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博物馆的出现
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英国的坚船利炮震惊了中国，“东亚病夫”终于开始睁眼看世界，深刻认识到世界的沧桑巨变。为了救亡图存，国人选择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伴随着这股清流，外国先进的文明荡涤着保守腐朽的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界的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有关外国博物馆的情况也是在这时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些在外国游历的人员，诸如外交官、洋务人员和留学生等，其“游记”和“随笔”中频频提到了“博物院”、“积骨楼”等不同的名词。1849年魏源的《瀛环志略》发刊，其中已经提到了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军工厂、古玩库，并对外国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和文物模型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使更多的人关注到了博物馆，对此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世纪末，出于政治需要，资产阶级的一些改良主义者，把创办博物馆提上了新政建设的议程。各大社团纷纷提出建立博物馆的主张，从而为中国博物馆的建立做好了舆论方面的准备。
早在19世纪中期，中国大地上已经出现了洋人创办的博物馆。在上海，有法国神甫韩伯禄1868年建立的震旦博物院，主要收藏中国植物标本，也收藏东南亚等地的物产标本，但并不对外界开放；在天津，有法国人1904年设立的华北博物院；在成都，有美国人1914年筹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以后发展成古物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医牙科博物馆等。另外，1922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建立了北疆博物院，主要搜集中国北方各省及西藏东部等地的动物、植物、化石、矿石等标本，也收藏有关考古学、民俗学方面的文物和资料。这股在华建立博物馆的热潮无疑大大加速了中国博物馆的萌芽进程。
而由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始建于1905年，其创始人是清代状元、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
1894年，41岁的张謇金榜题名，而就在第二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战争中清政府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战争的惨败、清政府的腐朽无一不伤害着这位清末状元的强国之心，以至于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毋论矣”的悲愤与忧虑。从此，张謇愤而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在以后的年月中，他陆续创办了以大生纱厂为代表的一系列近代性质的工厂，而“状元办厂”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与此同时，张謇也倾注了很大的心力在教育事业上，组织开办了几所师范学校、商业与医学等专业学校。关于教学，他主张学生到自然中去学习，甚至为了便于学校师生“观摩研究”，张謇决定自主筹办一所博物馆。1905年1月14日，“南通博物苑”破土动工，10年之后，南通博物苑竣工，分别收藏自然、历史、美术三方面的文物和资料，其收藏文物达2900多件。南通博物苑以第一家私人博物馆的面目出现，开启了中国人建立博物馆的先河。
在当时，虽然博物馆林立，但是中国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国立公共博物馆。直至1912年6月，时任中国教育部总长的蔡元培先生才提出要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鲁迅先生对此非常赞成和支持，并亲自寻觅馆址，在以后的岁月里，鲁迅先生一直和博物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7月9日，中国第一座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处正式成立，一座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即将诞生，这也是中国历史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标志。
