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按其批评者的观点，还是在其科学模式的意义上，欧洲的政党民主在其初始发展的任何阶段当然都不能得到完满的体现。在批评者眼里，德国国内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占主导地位的都是一种权威国家观：如果政党在国家内、甚至对整个国家产生影响，便只会危害国家。根据这一观点，黑格尔意义上的国家只有在凌驾整个社会时才有可能完成其根本任务。出于这一原因，在魏玛时代的宪法里，政党也还仅仅是以一种抵御性的公式被提及。通过这一公式，政党象征性地被从合法的国家行为领域中分离开来。该宪法的这一要求已经无法满足政党在魏玛共和国所起作用的政治现实需要。但是，到了最后，在民主制的衰落阶段，以为借此能够拯救国家的总统还是剥夺了政党的主导权，并将其转交给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而该运动从此不再容忍任何其他政党，并力图同时成为政党和超级政党。而一旦该运动大权在握，它便迅速彻底地使民主制及所有其他政党寿终正寝。
新建的联邦德国民主制则起始于有意识地与传统的权威国家反政党观念相决裂，并由此与其他西方民主制的民主标准相接轨。
联邦德国基本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新宪法。为给未来民族统一预留余地，联邦德国将新宪法称为基本法。起初对政党在民主制内所起作用的认可程度极低。根据第21条，政党所被期待的仅仅是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不过，因此，它们也成了由宪法获得如此特权的唯一的社会组织。当然，这一点明显地与以后在政治学和宪法理论中长期引起激烈争议的第38条相抵触。该条确认，议会中的议员并非政党的代表，而是全体选民的代表，他们只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因此不受政党直接的和有约束力的合法控制。
在相关讨论中，引起争议的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可见的将来，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取代政党对于政治意愿形成所具有的压倒性地位，因此，第38条的规定只是为了加强政党的代表在议会中之于政党领导层内部控制企图的地位。第二种观点强调议员个人的自由角色，要求将政党在政治意愿形成方面的作用限制在帮手及供应商的层面。第三种观点则相信，政党作用和议员个人作用之间的对立是宪法有意设计的张力关系，在这一关系范围内，两者既相互激励，同时又相互限制、相互尊重。
在有关问题上，宪法法院法官，同时也是一名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学家的盖哈德·莱布霍尔茨在他主要参与作出的联邦宪法法院的一项裁决中强调了对宪法的这一理解，即：从倾向上说，宪法对政党直至90年代的影响做了现实的描述。按他的分析，在当代纵横交错的普遍民主制内，政党是公民投票民主制的对应物，人民在这一公投民主制中借助对政党的挑选，就精确的方向和事业选择作出决定，从而授权其代表，经由制宪和国家行为尽可能不走样地加以实施。依据这一诠释，政党的民主角色首先在于代表见诸于纲领的实际选择，其次才是吸收和监督能够保障实施纲领的人员。无论如何，政党作为最终导致行动纲领的意愿形成的组织要优先于代表纲领的人员。
除了公投民主制的前提外，关于政党民主制这一设想以下面这一估计为基础，那就是：标志着现代社会利益及价值的多元主义从原则上说不容分割。因此，也只有互相竞争的政党提供的多元选择才能保障获得直接民主的那种标准，该标准反映了多元主义，并按照多元主义在社会中所表现的那样将其引入国家意愿形成。只是在各政党统治权的迅速交替中，在执政党和反对派有规则的必然的转换游戏中，社会才根据各政党的多数关系及其提供的纲领得到全面的代表。正因为政党被视为公投民主制的现代对应物，所以，根据这一模式，多数少数地位的转换、政党离开执政地位以及体现于纲领的行动选择之间更清晰的冲突关系，对民主的有效性才如此重要。因而，按照这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理解，政党民主制下的选举就不应是人物公投而应是事物公投。
