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政治的角度出发，人们对互联网寄予厚望。互联网以其技术可能性在虚拟层面上使雅典城邦国家那样的直接民主获得新生，从而让被电视一类的大众媒介打上了深刻烙印的传媒民主相形见绌。互联网所使用的技术设备和软件将大众媒介所具有的一对多的等级制结构转变成多对多的平面型交流结构，使原则上是所有人之间的对称性的交流成为可能，并使公众再度接近那种包括所有国家公民的集会民主的讨论型理想。这一新媒介手段的技术潜力完全能够满足类似的期待，而通过为公民动议使用互联网的个别例子也给予了相关的经验上的证明。它形成一种希望，那就是，传媒民主中的民主缺陷可以经由这条道路通过大众交流体系内的进步而获得弥补。据此，所有对当代关系的诊断从根本上来说，都只是对不断急速变化的交流技术过程的片断认识。因此，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未来的传媒民主将是一个新的世界，电视时代的规则在这一世界中将失去效用。
人们现在甚至期待着，随着网上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经典特性的那种代表制民主将寿终正寝。属于这一代表制民主的，包括大众交流受众和政党民主议会主义的代议制咨询及决策机构，以及它们的所有异化作用。在网络公众条件下形成“半直接民主”政治观。根据这一政治观，半直接民主在所有公民的政治意愿和态度形成层面上将直接民主的质量与参与中央决策和管理的政治领导人的直接参与机会合而为一。
由于互联网对参与政治交流在技术上的确提供了几乎无穷尽的灵活、自决和克服社会及空间界限的机会，在某些专家看来，公众结构转移这一质的新飞跃早晚将导致产生新型民主。在那里，经典意义上的政党民主将不再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大量公民而言，他们的民主参与及决策机会将显著增加。这一看法更由于以下一点得到了加强：网络具有使政治参与和政治信息相联系的几乎不受限制的可能性，而政治参与原则上使每一位有兴趣的人都有可能实现实质性的参加。从这一视角出发，大众传媒时代的传媒民主似乎只是走向新大陆的过渡——没有统治者的平面交流的新大陆。大众传媒的选择和表演规则、政治活动者对由这规则搭建的舞台的聚焦，都将失去其意义。公众则将从舞台重新转向市场。
对产自互联网灵魂的令人充满希望的这一民主更新项目在四个层面上受到原则性质疑：社会文化的、社会经济的、大众文化的以及传通理论的层面。这些质疑在很大程度上相互补充，而若干年互联网实践和对这一实践的反思也使原先的热情期待大大降温。不过，它们仍为明显增加的信息和理解的期待留下了空间。
有关社会文化前景，翁贝托·埃科预测，互联网的扩展将导致出现一种新型的规模空前的社会阶级划分（digital divide）。数量可观的人们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具备有效利用互联网的能力和意愿。有限的使用能力、有限的使用兴趣以及在获得相关设备方面的财力障碍，都将长期加剧目前在各国都可以观察到的社会分为网民和非网民这一现象，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模式分裂信息社会。而原本就对政治事务有良好信息来源并密切参与的那些人会通过对互联网的有效利用，进一步加强在这两者上所占的优势，从而导致他们与社会其他人之间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众多事实证明了这一诊断的现实性。对欧洲国家网民群体的比较显示，恰恰是教育程度高、收入高、从事未来型职业的年轻人，不仅懂得如何积极而独立地利用传统的大众媒介，而且现在也成为互联网的主要使用群体；而对于收入少、受教育程度低、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处于被动状态、只对大众文化感兴趣且并非都是上了年纪的群体而言，互联网依然是一个陌生世界。因此，对前一个群体，互联网的使用意味着信息获得、交流和积极适应世界的附加优势。该群体原本已在社会上积极活动，并懂得如何主动而且批评性地使用大众传媒。而对后一个群体而言，则意味着，在被从所有其他领域排除后，还与那个具有多种功能的最新传媒手段相分离。就此而言，在传媒民主中可以观察到的公众被分为信息灵通的积极使用者和消息闭塞的消极使用者的现象不仅不会因互联网的胜利进军而在可见的将来得到克服，而且还会加剧。
在社会经济学层面上，埃科关于互联网社会将一分为二的预言得到进一步证实。从社会经济角度提出的质疑是，硬件和软件领域技术设备的购买未来也是财力上的大开支，从而构成低收入阶层使用互联网的障碍。电脑知识的获得及更新也需要金钱和时间。而这一知识的获得及更新是带来成功和作为休闲活动带来赢利的网络使用的前提。从较长期的角度看，它有可能发挥将很大一部分社会群体排除在外的作用。
在大众文化层面，今天就可以观察到新老传媒手段相互叠加的趋势。报社和电台电视台的编辑部以及广告公司投入大量资源，也将其产品放入网内，并十分成功。在那里，这些产品以大致类似于经典大众传媒的方式得到使用。此外，公开的和隐蔽的商业娱乐产品充斥互联网，致使对其技术潜力的互动对称的使用今天就已经在整个网上交流中变得无足轻重。本来，这一使用是互联网的强势所在，并且让人有理由抱有巨大希望。完全可以说，这一趋势未来非但不会减弱，而且只会进一步加强。非常可能的是，未来，互联网基本上将只是作为对传统大众传媒的一种新颖的技术性分配体系而被利用。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它在政治行动领域的作用。在美国进行的众多研究显示，日益紧密的特殊利益集团网络（virtual balcanization）将首先是作为对现存社会和政治网络的附加交流手段而起作用。
