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宣传家和学者，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创办了戊戌时期的重要刊物、维新派的舆论机关——《时务报》，宣传“复民权”、“开议院”等带有资产阶级启蒙色彩的政治观点。他把“复民权”看成是振兴图强的基础，认为只有人民才是天下的“真主”。在其30多年的舆论活动中，梁启超总结前人和自己的办报经验，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舆论思想，逐渐形成了其内容丰富的舆论思想，被同时代的人誉为“舆论之骄子”。
1.舆论及健全舆论
梁启超在1902年写的《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是我国近代舆论研究中的第一篇专论。他在这篇专论中提出了舆论的定义：“舆论者，寻常人所及见也。”即舆论是一般平民百姓的认识，舆论的主体是寻常人，是平民大众。梁启超在《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中肯定了舆论是多数人自发表达的意见、态度和信念，认为：“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是故少数人所表意见，不成为舆论；虽多数人怀抱此意见而不公表之，仍不成舆论。”“夫舆论者，非能以一二人而成立者也，必赖多人；而多人又非威胁以结集者也，而各凭其良知之所信者而发表之；必多数人诚见其如此，诚欲其如是，然后舆论乃生。”梁启超强调舆论的公众性和自发性，这种舆论的观念与西方现代的舆论观已经非常接近，与现代的舆论定义基本相合。但梁启超把寻常人与他所谓的豪杰、英雄对立起来，把豪杰、英雄排除在舆论的主体之外，认为英雄豪杰的意见不能列为舆论，英雄豪杰的意见只不过是“从国民多数之意见，利用舆论以展其智力”而已。这也就落入了古代把舆论看成“舆人之论”、“舆人之诵”的窠臼之中。
梁启超生活的时代，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而民众或默然无视，或表一番忧虑而已，“及其求所以振而救之道，则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这种不善的舆论使梁启超极为痛心，他认为这种不善的舆论也足以亡国，“启超窃谓：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而实亡于此辈之议论”。这样的舆论不可贵。所以可贵的不是舆论，而是健全的舆论。在他看来，“夫健全舆论云者，多数人之意思之结合，而有统一性、连续性者也。”不是多数人的意见，不能谓舆论，非统一、连续，不足以谓健全。三者皆为健全舆论所必需。如缺后面二者，舆论也可发生，甚至能极一时之盛，但其为道不能持久，性质不能继续，转瞬而灰飞烟灭。当其盛大之时，还“往往破坏秩序、横生枝节，以贻目前或他日之忧。如是则舆论不为国家之福而反为病。”所以，要建设民主宪政，非造成健全舆论不可。
在梁启超看来，要解决如何制造健全舆论的问题，必须从报纸宣传本身着手，“夫舆论之所自出，虽不一途，而报馆则其造之之机关之最有力者也”。梁启超在他的《国风报叙例》中认为：无论何种政体都不能缺少健全的舆论；立宪政治实质上是舆论政治，“立宪时代之舆论，常立于主动之地位”。他在《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文中探讨了舆论形成的原因，在《国风报叙例》中提出了健全舆论的“五本”之说：一是常识。“谓普通学识人人所必当知者也”，包括“自然界、社会界之重要现象，其原理、原则”，以及“本国及世界历史上重大事实，与夫目前陆续发生之大问题”。报纸工作者都应力求了解、掌握这一切，“然后持论乃有凭据”，“苟利害，校然甚明，无复辩难余地”。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破绽，才能有健全的舆论。二是真诚。梁启超深信“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然而，怎样才能称得上是真诚呢？舆论是多数人公开发表的意见，而多数人又不是凭威权利害所集结，而是凭良知、信念的自然结合。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多数人“诚见其如是，诚欲其如是，然后舆论乃生”，所以要“以国家利害为鹄，而不是私人利害为鹄是已”，“若夫怀挟私计，而欲构煽舆论，利用之以供少数人之刍狗，则未有能久者也”。虽然对国家利害的看法不尽一致，甚至完全相反。但只要出于真诚，则其立论莫不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三是直道。即敢言而善言。
梁启超认为，报纸之使命在能为国民求多福而御其患。凡不利于国民者，务必去之而后已。但是纵观历史，凡不利于国民者，往往是社会上的有力分子。所以报纸欲尽其言，还必须具有“柔而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之精神”。若平时虽有主张，而当一遇威术，则噤若寒蝉，这仅是腹诽而已，并不是舆论，非报纸应持之态度。四是公心。报人应出乎公心，基于公众、国家的利益来立命和袒护国民，不能挟党派私见，更不能以自己的好恶来判断是非。“若怀挟党派思想，而于党以外之言论举动，一切深文以排挤之，或自命为袒护国民，而于政府之所设施，不问是非曲直，不顾前后因果，而一惟反对之为务”，则非为沽名，即为快意，而非报纸尽责之道，不能称其舆论，并且对健全舆论之形成无丝毫益处。五是节制。即所发的议论的强烈程度要根据情况而有所节制。梁启超认为，舆论如果不加以节制，则会出现如百犬吠声、聚蚊成雷、激涌若潮的狂热态势，这是舆论的病态。因此，发表意见要导之以理，不作偏至之论，一言一举都要有所节制，要“导之以真理”，不能“拨之以感情”，更不能“通言肤浅之性，故作偏至之论”。梁启超把以上五条当成制造健全舆论不可或缺之要素，称之为舆论“五本”。梁启超认为，舆论五本是民主宪政的形成的基本条件。因为健全的舆论，不仅是公众意见的表达，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公民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影响。这种可笼统称之为舆论监督的东西涉及的对象包括公民、团体、社会生活，尤其是政府的政策举措。政府受公众之委托，若无监督，虽有圣智亦难免滥用其权。而在社会监督体系中，以舆论监督最为重要，能给其他如立法、司法和政党等以后援。故而，立宪政治又被称之为舆论政治。