政党民主在联邦德国的实践在两德统一之前基本上可以说符合了政党民主的这一图像。不过，即使是在其鼎盛时期，也依然可以看出政党民主的两个不足。其一是，党的领导层对于基层和组织而言总拥有明显的强势地位，因而，在任何时期，党都不曾如社会的讨论共同体一样，将社会的意愿融入政治体系之中。但是，它们仍然更多的是托克维尔而非韦伯式的纯粹的官僚主义机器。其二是，议会和政府行动中所实施的从来都不是纯粹由公投决定的纲领。公开展示的纲领选择的很大部分总是不经公投，但是，在联邦德国以及在其他多数政党民主制那里，某些纲领的要点仍凸现出明显不同。许多在掌控权力后被转换成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性政策在极少情况下才会受到公众的注意或成为被讨论的对象。此外，在实行比例选举权的政治体制内，多数的形成通常只有经由联合的途径才有可能。联合伙伴的政治利益和理念之间的广泛妥协因此难以避免，以致只有极少的选民才能在新议会和政府的行动中看到按照自己的愿望在选举中授权给政党的东西。尽管如此，政党的选举在总体上仍被看成是对政党所奉行的事务性方向选择的挑选。总体而言，在竞选纲领和以后的政府政策之间存在着可以得到证实的密切的关系。
即使是在强大的政党民主时代，政党也仅仅是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的一条边，而非是仅仅经由它才能并无大损耗地将社会的利益传输到国家意愿形成中心去的传送带。但是，政党是政治领域里的最强大力量，它们的领导成员以决定性的方式与纲领和特征捆绑在一起，政党公开坚持它们，其成员则为它们而不懈努力。它也是在公众中以及在成员中获得合法性的唯一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对阿登纳任总理时期的基民盟全称“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二战后成立的最大政党。也可作如是观。当时，该党并无见诸文字的纲领，但是，在其成员以及它的最高代表的政策之间却存在着广泛的共识。
在政党民主制内，政党是在社会和政治之间进行斡旋的由其他政治活动者构成的大规模舞台上的中坚力量。他们采纳、集中并融合多数公民动议、联合会和协会的利益及价值。对这些公民动议、联合会和协会，政党能够发挥其影响，并且，在政治体系中，政党是他们的主要代言人。例如，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雇主联合会、农民联合会以及房地产所有人联合会便总是认为自己的利益在基民盟那里最能得到理解，反过来，基民盟也知道，如果要拥有建立多数的能力，就必须关注他们的利益，而如要得到多数，就必须将该利益融入一个更大范围的纲领。则像镜子一样是工会和租房者联合会的伙伴。不仅如此，出于历史原因，直至20世纪80年代，社民党不仅认为自己是工会的伙伴，而且还是工会运动的政治臂膀。
在政党政治时代，中介活动者的作用力场在政治程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教会也常常成为不可忽视的中介活动者。中介活动者赋予社会利益和价值以语言和力度，围绕如何定义政治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及可以考虑的行动选项，倡议并组织公共讨论；他们同时发挥多方向的影响，但首先是在大众传媒和社会论坛上的影响，从而共同参与对公共空间的建构，而政党则必须在这一空间里为自己的及其他的目标寻求多数和支持。中介活动者的整个架构因此就远不只是对政党发挥影响的出发点。它代表并构建一个公共空间，在此空间内，在很长的时间里，进行着关于行动的讨论，形成压力潜力，解决问题的政治途径获得多数的能力通过他们逐渐显示出来。鉴于此，这一形式的中介同时是一种合理化、稳定化以及对利益冲突的持续性加工。
出于这一原因，位于公民社会和政治体系之间的中介政治领域的网络、机构和组织不只是、至少首先不是作为传输利益和交流解决政治问题途径的通道而对民主程序的质量具有重要性，相反，他们是围绕问题定义和行动选项展开的长期讨论和谈判程序的论坛、稳定器和能源。他们在政治公众的各种舞台上，以及在其代表人物和成员构成的内部将论题和论点提到桌面上来，与竞争者和对手的反驳展开交锋，并在不间断的程序中形成自己的答案和反对立场。由于受到并广泛代表了相关的讨论问题的人们的直接影响，基本独立于日常公众政治状况之外的他们有责任对这些问题作锲而不舍的探讨。就此而言，它们强调连贯性，强调公共讨论的政治理性。欧洲政党民主的特点主要不在于存在着相互独立并相互竞争的政党，而在于中介领域的强大角色以及政党对它们的依赖性。作为该领域的中心活动者，政党不间断地、直接地受到中介组织的期待、论点和压力的影响，并因而接受其政治的时间尺度、延续其政治理性标准。
