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15年中，又有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也加入到这次国宝“长征”中来。历尽坎坷，由北京经上海、南京辗转运抵四川、贵州行程数万公里。抗战结束后，所有文物陆续运回南京。
南迁文物隔岸相望
从1948年11月开始，国民政府就开始将藏于故宫和南京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的文物运往台湾。这些藏品大多是清宫收藏的精华，有历代名画、名家书法，精美的宋瓷，还有清宫全部藏书，占了故宫国宝的1/6，后来馆藏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余的留在了南京。
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南京的这批文物开始返北，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文物北返工作暂时搁置，以至于至今仍有2000多箱瓷器留在南京博物院。20多年来，故宫从未放弃过与南京方面交涉这些文物返北。
8.王世襄追讨抗战被劫国宝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在陪都重庆成立，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杭立武任主任委员，著名学者马衡、梁思成、李济任副主任委员。
在恩师梁思成的安排下，王世襄加入了“清损会”。由于他英文较好，《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中英文对照的校对工作便由他负责。
抗战胜利之初，教育部任命原故宫文献馆馆长兼北大教授沈兼士为特派员和“清损会”平津区代表。1945年9月，教育部又宣布唐兰和傅振伦为平津区副代表，王世襄为助理代表。10月27日，时年30岁的王世襄搭乘美军的便机飞赴北京，成为肩负重任的“接收大员”，由此开始了代表政府追讨抗战时期被劫盗文物的工作。
他先在《华北日报》上刊登通告，向社会各界明确了登记损失文物的地点和申请追寻的截止时间，同时他还宴请北平城内知名的古玩商，希望他们对追回文物下落能有所助益。
其中一位古玩商称，在日伪时期一位商人收购了大量河南出土的青铜器，他叫杨宁史，是位德国人。1945年11月上旬的一天，王世襄来到位于东城干面胡同杨宁史经营的禅臣洋行查看情况，恰好此时一位外籍女秘书正在打印一份青铜器目录。王世襄立即表明身份，女秘书坦言，这份目录是罗越先生交给她打的。
罗越是辅仁大学的教授，他与杨宁史是相交多年的好友。王世襄找到罗越，坦陈利害关系。罗越最后承认自己只是编了目录，器物实为杨宁史所有。寻宝看到了第一缕希望。
11月4日，王世襄与罗越直奔天津找到了杨宁史。杨宁史承认青铜器为己所有，但却诡称全部青铜器均被封存在天津的住宅内，此时天津已是94军的地盘。如果想要接收，请与军方接洽。王世襄愤愤返回北平，之后又通过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先生，甚至请出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出面干涉；自己还两次亲赴天津，国民党军方根本不予理睬。他在万般无奈中，请出了德高望重的朱桂老。
朱桂老即朱启钤先生，号桂辛，民国初年曾任交通总长及内务部长，是我国最早的艺术博物馆——古物陈列所的创建者之一。
几天之后，朱桂老电召王世襄：“宋子文今天将来看我，你立即写一份材料，陈述此事，我将面交宋子文，你可在旁补充说明”。那天，宋子文果然来了，并答应派人前往办理。
在朱桂老和宋子文的干预下，杨宁史被迫以“呈献”的名义交出这批文物，但他提出条件，这批文物在故宫要布置专门的陈列室。1946年1月22日，这批文物从北平台基厂外商的运输公司库房，运到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清点、交接。当王世襄先生亲眼看到这一幕，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其实，这批文物根本就不在天津，而是杨宁史利用国民党的军政矛盾，伪称存于94军的住宅内。他想拖延时间，在最短的时间内伺机偷运出国。假如王世襄没有穷追猛打，没有朱桂老和宋子文的大力帮助，这批珍贵文物将难逃海外流浪的命运。
在杨宁史盗窃文物中的珍品之中，有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此壶极为形象地折射出2000年前的社会生活场景，具有很高史学和审美价值。
