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形式多样的流言
1.愿望流言，恐怖流言，分裂流言
这是罗伯特·H.纳普依据流言产生和散布的动机所作的分类。愿望流言是一种体现人们内心愿望的虚假消息传播。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敌对一方已经或将要倒霉和完蛋的内容，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说希特勒已被人刺杀，日本的储油量只够用6个月。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已被炸死，他的夫人和儿子已携带黄金、现金和机密文件乘飞机逃往国外；二是关于我方或友好一方将要走运或胜利的内容。如在伊拉克战争开始阶段，美军宣称伊拉克方面有数名将军和众多士兵投降，美方行军势如破竹等。
恐怖流言的信息内容反映出的是一种恐怖和不安。恐怖谣言的流传动机，部分的是因为自我保护的焦虑而试图去了解它或掌握它。譬如都市传奇“佛罗里达州加油站艾滋针头扎人”中，杰克逊镇警官阿布拉罕提醒驾驶者防止被暗藏在自助加油站加油枪扳机下面带HIV病毒的针头所刺伤。尽管美国警方早已公开辟谣，但这一流言与其类似的传闻已流传数年之久。我国1995年左右在天津等城市也流传过相类似的谣言。再如“9·11”之后，关于本·拉登将再次发布恐怖袭击的流言不断，美国为此数次全国戒备，搞得人心惶惶。当然，其中可能有真实的情报，但也不乏人为制造的恐怖流言。
分裂流言所散布的是一种同现存社会结构、集团组织进行斗争或分裂的言论。如1857年的印度兵变，就是一则“发给信奉伊斯兰教士兵的每发子弹下端纸片是用猪油贴上去的”分裂性流言所引起的。在我国古代，几乎每次农民起义前，都要散布带有迷信色彩的分裂性流言。
根据纳普和思库帕的调查显示，上述三类流言在不同特征的社会环境中所占比例是各不相同的。在战争时期，分裂流言占多数，达66％，愿望流言只占2％，恐怖流言占25％(剩余的7％无法分类)；在和平时期，愿望流言占多数，约占66%，分裂流言只占18％，恐怖流言占12%。
2.政治流言，经济流言，文化流言，战争流言
这是根据流言所瞄准的领域所作出的分类。政治流言在选举运动中极易扩散。例如，在约翰·昆西·亚当斯与安德鲁·杰克逊竞选美国总统时，曾有流言说杰克逊和亚当斯的妻子有通奸行为。又有人说亚当斯曾为一个俄国贵族拉皮条。即使在非选举期间，针对公众关注的政治人物的流言也极易传播开来。1998年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绯闻至今还未完全散去。2004年6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因在大学时曾强奸女同学的传闻而被民众起诉，要求其辞去首相职务。总的来说，政治流言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散布对己有利有用的消息；二是编造任命升迁方面的谎言；三是编造、散布旨在试探人们对某事反应的假信息；四是涉密人员在特殊压力或情境下导致的一种突然泄漏，但在扩散中又变形了。
经济流言是政治生活的一种折射，它影响物价、搅动股市、骚扰商情，最能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流言反映了人们对经济状况、经济运行机制的不信任以及不安和恐怖的心理。比如商品涨价的流言往往基于现实生活中商品价格一涨再涨的实际状况，关于买卖股票的流言也是基于股市受国际事件、政权更替、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影响而大起大落的实际状况。
文化流言瞄准的是文化艺术界，它大多同这一领域里著名人物(如名演员、名导演、名歌星、名画家等)的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有关，并且大多是对该人名誉、声望产生负面影响的证据不足的信息。对此，一位著名的作家写道；“我曾受到过流言专家们的恶毒攻击。这难道是理所当然的吗？不管是谁，如果他在本行业中成为名人，就会常常看到映照在打碎的镜子里的歪曲形象。”善良的人安慰道：“这不足为怪。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能听到这条毒蛇(流言)啾啾的叫声，看到它那开始腐烂的尸体无力地蠕动，施放着毒气。”
战争流言已经几乎成了战争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路透社记者不无夸张地写道，在海湾战争中，流言在争夺人心和思想的战斗中，在煽动战争狂热、摧毁敌方土气方面，可以像“飞毛腿”导弹或巡航导弹—样有效。而在伊拉克战争中，这一武器再次得到了利用。不论是为了使伊拉克人士气低落，还是为了争取本国舆论，美国和盟国的官员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小时披露的许多关于空袭成功的说法是被夸大的，甚至有些报道夸大得太过分，以致失去了假情报的作用。
