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民主制下，在政治程序中大量失去影响力的首先是议会。与美国的总统制民主相比较，这一点更适用于欧洲议会民主。美国总统拥有独立于国会的合法地位，这一合法地位淡化了国会之于总统的作用。在美国的宪法体系中，政治高层职务的选举早就是以一种传媒中介的个人公众性形式进行。这一合法性形式事实上是在近期才以快速的步伐进入欧洲的议会传媒民主。而根据宪法条文和一般公众的印象，政党和议会依然是政治高层职务的最高合法性来源。
正如法国和美国的例子多年来所显示的那样，在总统制民主内，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这两种相互独立的合法性渠道一再带来相互矛盾的选举结果。这时，总统尽管权力广泛，却会面对由另一种政党颜色构成其多数的议会，因此他有时不得不在艰难的讨价还价程序中安排自己的政治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在直接合法的最高职务和同样是直接合法的对立的议会多数之间，便凸现利益和价值冲突的经典的政治问题。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得到资源支持的谈判程序才能个别加以解决。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国会内反对派占多数的压力下，在短短数年内不得不全面更改其政策。因为，不如此，他就有可能在许多个别冲突中一再徒劳无功，并冒给公众留下无能和失败者印象的风险。他介于民主党人传统路线和共和党对国家原则性批评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尤其是他将此路线融入具体的政治项目中的方式，就是他对这一政治窘境的部分回答。
相反，欧洲议会民主制中，受政党民主的影响，在执法和立法之间保持监督距离的原初设想已发展成为政府和多数党构成的基本政治同盟以及处于少数地位的反对派政党之间的竞争关系。就此而言，除极少例外情况，三权鼎立的经典模式早已让位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现实。那就是，政党在权力的分区之间发挥有效的纽带作用，这种作用在执法和立法之间十分强烈，在这两者和司法之间则相当虚弱。因此，其结果是，议会和政府间的监督关系变成了执政多数和反对派少数之间的监督关系。而由于议会少数也拥有特殊的议会监督权，因此这一监督机制可以得到十分有效的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多数的政策通常产生于内阁和议会党团之间的沟通以及商议程序。在对行动者政治分量的某种依赖关系下，如果政府的代表们不想因事后传出不一致而招致人们对其政治领导能力的怀疑，他们就必须事先寻求与所属的议会党团领导人之间的一致。在传媒民主中，则既由于政党被最小化也由于传媒逻辑对其行动条件的影响，议会的作用大为减弱。因为议会中的执政党代表们完全清楚，他们的选举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候选人的传媒能力，此外，他们每天都能观察到，政府领导人的政治目标宣布和所属议会党团代表的态度之间的差异会逐步消解这位领导人的卡利斯马，因此，他们总是愿意作出妥协。
由于政府首脑或反对派领袖在传媒民主的条件下以这一考虑为基础计划并实现其成功生涯的关键部分，他们便会从一开始就把传媒民主和谐机制融入其战略考虑之中。不过，一旦自信的少数派不愿意被同化而接受这一考虑，或者政府首脑和议会党团领袖竞相出风头而发生龃龉，就总有可能在可以预期的地方，或有时也可以在完全意外的地方出现问题。这时，与政党一起，政党在议会中的代表，即党团——按照多数规则从而也就是议会——便会被排挤出传媒民主的政治程序中心。而如果政府领导人在议会外的谈判体系和对话回合主持形成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政府成果而公开加以宣布，则这一趋势还会进一步强化。这时，多数党团参与政府决策的活动空间就常常会萎缩为在个别细节领域的改善要求。在这样的权力分布中，它几乎没有可能参与政府大政方针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