郭葆昌是民国最著名的陶瓷收藏家，曾为袁世凯烧制洪宪瓷和管理景德镇窑，于1935年前后逝世。“清损会”副主任委员马衡先生专门找王世襄谈话，嘱咐他要留意郭葆昌收藏的瓷器下落，最理想的结果是将这批文物完整地归国家收藏，千万不可流失海外。接受马衡的嘱托后，王世襄找到了郭家后人，了解到这批文物仍存放在北平中南银行的仓库中，便不停地前往郭宅，动员劝说其家人能够化私为公。王世襄又找到朱桂老，再请宋子文拨款10万美元，算是整体“收购”。就这样，1946年2月20~23日，从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手中购得这批陶瓷珍品，有二三百件。这批文物与明清故宫原有的藏品相比，仍属珍器，实在难得。
1946年12月中旬，王世襄又作为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文化教育组的成员赴日，进行文物的清理、调查和追索工作。刚到东京不久，王世襄就了解到中央图书馆被掠到日本的善本书的一些情况。这批善本书大多是抗战初期江浙、两广一带的藏书世家，如吴兴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金陵邓氏群碧楼、番禺沈氏等，为避战乱而放到上海旧书摊出售。中央图书馆购得这批善本书后，大部分运至香港，准备装箱再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时，不幸遇香港沦陷而转被日本海军掠去。1946年，经过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查找，这批书终于被顾毓秀先生在东京市郊的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及伊势原乡下发现，随即转存东京上野公园和驻日本代表团的驻地。王世襄利用中央航空公司专机回国的机会，把代表团驻地的十余箱善本书先行运回上海，随即开始向日本政府正式交涉。
1947年2月，他把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中央图书馆107箱善本，用汽车运到横滨码头，装上轮船运回上海。当时，到码头来接书的是郑振铎先生派来的谢辰生和孙家晋两位先生。
1947年3月初，经过450个日日夜夜的奔波忙碌，王世襄终于不辱使命，完成任务。
从1945年日寇投降后，王世襄共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最后交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保管，避免了国之重宝流失海外的命运。
王世襄追讨了哪些文物
（1）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240件。（2）收购民国最著名的收藏家郭葆昌藏瓷二三百件。（3）追回美军德士嘉中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4）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200件。（5）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珍贵文物约1800件。（6）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7）追讨被日劫掠善本图书两三千件。
9.八路军保护《赵城金藏》
一座建于东汉的千年古刹广胜寺，坐落在山西省洪洞县霍山的茂密山林里。在抗战期间，这个香烟缭绕的佛门净地被日军多次侵扰，因为他们听说古寺里藏着一部名扬天下的珍贵佛经，这部佛经即《赵城金藏》。为了保护国宝，当地的八路军与日寇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战。
金代熙宗皇统初年，潞州（今属山西长治）崔进之女法珍许愿为寺庙做一件善事，因她被和尚治好了哑病，开始断臂、化缘，在山西、陕西部分地区募资刻藏经，历时二三十年终于完成，以我国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和少部分《契丹藏》为底本。因它刻于金代，后在赵城县（今属洪洞县）广胜寺供养，每卷卷首又加刻广胜寺刊刻的《释迦说法图》，所以这部佛教大藏经称为《赵城金藏》。
金代全藏经有7000卷左右，共6000多万字，但全世界保存下来的全藏刻书极少，其他流传下来的金代藏经仅有十几卷，而《赵城金藏》较为完整，约留存4500卷，又是传世孤本，堪称稀世瑰宝。
由于种种原因，虽然《赵城金藏》产生于金代，但其“养在深闺人不识”，直到上海高僧范成法师1933年春来广胜寺访察时才发现了它，于是在广胜寺深藏700余年之久的国宝浮出水面。《赵城金藏》的发现轰动了海内外，却也招来了日本人的觊觎。
《赵城金藏》刚刚问世后不久，便有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派的人来到广胜寺，表示愿出22万银元购买，遭寺院住持力空和尚及众僧人的断然拒绝。接着来的是一些日本僧人，仍然想用高价买断藏经，他们先后几次窜入广胜寺，但是同样没有得逞。为了防止藏经遭遇不测，广胜寺僧人把5000余卷经卷由霍山南麓的广胜下寺迁移到山顶上寺，吊运进13级琉璃飞虹塔，进行集中保管，并用砖石予以固封。
