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封建社会的舆论形态及其特征
中国实现封建专制统治长达数千年，君主是天帝的唯一代表，所以臣民都只能是俯首帖耳听命于他的奴才。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根本无民意可言。但是，封建统治阶级还是对舆论与民意进行了研究，作为其加强统治的工具。这一点从舆论称谓的丰富性可见一斑。比如，表示公正舆论的有“天下公心”、“天下公论”、“天下之议”、“人心公论”、“民心”、“民愿”、“民瘼”；表示褊狭消极舆论的有“造谣”、“诽仙”、“嘲仙”、“腹议”、“妄议”、“妖言”、“闲言碎语”、“飞短流长”、“流誉”、“谗言”、“流说”、“流言”、“流诉”；表示向上建言的有“谏议”、“朝议”、“封驳”、“公车上书”、“为民请命”；表示民间舆论的有“代语”、“庶人传语”、“街谈巷议”、“偶语”、“室语”等等。
秦朝开国前诞生的《吕氏春秋》，与先秦其他诸子的学术著作有明显的区别，它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吕不韦在面临“行将一统”的形势下组织编写的，在思想理论上为未来的秦朝制定了“大圜大矩”。吕不韦提出“齐万不同”的主张，认为舆论误国。至秦始皇焚书坑儒，严禁私学，正是这种统一思想、统一舆论观念的具体实施。当然，汉以秦为鉴，比较重视民间舆情，但学术思想中民主色彩已大大消褪了。像《尧典》、《皋陶谟》中记载的原始的“天人合一”思想，由君王受命于天，天心体现为民心，君王必须尊重民意，到了汉代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时期，已经变成了“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切思想要“一统乎天子”。
由于封建皇权制度正处于上升时期，一方面，统治者还不得不保留一些古已有之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一些富有革新精神的政治家们设法把这些制度纳入以皇权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体制中，“为我所用”。像古已有之的朝议制度，即使在“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秦朝，仍然得到保留，国家大事，皇帝仍要“下其议”于群臣。
汉代的朝议、廷议制度十分健全，并且仿效夏周时代旧制实行采诗制度，“以观民风”。自汉末以来，风谣盛行。风谣是乡里、太学对朝廷所要使用的官员的品德、学业、门第的观察和品评，统治阶级对风谣相当重视，把它作为察举、征辟的依据，以致当时的经师及其门徒争相用这种形式标榜自己的德行、学业，以博取名誉。汉代的诤谏、奏疏、御前会议、经学辩论会、察举策对等制度，促使风谣这一社会舆论形式逐渐演变成了对社会上的议论时政、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魏文帝借助清议制度制订了九品中正之法，“九品中正之利，在乎保存了清议的遗意，换言之即尊重了舆论。凡中正评得很高的人，据说都是舆论赞扬的人；凡中正评得很低的人，甚或压制不许选用的人，据说都是舆论所诋诽的人。中正的品评恰与清议或舆论相符合。”
清议原意为“公正的评论”，但其实是当时社会集团公开的舆论斗争，并不反映下层民众的意见。从传播学角度看，清议有以下特点：（1）汉代普遍的讲经授学的风气，造成了庞大的同一社会阶层的横向社会沟通网络，从而形成了清议的社会基础。（2）清议从察举品鉴人物发展为结党结派，互相标榜，邀求声誉，与朝廷及其权贵分庭抗礼。（3）依附于名门豪族的文人们利用谣谚的口传形式，极简要、迅速地传播社会政治舆论，出现了众多的用韵语写成的“乡里之号”、“时人之论”、“学中之语”等。“党锢之祸”后，清议的政治性内容转为对人物品德、性格、才能、容止、识度的鉴赏，政治化的公论逐渐转为玄乎其玄的清谈。这种玄侃玄议的空谈习气，推出了又一个中国历史上的舆论活跃期。据记载，当时一些士大夫纷纷参与清议或清谈活动，各地儒师名流常常近千人云集在一起，从事谈说，“高言伪仪，昼夜不息”。两晋贵族、士大夫阶层生活进一步腐化，思想意识堕落，几个人聚集在一起，手拿麈尾谈论一些神秘离奇的话题，被他们认为是最清高的事情。但是，清议和清谈在客观上鞭挞了严峻的现实生活，暴露了皇族地主集团的残酷压榨。