3.牢骚性流言，攻击性流言，宣传性流言，牟利性流言，误解性流言
这是根据制造流言者的目的动机所作出的分类。
牢骚性流言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反映。当人们的某些愿望得不到满足时，就会产生埋怨之感。而当人们把这种埋怨之感表达出来时就是牢骚。这种牢骚如果是直接针对埋怨对象，就是一种斥责、诉苦。但若不是针对埋怨对象发出的话，就很容易转化为流言。在生活中，这类流言极为常见。
攻击性流言相对于牢骚性流言而言，其目的性和对象性极为明确。流言制造者在散布流言之前通常已经认真研究了攻击对象及其所在的环境，然后有的放矢地提出某种流言，以此来达到伤害攻击对象的目的。这种流言的产生通常发生在双方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如在政治选举时期，就是这类流言的频发阶段。
宣传性流言是指为了实现某种积极的政治性、社会性目标而编造的流言。与攻击性流言消极的攻击目的相比，这类流言更容易迷惑人，而流言制造者也更理直气壮。1983年8月11日的《新民晚报》曾经刊登过一则《服役期满不回上海到青海》的消息，说南京部队某部36名服役期满的上海籍老战士要求到青海去工作的事情。后来经查证，只有两人要求去青海，而作者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引起编辑部的重视”。
牟利性流言与经济流言有一定的相关性，其实质就是一些企业或个人为了出名或赚钱等目的而编造假新闻，通过大众媒介传播。我国这几年几乎每年都提出要打击假新闻，可是假新闻却越打越假，越打越多，以至于互联网上出现了全年十大假新闻的评比活动。其实，假新闻就是公开传播的最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的流言，因为它置身于大众媒介的公信力光环之下。可以说，它代表了商业化社会中流言发展的一种趋势，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误解性流言是人们面对社会或自然环境中突发的一些负面事件时，由于缺乏正确的判断和认识而产生的一种流言。这种流言与流言的其他类型如攻击性流言、宣传性流言、牟利性流言等相比较，其最大特点是流言制造者对自己制造流言的目的认识不是很明确，其更多时候是心理情绪的一种自然释放。其实，在“非典”期间产生的大多数流言都属于这一类型。这也足以提醒我们，因为这一类流言所涉及的问题多与群体、个人利益相关，所以其一旦大规模流行，其危害是不容轻视的。
第二节流言的孕育与传播
流言传播的形态犹如黑夜里疾飞的蝙蝠，听到声音却见不到身影；好像蓝天里流动的乌云，看到它却无法抓住它。但是，如今人们已经能够依据传播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甚至是自然科学原理揭示流言滋生和传播的过程。
一、流言的孕育和滋生
法国学者勒莫在其著作《黑寡妇——流言的示意与传播》中把流言的孕育和滋生过程比作昆虫的幼虫、蛹和成虫的三个阶段。
勒莫认为，流言在人们内心孕育的最初是由于社会记忆的存在。在上文提到的拉普拉普流言中，菲律宾人的民族领袖拉普拉普在1521年用标枪杀死了麦哲伦，从此，拉普拉普鱼就象征着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抵抗并且作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沉淀在菲律宾人的心中。而人们现时所身处的社会则被比做了蛹。蛹纹状的外壳就象征着社会组织的连续性，而人们的各种心理又被社会文化所连接起来。当然，出茧阶段就是流言产生和大规模传播的阶段。勒莫指出，我们“为了结识流言，不仅需要在流言产生的社会背景中找原因，还要将社会背景同作为流言的经纬的神话背景联系起来，让集体记忆储存的材料来把这前因后果说清楚。”
勒莫认为，流言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触动了社会的深层机制。所以幼虫阶段就是人们受感染的阶段，而流言在蛹阶段得到孵化直至遇到社会环境中的压力、失衡或危机时破茧而出。对于拉普拉普鱼流言来说，菲律宾群岛上的居民在食用鱼时实际上是在食用部落首领的肉体，他们从中获得体力，同时获得具有象征意义的力量。而流言所说的鱼的变化给菲律宾人以双重打击：一是由于被外来物体（坠入海中的外国旅客的尸体）的非食物毒化了，拉普拉普鱼变得不能食用了，菲律宾人不再能像以前那样用餐，不再能保持他们自身：二是由于不能食用拉普拉普鱼，使居民感觉到是帝国主义的反扑，有丧失身份的危险。而鱼店老板和肉店老板两大行会之间的竞争又为流言推波助澜。