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它又能有几许生存空间？此后不久，袁世凯复辟称帝，新民主主义的星星之火瞬间被扑灭，博物馆的筹建工作也被迫停了下来。直到1917年，博物馆的筹建工作才得以继续进行。此次国立博物馆的地址定在了故宫午门至端门一带，即中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建在了过去皇宫的正门前。随着开馆日期的临近，博物馆再次面临窘境，适时中国大地上饥民遍地，开馆经费一直不能正常供给。直到1926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在实业家洪业先生的捐资帮助下，历时14年的时间，几度沉浮的历史博物馆终于如期开馆，中国人民也对第一座国立博物馆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1926年，该馆的馆藏物品已多达21万件，其中太平天国玉玺，明代针灸铜人等国宝都是在这几年间被历史博物馆收藏的。
在历史博物馆成立的前一年，以清宫原址和珍藏为主的故宫博物院成立，其下设古物馆、图书馆和文献馆。紧接着，河南博物馆筹备会、甘肃兰州市博物馆、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等馆先后成立，到20世纪30年代初，博物馆已经遍及十七八个省市了。旧中国博物馆蓬勃发展的时期是在30年代。到1936年止，已经有多达63个博物馆列入《中国博物馆一览》一书中。同时各地博物馆分别举办了一些陈列展览，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博物馆布局差，质量低，甚至不少博物馆有名无实，中途就关闭了。1949年，国民党军队溃逃台湾，同时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几十万件馆藏精品，分三批运抵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包括历史博物馆在内的25家博物馆被中央人民政府接管。1958年，经党中央慎重决定，在首都天安门前建立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1959年，历史博物馆改名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名列当时北京的十大建筑之一。从此中国博物馆在新中国的土壤里植根、成长并不断壮大，从而才有了今天繁花似锦的缤纷局面。
国内著名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10月10日，以明清宫廷历史、宫殿建筑和古代艺术品为主要收藏，拥有陶瓷馆、青铜器馆、绘画馆等馆藏文物近百万件，其所藏多为历代珍品。
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2月28日正式挂牌成立，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础上建成，是一座以历史与艺术为主、系统展示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历史的综合性博物馆。集文物征集、考古、收藏、研究、展示于一身，系统收藏中国古代、近现代、当代历史阶段有代表性质的的珍贵文物，并通过举办常设基本陈列和多种专题陈列，向国内外公众全面地展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进程与弘扬中华辉煌文化，展现世界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
军事博物馆：1960年八一建军节正式对外开放。陈列展览分为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其中，基本陈列囊括土地革命战争馆、抗日战争馆、全国解放战争馆、抗美援朝战争馆、古代战争馆、近代战争馆、兵器馆、礼品馆等分馆，系统展现了中国军事的发展历程。
自然博物馆：1962年正式命名，是中国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主要收藏古生物、动物、植物和人类学等领域的标本，并进行科学研究及科普工作。现今，馆藏标本达20余万件，其中大多数为国家一、二类动植物标本，还拥有一定数量的模式标本以及具有特殊意义的珍贵标本，分为古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四大基本陈列。
上海博物馆：1952年建立，是一座大型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12万件，以青铜器、陶瓷器、书法、绘画为特色，藏品丰富，质量精湛，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2.北京猿人头骨神秘消失
1927年春天，在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和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捷的带领下，大量考古人员在北京周口店地区展开了规模宏大的考古挖掘。
当时没有人相信在杳无人烟的周口店附近会有古人类生活的踪迹，但是步林却坚持认为此处就是中国古人类的发源地之一。果不其然，10月16日，一颗完整的人类臼齿在当地被挖掘出来，就是凭借这颗臼齿，他首次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即发现了古人类的新种属——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并推算“北京人”的生存年代是第三纪，距今约50万年。但要使这些论点站住脚，仅凭一颗牙齿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更多的实物为证，这就需要更大规模的挖采。除了国内外著名的地质学家外，还有一位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地质系大学生裴文中。24岁的裴文中展现出极高的天赋，其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很得步林欣赏。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年时间他们总共采集了500多箱远古动物化石，后来甚至找到了一个保存了3颗完整牙齿的成年人的右下颌骨，越来越多的实物证实着中国猿人北京种的真实存在。
