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讲“三纲八目”，八条目中，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在的事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在的修为；修身，则正是内外双修的关节点。勉志，更多的是面向外求，而能不能实现志向，还需要内求，即正心、诚意、修身。
“志向”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想法，中间层面是目标，最高层面是理想。立志外求的是目标、是理想，所有的目标理想终究是内求来生发，良田生嘉禾，朴石出美玉。“正心”正是要通过修养心性，来让自己博大起来、宽容起来、高旷起来，为自己的事业做好基础性的准备。欧阳修说：
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辨左氏》）
把正心作为修身的基础，作为内求的关键。曾国藩也说：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曾国藩家书·家教》）都把“正心”作为修身立志的首要之务。欧阳修认为，要成就谦谦君子，靠的是内外双修的努力。曾国藩则更强调了“正心”是自修，是慎独，是让自己的心灵无论在繁华处、还是在孤寂处都能够守正如一。
人的一切行事都是由心来决定的，要想自强自立，要想为人行事中于规矩、合乎道理，就要从“端正己心”做起，正所谓“源洁则流清，形端则影直”（唐·王勃《上刘右相书》）。“正心”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正如唐太宗所言：“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贞观政要·政体》）人最难克服的困难在于自己的内心，“正心”就是一个琢磨砥砺的长期过程。如果不能够约束自己的内心，发蒙内心的善良与纯真，心灵很快就会荒芜起来。
§§§第一节明心
“心”，在中国典籍里经常被提到，儒释道三家的经典里都有，其思想渊源，或者说中国文化的本真，都在强调“心”。儒家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人全部行为的根源。
一、善良
《孟子·公孙丑上》讲：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他认为人的全部道德都来源于“心”，这个“心”实际是人性善的本原。中国文化中讲的“脑”、“心”，不是从器官上讲，是从其功能上来讲。具体来说，中医讲的“心”相当于西医讲的以心脏为中心的循环系统，中医讲的“肺”相当于西医讲的以肺为特征的呼吸系统，只有讲功能，中医才能产生“脉络”这样的医学理念。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都是在讲人的善念、精神、教养、智力等道德功能的根源。“端”即是根本、是开始、是本源。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孔子看来，人所有的情感和品德都是从“仁”生出来的，人有“仁心”，“仁”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感情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呢？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观点，将其总结为“性善”。人因都具有恻隐之心而性本善，什么叫恻隐之心？孟子举例子说，看到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小孩在井边玩耍，所有人心中都会“怵惕之”，这一点就是恻隐之心，就是人本性中的善念。还举例说，梁惠王要拿一头牛来祭祀，看到牛在发抖就把牛放掉了，这也是恻隐之心，也是善念的发挥。所以说，心怀恻隐就是保有仁慈之想、为善之念，“仁者爱人”即是这个道理。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人有时候会羞耻、憎恶于自己。羞耻，是因为觉察到自己行事不合乎规范；憎恶，是因为更感觉到这个事情不合乎人类的感情，可能是作奸犯科的事情。“羞恶”实际就是因为自己明白了人之为人的责任而产生，而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情感判断，这是“义”的发端。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孔融三岁让梨，是一种辞让，作为成年人遇事更应该懂得礼让三先，这是基本的礼仪，也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素养。