从传通理论层面发出的质疑是，互联网条件下的政治公众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个人化，因为，在那里，个人只是作为个体使用互联网这一手段，从而绕开代表型公众和在场者交流所具有的那种过滤功能。即使在互动领域，互联网上的交流有可能是众多参与者之间的对话。但以效果而言，它依然只是个人之间的个体化交流，而不是公开场所。在这个场所里，从个人天地走出来的个体遵从的是涉及公众事务的论辩游戏规则。有关这一问题，帕特南将美国的经验研究成果总结为两个论点。其一是，缺乏在场者之间的长期密切关系的虚拟社会资本构成一种自我矛盾。其二是，如果缺乏保持文明的社会压力，一旦出现分歧，许多网上交流会很快沦为某种类型的消灭战（flaming out）。
所有这些质疑都有道理，但它们最多只是对过度期待的限制，而难以反驳关于互联网原则上也能提供民主交流新颖手段这一主要论点。
互联网尤其在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扩展民主制的交流和行动空间——当然，它在这里依然不能打破大众传媒交流的优势：
第一，互联网未来可以向积极群体提供比现在更为便利的条件：从机构性内在空间和政治决策中心获得信息，然后在网内或通过网络约定团体动议的，将其作为经典形式的政治干预的出发点，以期改善政治参与机会。
第二，互联网现在就已经成了一种公民社会组织地区和跨地区行动网络的高效手段。例如，如果没有各学校行动中心之间的网上联系，1997年德国夏季学期的大学生罢课便全无可能。
在威权政治领导人封锁信息交流的情况下，互联网可以作为一种难以被控制的信息平台发挥作用，使信息获得、相互交流和协调行动成为可能。正如塞尔维亚反对派在1998年和1999年的行动中所显示的，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可以成为被政治掌权者在经典大众传媒舞台上所压制的公众交流的高效替代品。
第三，通过积极的互联网群体，公共问题的议题化可以迫使大众传媒关注被其忽略的问题，并导致政治活动者同样加以关注。1997年，克林顿－莱温斯基绯闻正是通过这一方式才被曝光，而大众传媒最初并没有特别关注该事件。同样，在众多欧洲国家，新的社会运动通过公民社会交流的新形式首先强迫大众传媒，然后是政治，接受变动了的议程。这样，积极的互联网群体以可比较的方式在相关议题上影响媒介传通形式，并最终影响政治行为。
对互联网民主交流潜力所作的冷静评估显示，期待将出现一个能够消除大众媒介在民主传通方面缺陷的新时代的理由并不充足。不过，可以大致认为，鉴于它所具有的技术潜力以及在可见的将来会出现的网络实际利用的社会和政治模式，它必将导致传通与行动空间的扩展和补充。大众传媒受众的优势地位虽然不致终结，但有可能受到相当规模的限制并被相对化。这一点不仅是指让政治交流在独裁政体封闭和拒绝公众的情况下也成为可能，而且亦指在功能正常的民主政体下，公民社会动议行动机会的改善，以及开放大众传媒封闭性的议题世界。
互联网使用的扩大和强化是否还会大力增进将普遍政治公众分化为部分公众的现有趋势，有关这一问题，目前尚无定论。迄今的所有经验表明，积极或被动参与政治公众主要论坛的人们也将为主要政治论坛的议题和讨论而利用互联网。就此而言，不会出现因网上交流而导致游离于中央论坛之外的自我排除。现在，在利用大众传媒产品时活动于主流公众边缘、其兴趣只在于个别议题、宗教、行动领域或目标群体的人在因特网条件下可能也会这么做。而数量众多的仅从娱乐节目中获得政治信息并作政治判断的人很可能属于上网机会最少的群体。而即使在网上，他们也将主要寻找娱乐产品。
互联网的传播对于政治公众民主质量可能产生的有关真实的问题取决于作为政治公众组成部分的对话和理解行动的作用。一些现象显示，受教育程度高、对政党政治持怀疑态度的同时又具有强烈政治兴趣、寻求在充分知情条件下理性判断政治的人，将为互动性的网上交流而放弃或限制自己参与在场公众的公民社会论坛。高度的自主性，对时间、议题和伙伴的拥有，对于活动场所和特殊议程的独立性，以及精确使用技术可能性的魅力，都有利于这一态度。在公众的民主质量资产平衡表上，它将更多的是一种亏损。
像2000年时的绿党那样，一些政党已经开始将包括投票程序在内的整个党代会同样视为一种网上活动。对于结识于社会和政治行为并经常在会议上晤面的集体而言，它不会导致出现任何值得一提的问题。然而，一旦交流完全或主要转移到网上进行，交流的质量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代替在一个公共场所里，由社会控制的在场人之间的理解行为的是处于私人匿名空间的个体之间、没有他人在场所具有的那种约束和责任的非同时信息交流。由此，交流的前提条件、过程及后果都发生强烈变化。如果这一变化趋势以现在就可以观察到的方式加速发展，那么，互联网政治使用的一个重要部分就将进一步强化而不是消除传媒民主的不良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