婿，决定在六月五日在杭州聚丰园随便请几个亲朋好友公开他们的婚约。王家的亲友大多在杭州城里，而郁家只能指望浩兄赴约。王映霞的母亲，郁达夫的未来岳母，爱女心切，也勉强应承。
集庆寺和尚师傅的偏方，果然有效。达夫服了几次汤药之后，很有几分起色。他现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离开那个十里洋场的喧嚷都会，离开了轰轰烈烈的事业，静静地养病，每天与王映霞只如在神仙洞府中生活，快乐得很，不觉时间飞逝。达夫只觉得病的压迫减轻了，饮食也好，纷纷的世事全抛诸脑后。为了避开麻烦，他白天大多在王家度过，晚上才与王映霞缓缓地来到西湖边或城站避暑、夜话。
正是端阳节前夜，一天下午郁达夫在家等候二兄，却等到浩兄从上海委人托来的手书，说夜车来杭。郁达夫与王映霞异常高兴，亲到车站迎接，才八时，他们果然接到浩兄，自然是十分快活。达夫映霞带他们到杭州育婴堂去看望王二南先生。四人在客厅里坐下了，无非是决定订婚，在杭州的聚丰园宴客，要浩兄务必参加之类的陈话。此外，王二南先生也与浩兄相约，浩兄作为郁家的长辈有必要被告之，王映霞也是大家之女，不能为人做妾，希望达夫与孙荃解除婚约。为此浩兄甚为沉吟。此事他还未禀告母亲，母亲依否？达夫的心里确实无数，养吾心里也甚为不快活。他知道他的母亲、长兄定然不快，但他不能拂逆二南先生的一片心意，何况他知道此事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小弟决定的事就是九牛二虎之力也休想拉回。他答应回家后禀告母亲，在六月五日那一天，他定然来杭州赴宴。这使王映霞、郁达夫大大地放下一片心。
第二天，达夫与映霞先是送浩兄上江干坐船返乡，之后夫妇俩一起到聚丰园定了菜肴。午后又为了发放请帖，忙了整整半天，他晚上又去会某要人，可接连两天被挡驾，一肚子气，觉得如今世界小人得志，可却要装出个人样来，实在使人发笑，一个个还不是沐猴而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