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开疆眼看金桃分完了，急得跳起来大喊：“我曾奉命讨伐徐国，杀了他们主将，抓了五千多俘虏，吓得徐国国君称臣纳贡，邻近几个小国也纷纷归附咱们齐国，这样的大功，难道就不能吃个挑子吗？”晏子忙说：“田将军的功劳比公孙将军和古冶将军大十倍，可是金桃已经分完，请喝一杯酒吧！等树上的金桃熟了，先请您吃。”齐景公也说：“你的功劳最大，可惜说晚了。”田开疆手按剑把，气呼呼地说：“杀鼋打虎有什么了不起！我跋涉千里，出生入死，反而吃不到桃，在两位君主面前受到这样的羞辱，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呢？”说着就挥剑自刎了。公孙捷大吃一惊，拔出剑来说：“我的功小而吃桃子，真没脸活了。”说完也自杀了。古冶子沉不住气说：“我们三人是兄弟之交，他们都死了，我怎能一个人活着？”说完也拔剑自刎了。
鲁昭公看到这个场面无限惋惜地说：“我听说三位将军都有万夫不当之勇，可惜为了桃子都死了。”
可惜是可惜，碰上了晏子这位口才学大师，也只有死路一条。晏子能将预期的事情办成功很大程度便是他把人的好胜心慢慢渗透进人的思维，到后来，你就能做到把什么都放在一边，命也不要去争取他预先给你设置好的东西。
劝说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形式，它表现为劝说者通过谈话的方式让被劝者理解并接受自己的观点。我们在和别人交往，尤其是和陌生人交往的时候，会有某些要达到的目的。而这些目的或多或少都需要对方接受和相信自己，但是你又不能很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你首先要消除别人对你的戒备心理，在上述故事中，晏子用的是利用别国君主来“串门”的机会，提出预先设计好的“桃子方案”。这让三位即将被忽悠的人一点也没发觉有什么不妥。但是，我们在跟陌生人交往的时候，对方肯定会有界碑心理。所以，消除戒备、让人放松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倘若，那死去的三个人随便一个提出反对意见，晏子恐怕只好失手“鸿门宴”了。
人总是希望得到别人尊重和爱护的，所以，你要懂得关心别人。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之后就会产生感恩之情，就容易听得进意见和建议。强迫别人做事会让对方感到自主权受到伤害，从而唤醒别人的对立情绪，就会让问题失控。鉴于这种心理的存在，我们在说服别人的时候，还应该尽量使用商量的预期，以保护对方的自尊，这样也有利于取得好的说服效果。晏子用的也是商量的口气：“园中的金桃已经熟了，摘几个来请二位国君尝尝新吧！”所以，他才能轻而易举地达到他的目的，维护了君主的利益，君主却还被蒙在鼓里。
硬性灌输，跌进自己的思维陷阱
著名幽默大师林语堂总结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求人办事，像写八股文一样。
中国人办事很少像洋鬼子“此来为某事”那样直截了当开题，因为这样不够风雅。如果是生客就更显得冒昧了。中国人的相会讲究话里做文章，有着八股般起承转合的优美。不仅有风格，而且有结构，大概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是谈寒暄、评气候。诸如“尊姓”，“大名”，“久仰”，“夙违”及“今日天气哈哈哈”皆属于此类。林语堂称之为“气象学”的内容，其重要性在于“来则安之，位安而后情定”的作用，即联络感情。这些内容在人们的生命空间中确实也有很大的共同性，不至于遭到抗拒。
第二段是叙往事、追旧谊。这就更深一层了，要从大众皆有的生命空间过渡到彼此较为特殊的那一块，是深入的过程。林语堂戏称之为“史学”。“也许有你的令侄与某君同学，也许你住过南小街，而他住过无量大人胡同，由是感情便融洽了。如果，大家都是北大中人，认识志摩、适之，甚至辜鸿铭，林琴南……那便更加亲近而话长了。”这一段做得好，双方感情可能会有真正的融洽。
第三段是谈时事、发感慨。这可是“政治学”了。“感情既洽、声势斯壮”，于是便可联手出击，可进入侃的境界。纵横的范围甚广，“包括有：对于胡汪蒋马张诸政治领袖之品评，等等。连带的还有追随孙总理几年到几年之统计。比如你光绪三年听见过一次孙总理演讲，而今年是民国二十九年，合计应得三十三年，这便叫做追随总理三十三年。”这一段做得好，感情更为融洽，声势又壮，甚而至于相见恨晚，到了两肋插刀的程度。至此，可认为到了陡然下笔，相机言事之际。