蒋介石对《赵城金藏》也早有耳闻。他在1937年9月以保护藏经为名，想把《赵城金藏》运往西安，电令驻防晋南的国民党14军军长李默庵前往广胜寺，力空和尚知道了他的险恶用心后严词拒绝。1938年2月，阎锡山又想要将佛经转移到山西吉县山区，派手下一位师长来到广胜寺，力空和尚依然婉言推辞，《赵城金藏》再次被保护下来。
侵华日军对《赵城金藏》贼心最切。1942年初春，驻扎在广胜寺附近的日军突然闯入寺庙，通知寺庙住持力空和尚说他们要在农历三月十八庙会时鸟瞰庙会盛景，登临琉璃飞虹塔，其实是想趁机抢劫藏经。力空和尚冒着被日军发现的危险，在危急的情况下，深夜下山跑到几十里外的赵城县抗日政府驻地兴旺峪，找到县长杨泽生，提出要将经卷交给抗日政府，并要求转运延安。杨县长知道保护国宝是抗日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赵城金藏》是国宝，但此时的广胜寺十里方圆内仅敌人的据点就有七八处，已陷入日军包围，要转运5000卷藏经谈何容易！于是，他打电报请示上级领导。太岳区军政领导陈赓和薄一波接报后觉得事态严重，他们便立刻转呈延安党中央。党中央马上复电命令太岳区，绝不能让国宝落入日寇之手，一定要全力保护《赵城金藏》。地委书记史健马上作了周密部署，由赵城县委、公安局的机关干部及县大队、军分区基干营、周边山村的党员、地委机关干部和洪洞县大队共同配合行动。
农历三月十三日入夜时分，一场保护国宝的战斗悄悄地开始了。基干营副营长罗志友率领该营一连一排，配合县大队负责警戒，范围包括广胜寺到明姜公路和道觉村到洪洞县公路方向的日军，洪洞县游击大队负责掩护运经任务，警戒该县境内公路一带。基干营一连二排、三排战士，由连长王万荣和排长张义龙、张龙祥率领，一同进入寺内，配合赵城游击大队的部分战士、机关干部及民兵百余人和二地委机关干部运经。由张义龙带部分战士登上飞虹塔取出经卷，传递到塔下随即运走。寺里的30多名僧人也都积极参加了搬运经卷的工作。最后，参加警戒的基干一连一排的战士也加入了运经队伍。全部经卷经过4小时的奋战都被安全运出了广胜寺，于3月14日到达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神不知鬼不觉地，机智的八路军把这部藏经从日军的眼皮底下抢救了出来。
力空法师为了逃避日军抓捕，在藏经从广胜寺运走后，前往广胜寺中殿东侧吕祖洞躲藏。果然不出所料，日军闻讯后，即率部队到广胜寺向力空法师问罪，没有抓到力空住持，便将寺里的20多名僧人捆绑带走。吕祖洞黑暗潮湿，力空在那里躲藏了3个多月，然后又到兴唐寺任住持。
《赵城金藏》安全转移到安泽县亢驿村之后，暂时存放在机关院内的西北房和北房里。不久，日军又向太行山根据地调集3万余兵力，进行大扫荡。地委机关的同志背着经卷，在反扫荡斗争中，在亢驿周围的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直到反扫荡结束，方把经卷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并由太岳行署接收保管。
当时沁源县也不是个安全地方，日寇骚扰频繁，他们又秘密地将经卷运到山势险峻的棉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太岳区党委负责人，也经常派人前往煤窑检查。棉上县的党政领导经常派人到窑洞查看；有一次，薄一波派秘书刘元璋前往煤窑查看，途中遭遇扫荡的日军，刘元璋为保护藏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赵城金藏》在棉上县的煤窑里存放了3年。
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存放在棉上县煤窑里的《赵城金藏》，运交北方大学保存。因北方大学西迁，经卷起运到太行山区涉县温村后，就地存放在该村的天主教堂内。北方大学范文澜派历史学教师张文教负责前往看管。
北平1949年1月31日解放。经薄一波批准，1949年4月，电令太行行署将《金版大藏经》交北平人民图书馆珍藏，运往北平。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认真的修复，其成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馆之宝之一。
散落经卷的故事传奇
冯玉玺的父亲冯俊在抢运佛经的必经之路上，从田埂的小径旁捡回了两卷被丢失的《赵城金藏》。从此，他们一家人始终将两卷《金藏》视为护身法宝，它们伴随着冯氏一家人度过了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又经过了解放战争、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等时代的变革，依然保存得很完好。冯玉玺和他的哥哥冯玉璋在40年后，决定将家中珍藏的经卷献给国家，最后由北京图书馆收藏（现为国家图书馆），成为完整的一套稀世藏经。和原来珍藏在北京图书馆的《金藏》得以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