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学专家奥特弗里德·亚伦曾建议，重新认识传媒民主中的传媒和政治之间的转换关系。根据他的观点，不仅是为传媒外加工的政策项目的导演部分，而且，主要政治活动者的政策也只是在政治和媒介的传媒互动过程中才逐渐形成。传媒民主中的政策维由此从传媒外生因素转变为传媒内生因素。这一描述抓住了传媒殖民化政治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逻辑要点。然而，如果将这一观点作为两者间全部关系的模式，则它也可能掩盖以下一点，即在原本的完全政治行为及其传媒代表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本体论差异。而这一差异对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然，这一模式将传媒民主政治行为的一种新趋势推到了人们关注的中心区域。
例如，红绿联合政府1998年10月上台后第一年实施的改革项目只能理解成政治上层活动者的某种传媒试验行为。在源于政党决定和联盟协议旧有决定之间的张力场范围内，来自组阁谈判工场的改革项目被作为行动目标公之于世。随后，鉴于传媒反应不佳，又在不经执政党内重新磋商的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并介绍给公众，直至它们通过传媒测验——或者不论是无法避免的，还是从传媒角度出发长期来看依然是值得的战略——显示出一种执拗的立场。这类例子凸现了政治上层活动者来自所在政党原初行为目标与压倒一切的传媒反应之间讨价还价过程的逻辑。而这一过程常常需经多轮，而且在不少情况下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生。在宣布打零工制度改革项目时，政治试探行为和传媒反应之间的乒乓球游戏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因为，有时在短短数天之内，后果严重的大型项目便多次被“修补”和“调换”。在这一讨价还价过程中，传媒宣称代表公众判断，并隐隐威胁，将在下一次选举中实现这一判断，而实际上，传媒产生了而不是反映了这一判断。因此，就其核心而言，传媒压力和按照传媒逻辑发生的政治试探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不过是一种虚假公众性。
当联邦政府的养老金和税收改革建议在大众传媒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获得积极反响，而随后不断进行的民意调查却显示多数公民持完全相反态度时，这一差别便在联邦德国以最富启发性的方式彰显无遗。在这件事情上，与几乎一致的传媒反应不同，退休人员和低收入者本能地感觉到，他们将不会属于这一改革项目的获益者。这一次，政府计划人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依据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知道，传媒公众总体上既影响也反映大众意见，虽然在个别情况下这一规律并不总是完全可靠。只有在精心计算的例外情况下，传媒民主制下力求赢得多数的最高政界人士才会不惜违背眼下的传媒反应寄希望于以后有望获得的多数选民利益与自己的政治行为企图之间的一致。就此而言，在由它引起的传媒反应的照射下，政治中心项目的主要部分是在政治－传媒谈判议定程序中产生的。在传媒民主中，它们从传媒外生成为传媒内生事件。
然而，这一趋势的增强并不导致传媒外生与传媒内生政治行为原则上的融合。因为，在政治－传媒讨价还价过程的最后，得以实现的政纲面对其传媒介绍以及政治家自己对它们的传媒介绍，始终有着自主的存在。最终颁布的法律，不论有着何种影响，常常有着比在政治－传媒谈判议定过程中引起公众最大关注的时刻所曾有的更多的甚至完全不同的内涵，而且，也与政治家在其本来的表演中希望让人看到的东西有所区别。
这里，考虑到传媒民主逻辑的基本问题，政治生产行动的现实与其任何形式的传媒介绍在本体论上始终相区别这一点并无多大意义。对这一区别及其民主政治意义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真实细节的差异还是它的相对分量及其行动结果的复杂性，传媒结构都决不能简单加以描摹或以明确的方式加以重构。政治－传媒谈判议定还价程序之所以不会导致政治和传媒这两个分系统合而为一的第二个原因是，面对其数量任何时候都十分巨大的政治项目，传媒关注的聚光灯只能照射到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些政治项目或在政治行政系统内被计划出来，或被拟定实施。也许，传媒关注的聚光灯常能照射到最重要的那些项目，但永远都不能照射到所有项目或所有方面。因此，作为试探行为的政治虽然成为应用广泛的一种战略，但不会导致传媒和政治系统的融合。此外，如果欧洲活跃的政党组织将其能量集中于此，那么，在处于从政党民主走向传媒民主过渡期的欧洲，政党组织仍可以对这一政治－传媒谈判议定程序施加相当的影响，并像在一个力量的平行四边形里一样，使其结果朝着自己的方向运动。自信的政党，或者，从理论上说，它们在议会的党团——虽然其重要性其实已被最小化——有时也可以干预政治－传媒谈判议定程序，并有望成功。正如联邦德国2000年底养老金改革命运所显示的那样，如果它们在干预时能够与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结成联盟，而这些利益集团反过来又能够通过自己的影响渠道对选民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施加影响，则成功的希望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