五本说的核心是强调议论的发出者和传播者的社会责任，要求以国家利益为重，反映了传统的中国报人的思想特点。在中国的舆论研究中，梁启超第一个认识到了舆论的正负效应问题，并加以全面阐述。但是，梁启超所确立的健全舆论的五本是抽象的，带有理想色彩。首先作为舆论主体的社会公众，是具体的、历史的。在阶级社会里，他们分属不同的阶级，由于根本的立场不同，人们在对待同一政治主张、政治问题不可能有什么共同的“直道、真诚、公心”。
2.舆论监督之道及其原则
梁启超所处的近代中国，列强环伺，救亡图存的斗争迫在眉睫。而国内知识分子仍沉醉于八股取士，平民百姓则不知痛痒，漠不关心。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梁启超一心想救亡图存，报效祖国，而又“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恃三寸之舌，七寸之管”。于是他全力以赴去做思想启蒙和舆论发动工作，想通过制造舆论，使民能“广其见识，破除愚昧”，“知国何以强，何以弱”；“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从而能“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必不可以立过”，从此能发愤图强，投身于救亡图存的舆论之中。梁启超之所以如此重视舆论活动，是因为他认识到了舆论的巨大威力。他认为，舆论是一种“无形的势力，存在于国中无数不知名之人之身中者”，是“天地间最大的势力，未有能御者也”。这种“社会制裁之力”，“能使人不敢为真小人”，“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凡政治必藉舆论之拥护而始能存立。”在立宪国家、地方自治机关、国会等，“凡所讨论设施，无一非舆论之返照”。对于此种伟大而无形之势力，虽时有明拒或阴挠者，但其“拒之挠之之术，惟得行之于未成为舆论之时耳。舆论一成，则虽有雷霆万钧之威，亦敛莫敢发”。同时，他又意识到，舆论既是一种建设性力量，又是一种破坏性力量。不善和不健全的舆论，如“以瞽相瞽，无补于颠仆；以狂监狂，只益其号呶；俗论妄论之误人国，中外古今，数见不鲜矣”。
梁启超把监督之道归结为三种，即“法律上之监督、宗教上之监督、名誉上之监督”1902年10月2日《新民丛报》第17号。其中所谓“名誉上之监督”，即舆论监督。他认为舆论监督虽不具有法律的强制力和宗教的信仰威慑力，但其监督实权“亦有不让于彼两途者”。这是因为舆论的背后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舆论监督可以“隐然示人：尔必当如此，尔必不可如彼。苟不尔者，则尔将不见容于社会，而于尔之乐利有所损”。既然违背了社会人心，不能见容于社会，那么政府的所言所行必遭社会反对，政府也就必因此而受损。故梁启超在报馆的天职中提出了报馆监督政府的功能和报馆在监督政府过程中应该具备的道德。
梁启超认为：“政府者，受公众之委托而办理团体之事业者也。非授以主权，则事因不可举；然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复无所以限制之，责虽有圣智，其不免于滥用其权。”那么，此种监督之权谁操之？“舆论操之。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督可也。”他认为立法、司法的监督最为有效，但若“犹虑其力之薄弱也，于是必以舆论为之后援。西人恒有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梁启超认为舆论监督不是简单的批评和指责，“非谓事事而与政府为难也”，他主张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教导和扑责同时并行。报纸对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教导与扑责，同时并行，而一皆以诚心出之，虽有顽童，终必有所感动，有所忌惮”。把报纸与政府的关系视为父子关系，是一种对报纸与政府关系的全新认识，在中国新闻史上，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是对千百年来封建政治伦常的大颠倒。二是要采取务大不务小的方针，“当纠政府之全局部，而不可挑得失于小吏于一二人；当监政府之大方针，而不必摭献替于小节一二事”。不然，则与谄媚权贵，规避取巧无异。梁启超关于在舆论监督中应当抓住大的方面、本质的方面这一见解，是很有道理的。
要做好报刊对政府的舆论监督，梁启超还探讨了报纸应该具备的道德。他认为报馆是造成舆论的机关，为了维系正确之舆论，他在《国风报叙例》中提出了报馆人员都应具备“八德”，内容为：一曰忠告。以诚恳之言谢告国民。“无论政府或国民，苟其举动有不轨于正道、不适于时势者，皆当竭吾才以规正之”。二曰向导。“向导之职，为报馆诸职之干，而举之亦最难”，忠告政府遵循民心，唤起国民欲善之心，担负先觉之责。三曰浸润。不作煽动之词，赋予国民以深造之力，而不激起横溢之势。“浸润与煽动相反对。此二者皆为鼓吹舆论最有力之具”。浸润的特点是收效慢而效力持久，影响深入。四曰强聒。报纸发表文字要匡俗于敝，虑事于未然，启发人们知是非廉耻，“是故立言之君子，不能以一言而遂足也，不能以人之不吾信而废然返也”。五曰见大。“今之政俗，其殃国病民者，比比然也”，不可能一概而论，“故君子务其大者、远者，必纲举而目始张”。要发表要言大义，做到纲举目张。六曰锲而不舍。要坚持“宗旨”，“持论”“一以贯之，彻于始终。凡所论述，百变而不离其宗”。七曰旁通。报刊所持言论应该视野开阔，具有知识性、启发性，要“集种种资料以馈之粮，使人人得所凭借以广其益而眇其思”。八曰下逮。“侈谈学理，广列异闻，自炫其博，而不顾读者之惟恐卧，此则操术最拙者也”，要把文章写得通俗易懂，使牧童传诵，灶婢能解。梁启超为报纸引导舆论所列的这八条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报刊反映舆论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