凡事都要抢夺，即便有了法制约束，最终也会变成明偷暗抢。而人人具有辞让之心，才会使得这个社会本分、安分。行事要明礼仪，特别是在利益面前更要有辞让的精神，彼此相安，才能彼此无事。羡慕嫉妒恨，不仅伤了自己的心性，也会成为社会秩序紊乱的动因。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做？何者为是，何者为非？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判断。人能够对每件事都有基本的判断，这就是智慧的开启。儒家认为“仁、义、礼、智”这些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都是来自人的内心。这个观点被后人继承并多有发挥。如韩婴是秦汉时的儒学家，他也说：
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则独居而乐，德充而形。（《韩诗外传》）
“中心”是古人的说法，其实是心中。他认为人心惟善，并要“日新之”，心中既有善念，就要每天发展、提升自己的善念；若能如此，即使他一个人独处，也能够心怀喜乐，道德充盈广大，而不在于对外物的依附。所以说人要想自立、成德行、成事业，或是求自心的完满充实，都要首先“正心”。
事实上，关于人的发展，中国文化中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观点是来自孟子，即每个人心中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都保有善念。把内心的善念发扬光大，使之指导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人就能成为坦坦荡荡的君子。这就是思孟学派讲的“求放心”，是从内到外的改化。后来到宋明时期，就形成了心学一派，以宋代的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为代表。另一个观点则是认为人生下来就受后天的污染，必须用教育、礼乐加以约束、规范，人才能有所发展，即认为人性是恶的。荀子就是持这一理论，他认为人一出生便有“食色”的本性，就会生发贪婪的劣根性，这个劣根性不会自行消失，必须用外在的礼仪制度来规范、约束。这一派在宋代形成了程朱理学，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把人的欲望抛弃掉，让人完全按照上天的规矩做人做事。理学认为人要成长、完善，必须自外而内的矫正。不过，我们这里讲的“明心”，是继承着思孟学派的观点，遵循自内而外的途径。
二、光明
人要把内心的善性、德行发挥出来，即是“明心”。程颐*讲：
*程颢（1032—1085）与程颐（1033—1107）并称二程。两人为嫡亲兄弟，程颢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两人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对朱熹的影响颇大。
人心贵乎光明洁净。（《薛文清公读书录》）
“明心”之“明”，是要做到内心深处的光明洁净。“光明”即是心里很清明、开朗；“洁净”就是无有秽浊、邪僻。我们有时说一个人内心阴暗或心胸狭窄，实际是在说其不能够“明心”。有的人朋友非常多，也正因为他内心光明、纯净，具有人最好的本质。
现在社会中也许充满了欺诈，用雨果的话讲，这个世界就是傻子和骗子的集合，但是只有每个人内心真诚，社会才能慢慢的变好起来。儒家就是在强调人光明的一面。朱熹说：
因其良心发见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则是做工夫底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若不察于良心发见处，即渺渺茫茫，恐无下手处也。（《答何叔京书》）
他把“明心”当成是人良心的发现。“不昧”即是“明”，是说最初的时候一定要下决心，要“猛省提撕”。“猛省提撕”是宋朝的土语，是说要与原先的旧我脱离，才能使心不昧。“明心”是一项要下工夫的本领，只有立起这项本领，才能“下学而上达”，学到的内在修养才能全都用于外在事功上。若没有这种“明心”，立不了这项本领，终究会作人浑浑噩噩、做事迷迷糊糊，人生若长处在浑噩糊涂中，便没有提高的余地，便没有发展的空间。
明心的重要，在于这是良心的发现，是善心善性的发挥，是做人的根本。胡达源在《茅蓬语录》中说：
心术不正，其为材也必劣；学问不深，其为器也必浅。
没有良心善念，再有才华和学问也只是歪才、怪才和劣才。一个正直诚实、坦坦荡荡的普通人，即使知识欠缺、学问不深，也远比一个行为龌龊、心理阴暗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要大。我们讲“勉志”、讲“正心”，还要讲“修身”、“养德”，讲“为学”，目的就是要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坦坦荡荡、心怀善念的人。