1929年，在挖掘工作如期进行的空档，周口店挖掘工作的主要投资方——洛克菲勒基金会，表达了不愿继续投资的想法，很多主持发掘的专家们纷纷离去。翁文灏和步林商议后，决定把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交给25岁的裴文中。1929年12月，裴文中在周口店挖到了一个头盖骨，经过步林等专家的仔细辨析，确认它是猿人头骨。可以肯定，早在50万年前中国就出现了叫“北京人”的人类，这一重大的发现很快震惊了世界。在当时人骨化石极其稀少，因此，国外学术界赞同进化论的科学家们誉其为古人类研究史中最令人心动的发现。
然而，1934年春噩耗传来，步林心脏病发作永远睡在了办公桌旁，于是寻找“北京人”化石的工作落在了德国人类学家魏瑞敦的肩上。就在这一年，3个成年猿人的头骨化石展现在世人眼前。1927—1937年的10年时间里，有5个北京周口店猿人洞中发现的头盖骨被送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进行保存和研究。是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北京，协和医学院隶属于美国，挂有美国国旗，因此这也就成了北京人化石的“保险箱”。
1941年，随着战争波及范围的日益扩大，尤其是日军将触角已伸展到了太平洋领域，日美关系趋于紧张，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又重新转回了人们的视野。当时有3种备选方案：一是把化石运到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去；二是留在北京，找一个妥善的地方秘密收藏起来；三是送到美国去暂时保管。3种方案各有利弊，经过认真比较，最终选择了第三种方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魏瑞敦决定转去美国历史自然博物馆。他吩咐他的助手胡承志加班加点赶制北京人标本模型，准备到美国继续研究。后来他又担心标本在日本占领区的安全问题，就委托美国大使詹森把化石运到美国暂为保管。由于发掘周口店时中美双方的协议：不得把发现的人类化石带出中国，詹森拒绝了他的请求。后来，在时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翁文灏的多方斡旋下，以官方名义委托詹森把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他才同意了。
11月中旬，胡承志和吉延卿奉命将北京人化石装箱。共装了两个木箱，装箱十分考究，先将化石用擦拭显微镜镜头的细棉包好，再辅以几层软纸，然后裹以洁白的医用吸水棉花，再用粉连纸包上，最后把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然后放入小木盒，并用吸水棉花将小木盒填满。小木盒装进大木箱后，用木丝填充塞满。至于牙齿化石，均装入小纸盒内，上面有玻璃，内填棉花，玻璃上有红边的标志号码，并详细注明牙齿所属部位。然后在大箱上标“SADE1”字样，小箱上标“SADE2”字样，两大箱装好后，直接运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总务长埔文的办公室，据说当天被转送到了F楼4号保险室里。
后来，美国陆战队将化石护送到秦皇岛，准备一同搭乘哈里森总统号轮船去往美国。但不幸的事再次发生了，该船在开赴秦皇岛途中被日本人击沉于长江口外，而负责这批化石的美国军医弗利被日军俘虏。自此，这批异常珍贵的化石就失踪了，至今它的下落仍是个谜。
70多年来，人们一直没有放弃找寻化石的下落，但此过程中环节颇多，错综复杂，谜团遍布，让人难以理出头绪。
20世纪80年代，有这样一条线索：珍珠港事件前夕，一个卫兵看到有两个人抬了一箱东西，埋在大使馆的后院里，而这个卫兵当时守护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相通的便门口。后来这个卫兵推测，这一箱东西极有可能就是丢失的北京人化石，但至今我国仍未找到这个箱子。
还有人说化石在协和医学院装箱后，美军又将其分装到了军用箱中。在此过程中，却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这批化石确实分装到了军用箱中。军用箱被日军俘获后，也没有一个当事人可以证明那些化石确在那些箱中。
当然，也不能排除化石现存于美国的可能性，但与美国相比，在日本的可能性更大些。作为积极的法西斯侵略国家，日本具有很强的掠夺性。同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曾窃取过一具在爪哇发现的梭罗人头骨化石，直到战后才被迫送回。而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侵略者已经对北京人化石觊觎很久。化石的丢失，很可能与日本人脱不了关系。
另外，根据日本老兵中田光南所述，1946年1月4日，他曾在其岳父远藤隆次长春的寓所里见过北京人头骨化石。而远藤1948年返回日本后，他又再次在远藤家见到那个装着头骨化石的箱子。中田推测，为了躲避战后的大排查，北京人头骨化石很可能被远藤藏在了他早夭儿子的墓穴中。还有一种推测是1945年4月，日本巨轮“阿波丸号”被击沉，北京人化石也可能一直沉睡在内。
种种的推测都没有揭开北京人化石行踪之谜，几十年间，人们从未放弃过找寻，只盼望着有一天，蓦然回首，它在灯火阑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