于是，这第四段就叫“经济学”——奉托“小事”。可客气地起立，拿起帽子，然后话题一转，说道：现在有一小事奉烦。先生不是认识某某吗？可否请写一封介绍信云云。这一段要自然随意，不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压力或使对方觉得自己该欠他多大之情。而是要利用前叙铺垫，陡然收笔，总结全文。
明代嘉庆年间，“给事官”李乐清正廉洁。
有一次他发现科考舞弊，立即写奏章给皇帝，皇帝对此事不予理睬。他又面奏，结果把皇帝惹火儿了，以故意揭短罪，传旨把李乐的嘴巴上贴上封条，并规定谁也不准去揭。封了嘴巴，不能进食，就等于给他定了死罪。
这时，旁边站出一个官员，走到李乐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声责骂：“君前多言，罪有应得！”一边大骂，一边叭叭地打了李乐两记耳光，当即把封条打破了。由于他是帮助皇帝责骂李乐，皇帝当然不好怪罪。
其实此人是李乐的学生，在这关键时刻，他“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师。如果他不顾情势，犯颜“直”谏，非但救不了老师，自己怕也难脱连累。
这个方法的使用真是巧妙至极。李乐不懂得人际之间“润滑当先”的道理，离自己的学生还差了一大截。要知道我国传统文化，是很讲究绕圈子的。在官场上有这么一种人，他能适应各种差异甚大的主子、上司和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气候，他们如同变色龙一样，根据上司的口味不断改变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倾向，因而总能春风得意，人们称这种人为“代代红”。他们便颇有点商鞅的流风余韵，但像商鞅那样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的并不多，绝大多数只是一些小角色。
汉元帝刘爽上台后，将著名的学者贡禹请到朝廷，征求他对国家大事的意见。这时朝廷最大的问题是外戚与宦官专权，正直的大臣难以在朝廷立足，对此，贡禹不置一词，他可不愿得罪那些权势人物，只给皇帝提了一条，即请皇帝注意节俭，将官中众多宫女放掉一批，再少养一点马。
其实，汉元帝这个人本来就很节俭，早在贡禹提意见之前已经将许多节俭的措施付诸实施了，其中就包括裁减宫中多余人员及减少御马，贡禹只不过将皇帝已经做过的事情再重复一遍，汉元帝自然乐于接受。于是，汉元帝便博得了纳谏的美名，而贡禹也达到了迎合皇帝的目的。
司马光对贡禹的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他批评说：“忠臣服事君上，应该要求他去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其他较容易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应该补救他的缺点，他的优点不用说也会得到发挥。当汉元帝即位之初，向贡禹征求意见时，他应当先国家之所急，其他问题可以先放一放。就当时的形势而有，皇帝优柔寡断、谗佞之徒专权是国家急待解决的大问题，对此贡禹一字不提。恭谨节俭是汉元帝的一贯心愿，贡禹都说个没完没了，这算什么？如果贡禹不了解国家的问题，就算不上什么贤者，如果知而不言，罪过就更大了。”
司马光不明白，古代的帝王在即位之初或某些较为严重的政治关头，时常要下诏求谏，让臣下对朝政或他本人提意见，表现出一副弃旧图新、虚心纳谏的样子，其实这大多是一些故作姿态的表面文章。有一些实心眼的大臣却十分认真，不知轻重地提了一大堆意见，这时常招来忌恨，埋下祸根，早晚会招来帝王的打击报复。贡禹却十分精明，专拣君上能够解决、愿意解决、甚至正在着手解决的问题去提，而回避重大的、急需的、棘手的问题，这样避重就轻，避难从易，避大取小，既迎合了上意，又不得罪人，表明他做官的技巧已经十分圆熟老道了。
会长眼色，察言观色是捧场至关重要的基本功。要投其所好，及时变色，不知道上头的心理和意图，说不定会拍错了马屁，“偷鸡不成蚀把米”。我国旧社会官场之上，都是一个比一个长眼色，善变色。
佐证名言
只凭一句赞美的话我就可以充实地活上两个月。
——马克·吐温
赞美，而不是吹毛求疵。对家人、丈夫更应如此，不要不领情，虽然我们心里感谢另一半所做的一切，却从来没有说出感激之情。
——卡耐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