“舆论”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据《三国志·魏志》中记载的王郎劝文帝不宜轻率动兵伐吴的上疏中，“设其傲恨，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臣愚以为宜敕别征诸将，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梁书·武帝纪》中更加明确地使用了“舆论”一词，从而证明了舆论概念的非偶然性质，书中说：“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舆论。”到了东汉末年，“舆论”二字已被广泛运用。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封建政治制度已趋完备，言论自由已作为开明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调整了统治阶层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另一方面有限地反映了民间舆情，缓和了社会矛盾。唐代谏官制度比较健全，除左右谏议大夫专司其职以外，还有左右史。左右史补阙拾遗，也兼司谏职，其他百官都可以进言，而宰相更可以随时入谏。 政事堂制度是唐代的议政制度，是讨论朝廷军政大事的一种会议形式，由宰相定期主持召开，议决一切朝廷大事，是一种中央封闭型的舆论机关。唐代历史上出了许多名臣，“咸以切谏，引居要职”。他们在忠君报国的传统思想支配下，对有害于国家长治久安的政策，乃至皇帝的言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敢于犯颜，进行批评指责，不少情况下能最终劝服开明的君王，即使不果，也往往引起舆论支持，博取士大夫十分看重的清名。这也是唐代社会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走向昌盛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唐代的鼎盛相符的是城镇舆论崛起。人口集中、市井繁华、显贵与巨富云集的城镇成了人们发表政见、交流信息的优良场所。
宋朝加强了对舆论的监督和控制。宋朝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并以臃肿的官僚机构来进行各部门之间的互相掣肘，借以达到既便于皇帝直接控制，又使臣下无法弄权的目的。宋代还多次颁布法令，对官员和民间的思想、信息交流进行严格禁止，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首次。但是，宋朝除了设立进奏官负责定期或随时向皇帝反映舆论和进言外，还建立了伏阙制度，成为人民向朝廷、皇帝告状、上书、请愿的重要舆论活动和方法。士庶之所以要伏阙，是为了争取政府的注意，争取时间。通常士庶有急事，或无所诉，才伏阙上书，朝廷对此也特别重视，处理得特别快。北宋时，时常有各地民众派代表去京师，伏阙请挽留县守等地方官吏。有的确属出于民意，有的则可能为地方官所策动。这一类的伏阙，朝廷多表欢迎，并服从民意。如属诉苦性的伏阙，就常为执政者所忌了。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126年，即靖康元年，陈东带领太学生数百人伏阙，请复用李纲，罢李邦彦，军民参与者十余万。明清以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并走向腐败。明代取消了宰相制度，同时实行特务统治，一般官员噤若寒蝉，尤其在后期，宦官擅权，一些有血性的士大夫横遭镇压。
明、清两代因为私人著述愈见繁多，文字狱也最盛行。其中明洪武朝和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尤为酷烈。清代不仅处死当事人，而且株连家族亲友。明永乐年间还开了因人设禁的先例。清代文字狱已殃及新闻报道。1762年，报道雍正帝的行居轶事的何迂思、邵南山被砍了头。1903年，采集和散布有关帝俄与清政府秘密协议真相的记者也被处死。文字狱的出现，是专横暴政统治的必然结果。但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有时下诏求言，臣僚士庶都踊跃上书，对国家大事提出建议，这成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表达治国见解的主要舆论活动方式之一。同时，明清时代，我国舆论研究并没有完全停止。一些文人志士冒着生命危险，对舆论现象进行了研究。最有代表性的应该算是顾炎武《日知录》中探讨清议、流言、直言、莠言、立言等舆论现象的几篇短论。在《日知录·直言》篇中，顾炎武把“直斥其人而不讳者”谓之“直言”，即有话直说，毫不掩饰搪塞，敢于大胆陈述己见。顾炎武把小人谑浪之词或粪土之言称为莠言，认为莠言是违背客观事实，会造成恶劣影响的言论。他把“列国之风，听舆人之诵”视作中华民族的舆论传统，认为“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在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中，洪秀全成了近代舆论研究的第一人。他研究促使舆论形成的方法，利用基督教的教义宣传革命道理，形成革命舆论。洪秀全还利用“揭帖”，或称作“传帖”、“神拳单”，即现在所称的传单，来揭露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残酷压迫，表达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痛恨和宣战。这种以单页纸印刷或书写简要内容散发的宣传品，使用起来机动灵活，能够广泛、迅速地在群众中传播，造成了革命舆论的风潮，起到鼓动群众进行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这种充满战斗性的揭帖，成为义和团运动中一种锐利的武器。