作为成员组织，以多种形式深入公民社会的政党向所有感兴趣的男女公民提供参与制定政治行动纲领和参与监督实施的可能性。这样，他们代表了一种包括政治程序所有阶段的完整的参与循环，这些阶段包括有关其融合利益的阐释、以公共利益为方向的行动计划以及遴选将公开代表并实施计划的人员、监督作为受托人和负责人在实际实施经党内讨论形成的政治行动项目的活动。因为在成功的情况下只有政党才可能在政府体系的机构里贯彻政治纲领，所以，鉴于其在政治机构体系内所处的地位，政党便具有一种中心位置。至于他们是否能够将这一中心地位成功用于实践，完全取决于其行动能力的高低。政治学研究指出的政党在民主体系内所分别具会学家，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党批评理论家之一。开始一直到汉斯－赫尔伯特·冯·阿尔尼姆为止的政党批评一再准确地指出了内在民主和政党的社会责任中所存在的理应受到抨击的不足，并在公共讨论中以放大的方式将其暴露出来，但总体而言，政党依然满足了通过大众民主参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政治融合的要求。
在对政党民主诉求的部分具有毁灭性的抨击中，常有一点被忽视，即：即使遇到最佳情况，政党也只是在其中自我组织并发挥作用的那个社会的反映和镜子。正是根据其满足民主中介诉求的程度，政党需要内部的多样性、非同时性及其成员的设想和要求之间的矛盾性，正如他们在丰富的社会中所必然出现的那样。而社会的丰富性使他们都有可能分别获得体现并在政治选举中得到代表。当然，政党必须有能力从活跃的讨论和反驳中不断发展出能够得到党内多数可靠支持的、与使命有关的行动纲领，而这也正是政党有权提出政治诉求的理由。虽然，彼得·洛舍，关于社民党处于“松散无序状态”的说法对该党的总体状况而言明显过分，但是，根据其严肃对待利益确认和融合任务的程度，政党终究只是力的平行四边中的一条边。在这里，通过一再讨论的途径产生出共同的行动纲领，这一点在公共的政党批评中常常遭到忽视。对时常是矛盾的社会融合功能的认知正好可以作为政党失败的证据而给那种哗众取宠的抨击提供弹药。
不论那些批评多有道理，不论尸位素餐、盘根错节、鼠目寸光、怠惰懒散等批评之词如何一再主导着对政党的公开讨论，有一点必须指出，那就是，恰恰是批评所指向的那个功能核心反映了政党在民主制中对政治程序的特别作用：遴选、代表、对政治人员的监督、将利益和价值逐步融入政治方案、在更广阔的时间地平线上，对民主意愿形成的充满冲突的内在过程的组织以及对国家和社会众多决策的参与等等。在政党民主时代，只有当政党因其领导人偶尔造成边缘化情况时，所有那些分散的活动才会受制于中央决策中心的监控。在正常情况下，他们自身更多的是冲突、动力、公开的程序性以及力的平行四边形的表现，这一力的平行四边形由在许多决策层面上因众多党员的参与及自我意愿而形成。作为“互相竞争的活动者集团们的力量游戏”，富于影响力的民主政党组织不可避免地成为基层民主、利益联合以及中央调控要求的一种特殊混合物。
作为通过传媒系统对政治进行殖民化的传媒民主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党的角色及其作用方式。根据政党必须或愿意遵从传媒交流逻辑的绝对功能命令的程度，他们的交流机会的时间关系、他们的有约束力的交流途径的中心以及他们的社会呼应的对象都发生不同程度的移位。政党经过与诸多公民社会机构的旷日持久的讨论，逐步形成决策和纲领，在其框架内，政党的最高公共活动者以其象征性体现的形式实施具体政策——这样一种模式在实践中反而会成为障碍，难以按照传媒的要求行动。当政党以政党的名义并带有外在标志的基本特征继续活动于政治舞台时，他们的功能方式、本质以及所参与的政治游戏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在大众传媒逻辑的影响下，作为论辩成员组织的他们从中心滑向事件的不确定的边缘，而其面向传媒的领导人却赢得影响和决策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