从勒莫的分析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流言滋生和传播的一种模式。那就是传染—潜伏—爆发。回忆起SRAS传播刚开始时的种种猜测——鼠疫、炭疽、禽流感、生物武器袭击，我们可以发现，早在这些病毒或灾难在国外传播或出现时，我国的很多人已经被感染了。这种社会记忆潜伏在人们的心里，直至“非典”病毒出现时的总爆发。
二、流言传播的数学公式
流言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不协调的产物，是舆论在兴起、扩散过程中的“变形”和“扭曲”。据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科罗斯的研究，影响流言传播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事件的重要性、状况的暧昧性和公众的批判能力。
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在《流言心理学》中指出：流言的散布量同“问题对当事人的重要性和有关其命题的证据的暧昧性的积成正比例”。既然是“积”，只要重要性和暧昧性的任何一方是零，流言就无从发生了。如果问题对人们不重要，无论状况多暧昧，流言也不会流传。同样，问题再重要，但状况不模糊，事实很清楚，流言也不会广泛传播。他俩据此提出了一个关于流言的公式：
R≈ia
其中，R＝流言(Rumor)，i＝重要性(importance)，a=暧昧性（ambiguity）。
如果说试图控制流言扩散的人对“事件的重要性”这一要素似乎是无能为力的话，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在控制“状况的暧昧性或模糊度”这一要求上有所作为。只要他们重视暧昧性这一变数，设法通过各种传播渠道提供有关信息，使状况清晰起来，就可能抑制关于这一事件的流言的产生和扩散。
科罗斯在1953年的研究中对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的这个公式提出了质疑，并对其进行了补充修正，使原来的公式成为：
R≈ ia/c
其中，c＝批判能力(critical ability)。
经科罗斯修改后的数学公式表明，如果群体或个人批判地接受事物的能力增强，流言则会减少，直至最后消失；反之，如果公众的批判能力很低，对什么事物都会不加选择地接受，那么流言的散布量就会增加。当然，假如事情不重要，或者关于这一事情的透明度很高，那么即使公众没有什么批判能力，流言也不会产生和散布。
不过，对事件的重要性与状况的暧昧性的理解，有时又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有的事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不值一提的区区小事，但对某些人又可能非常重要。关于某件事件的报道，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比较清楚了，甚至报道的消息已太多太滥了，但说不定还会有人觉得有点模糊，因为他们对每一个小细节都十分关心。所以说，事件的重要性和状况的模糊性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至于群体和个人的批判能力，也应看做是多种因素的综合表现。因为，一个人对于流言的批判能力要受到世界观、政治信仰、文化程度、知识结构、个人性格以及社区环境和公众情绪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撇开其他因素不论，单就公众的情绪来说，如果公众处于平和的情绪状态，那么人们对流言则多会取审慎的批判态度，他们会对每一则流言仔细研究，反复寻找其说不通、证据不足和可能有虚假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流言扩散的速度要慢得多，范围要小得多，产生畸变的程度也要小。因此，对社会、对一些人的冲击力是不大的，有的甚至无任何负面影响。但是，假若公众处于亢奋、不安、愤怒的情绪之中，其批判力就会下降，对投合自己情绪的流言往往缺乏冷静分析和理性思考，而变得较易接受流言，有时甚至接受十分荒谬的流言。这是因为，当公众情绪异常时，处于相同情绪状态的成员们就像受到某种病毒感染一样，已处于一种昏睡的朦胧的精神状态，这时他们很容易接受别人的暗示，相信别人对这一事件的状况的解释，并乐于传播、扩散，而且速度惊人，破坏力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