封建社会舆论的特征是：一是舆论制度日趋完善的同时，民众舆论被压制。封建统治阶级宣扬君权神授，实行的是愚民政策和舆论一律。在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下，进行舆论压制是必然的政策。即使舆论制度的建立，也只是为封建统治服务而已，对于民众的自由言论而言，只能是一个摆设罢了。二是舆论的兴衰与社会的兴衰似乎有着说不清的联系。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往往政治昌明，舆论和舆论研究比较兴盛；而封建社会的没落阶段，或者说走向衰败时，舆论及其研究往往也是衰败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舆论在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伟大作用。三是由于统治阶级以及被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和阶层，舆论趋于多样化，呈现出不可调和的对抗性。
可见，舆论这种社会现象，始终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各个阶段，以“公众的意见”这种具体的外在形态表现着自身，并对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生活施加着深刻的影响，舆论的本质特征和共性，不因历史变迁而改变。
第二节中国古代精湛的舆论思想
我国是研究舆论最早的国家之一。在我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中，我们的先人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舆论思想，这些思想包含了舆论与天意、政权。舆论与民智、自由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但在他们的论述中，也常常把舆论与民心、民情、民意的概念混同。
一、舆论与天意及政权
中国早期的政治可以称为“天意政治”，因为它与宗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与这种天意政治相联系，中国早期政治出现了“天意以民意为基础”的舆论观念。从最早的舆论思想来看，《夏书·五子之歌》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民心稳固了，国家就强盛了，体现了古人对争取民心的重视。
最古老的关于舆论的理论见于《尚书·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明畏，达于上下，敬哉有土。”这一思想是中国“天人合一”政治哲学的渊源。君王受命于天，而天心是借民心来体现的，所以必须敬天爱民，尊重民意。《尚书·泰誓》还指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天扬善惩恶，由我们人民的扬善惩恶的意见而决定。天意以舆论为依归，上天是非常尊重人民的意见的。这句话体现出了作为上天的代言人——天子，要治理好国家，也就必须要顺应民意了。所以，《尚书·泰誓》又强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由此可见，当时的统治阶级对舆论重要性的认识已非常深刻。
孟子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认为得天下的方法在于得到人民，得民的方法在于争取民心，而得民心的方法在于以人民的好恶为行为的标准。分析层层深入，观点深刻明确，可谓一针见血。苏秦也认为，“善为国者，顺民之意”。刘向认为，“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得民心则民往之”，统治者最应该重视的是人民是否拥护他，而不是国家的强大；获得民意的支持，人民自然会归顺他。吕坤则主张：“朝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能使贤人君子无郁心之言，则正气培矣！能使群黎百姓无腹诽之语，则元气固矣！此万世帝王保天下之道也。”在这段论述中，吕坤指出了统治者保有江山的方法是不让人民有怨言，因为怨言是一种负面舆论，没有怨言就象征着国家政权的稳固。如果不重视民心所向，违背民意，不顾人民的怨言，倒行逆施，人民就会走上推翻政权的道路。
《古今图书集成》二百五十四卷有语云：“勿谓乎天之在上，能覆于人；勿谓乎人之在下，不覆于君。政或施焉，乃拂逆于民意，民斯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