关于“明心”的论述，我最欣赏的一句是：
修德以立本，清心以应务。
“修德”即为正心，“清心”即为宁心，两者仍然在讲“明心”的道理；“立本”“应务”之说，也是从内在修养和外在事功两个层面上着眼。道家也很强调“明心”，《列子·汤问》里面说：
明心为情主，形实无知耳。所以道者贵乎养神也。
之所以要“明心”，是因为“明心”是万物之主、万情之主，这是修身养性的根本。心窍被蒙蔽，任何的外部规定只能成为约束，不能成为动力。没有内在动力去修养，即使表现出来的得体举止，也只是伪装、是演戏。朱熹也说：“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朱子语类》）意思是若内心能够清明纯净，不生妄思妄念，人就不会做出贪鄙污浊的事情。
而要“明心”，正是要避免不良心性的生成，至少要抑制其不能坐大。《关尹子·三极》中讲：
利害心愈明，则亲属不睦；贤愚心愈明，则交友不长；是非心愈明，则修道不成；好恶心愈明，则事理不契。
此处的“明”，应理解为“过度”的意思，不是“明心见性”之“明”。
利害心，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有“智”无“慧”，像王熙凤一样，机关算尽，最后反算进了自己的“卿卿性命”。一个人为人太过精明、太重利益而不重情义，就连本该亲近他的亲戚都会躲着他，必然以孤家寡人收场。
贤愚心，与人交往的时候不能真诚相待、一视同仁，而总是在比较，总以一些外在的、物质的因素来衡量他人，把每个人都放在利益关系中去衡量，或者放在自己的价值尺度中去判断，从而决定是否与之交往。如果总是根据利益关系判断人际关系，不仅自己累，与之交往的人也会不胜其烦，这样很少交到真朋友，即使有了，也很难长久。
是非心，是总盯着是对是错、是好人是坏人的判断。为人处事始终在是非判断上下工夫，不论事情的大小与性质。这样的人过多纠缠于小事、细节，便不能通于大道、达于至理。因为“道”浑然一体，天下万物万事总在其中，是处即是非处，非处亦是是处。现实生活中看待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的角度不同，判断也就不同，永远没有最全面和最高明的审视。如果非对即错，非此即彼，凡事都要论个理，那在日常生活中，烦恼之事会接踵而来。有时我们看到很多人之所以烦恼，不是因为自己遇到了什么麻烦，而是看到一则报道，听到了一则传闻，就忍不住骂，骂同事、骂领导、骂时代、骂世界。这不是真正的是非分明，而是自找是非。
好恶心，是人的私情私爱在作祟，是设定一个小圈圈，爱之就鸡犬升天，恨之就株连九族。人的内心不能公正、平和地看待周围的人事，总是用情绪来决定自己的态度，是非对错取决于喜怒哀乐，就会遮蔽对世界的正确认知，偏离了正确、恰当的轨道，做事也就难免“与理不契”。
总之，我们所说的“正心”，就是要把“心”放在一个非常中和的位置，“利害心”、“贤愚心”、“是非心”、“好恶心”，都是人心的一种过度偏斜，皆可称之为“分别心”。
人心太聪明、太玲珑的时候，对外在人事做种种利害、贤愚、是非、好恶上的分别，内心就不再浑然、不再开阔、不再坚挺，而陷入了破碎、狭隘、脆弱的境地，这样的内心很容易受到损害。虽然我们讲人要聪明、要内心洁净，但一定不要过度，“明心”不是让人斤斤计较、存有过于细密的分别。
没有分别心，在现实生活中很重要。有新闻说现在的“闪婚族”，结婚快，离婚也快，感情婚姻不能维持长久。除了所说的年轻人的好冲动等方面的原因之外。我觉得“分别心”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就只懂得接受，很少懂得给予。每到节日，通常都是父母在给子女打电话，而主动给父母打电话的很少，有时候甚至对父母的电话还感到厌烦。这样的习惯，一旦恋爱或结婚，不自觉的会以自我为中心，对双方的财产、亲戚、老人的界限都分得很清，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常因分别心而产生矛盾。实际上，两个人要组成家庭，在感情上、在法律上，权利和义务都是同等的，双方都要想到那是共同的老人、共同的财产、共同的事业，不要有分别心。
从这个角度讲，“明心”最重要的是不能有分别心，一个部门不要只考虑一个部门的利益，一个地区不要只考虑一个地区的利益，一个人也不要总考虑自己的利益，能够从国家的发展、老百姓的安康、周围人的幸福角度想想该何去何从，稍微理解一下他人，关注一下他人，方便一下他人，帮助一下他人，这个社会就会和谐、安定得多。
三、端正
我们讲“明心”，不能只空谈心性，要了解“明心”的大用，在于辅助事功的追求，方为不负修养、不负所学。魏晋玄学的优点在于思辨，缺点就在于不去做。到了宋明理学才强调知行合一。《格言联璧·学问》里有句这样的话：
经济出自学问，经济方有本源；心性见之事功，心性方为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