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审美价值观。在改革剧人物塑造的审美观照中，一方面，不管是“核心价值观”、“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还是“文化价值观”、“社会价值观”，都会通过审美转换和艺术传达而有机地融化、体现在审美价值观之中，并成为改革剧人物塑造的一种无形的审美观照标准；另一方面，它们又都是通过艺术形象、故事情节、场景细节等影像表意系统而感性地、自然地流露出来的。这诚如海德格尔所说：“美是作为敞开发生的真理的一种方式”，[28]美是艺术作品里显现存在的光辉，也就是自行置入作品中的真理；在艺术中，我们可以找到一条通往存在的真理之光的朗照路径，“作品存在乃真理的一种发生方式”，“是自行遮蔽的存在得以澄明的方式。这种澄明之光在作品中闪耀，它就是美。美是无蔽性真理的一种呈现方式。”[29]
事实上，“历史上一切伟大的诗人、思想家都是具有博大宏远的思想境界的伟人。历史上一切传世不衰的诗篇、艺术杰作和哲学原典，毫无例外地闪烁着人类生存永恒价值的不朽光辉。”[30]在审美活动中，审美体验使人的心灵进入到一个无障碍的、自由和谐的境界，并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审美体验的瞬间，审美自由得以实现，同时，也使审美成为苦乐人生的节日。
3.2人物塑造审美意识的现代发展
作为现实题材电视剧的一种典型形态，改革剧总是表现出它与时代生活紧密联系的审美特征。通过对社会生活中个别现象的加工和提炼，许多作品以其审美影像表现出改革浪潮的汹涌澎湃，折射出人们内心世界的情感波澜和丰富多样的精神风貌。回顾改革剧30年的艺术创作，在艺术“人学”和对现代化的“人”的审美观照中，改革剧人物塑造的审美意识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历史地看，尽管其审美意识曾在政治意识中受抑于一时，尽管其审美意识的发展必须经历不断求新、突破、丰富、完善的过程，但在总体发展趋势上，走向现代已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尤其是，它在“审美开掘”、“审美观念”、“审美理想”三个方面的创新突破，不仅提升了改革剧人物形象之美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还进一步促进和带动了改革剧整体水平的提高。
3.2.1审美开掘：从局部的刻画走向整体的表现
从艺术和生活的关系看，由于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责任大多是由众多“改革者”来承担的，因此，改革剧追随改革，反映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追随那些改革者，反映那些改革者。这样一来，“改革者”形象刻画得深刻与否，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体现出改革剧对时代生活、时代精神反映得深入与否。在改革剧30年的艺术创作中，伴随着改革开放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历史进程，改革剧的人物塑造在审美开掘上也相应的发生了由局部刻画走向整体表现的历史演进。
高尔基“文学即人学”的命题之所以蕴涵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是因为它为艺术及其发展奠定和确立了一个深厚的人学基础和美学标高，进而使艺术的人学开掘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在这里，从“人学”的维度来审视，无论是正在行进的现实生活，还是创作者在此基础上为广大观众提供的艺术形象，都是靠“人”来支撑的。具体说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是生活的主角，也正是有了这些形态各异、性格各异、追求各异的“主角”，这个世界才显得五彩斑斓。在这种意义上，对艺术创作来说，如果它想要达到像现实生活那样地丰富多彩，那么，它就必然要塑造有情有性、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不仅应是真实典型的，还应是全面完整的。因为，只有“真实典型”，人物形象才会有分量，才会富有艺术的魅力；只有“全面完整”，人物形象才会具有人性内涵的广泛性和具体性，才会被广大观众接纳并产生情感思想上的共鸣共振。在这里，以“真实典型”、“全面完整”的艺术理想来检视改革剧的人物塑造，我们可以看到，其现代性演进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一方面，大量的改革剧作品塑造了大批承载时代变革、反映人生命运的人物形象，总体上看，他们/她们的“身世”就像一部转型期历史变迁的社会史，他们/她们在时代大潮中的浮沉、挣扎、奋争的过程，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真实情状的历史写照；另一方面，受历时态嬗变的社会体制、文化背景和创作者审美观念、价值取向的影响，改革剧的人物塑造在赋予“人物”以特定历史、美学内涵的同时，还折射出多种价值视角审美描绘下的发展轨迹。在这里，对于这种审美开掘的“进程”和“轨迹”，我们可以将其逻辑地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意识形态视角的审美开掘
新时期以前，文艺作品中的“人”往往带有浓厚、鲜明的政治色彩，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是政治意涵的定性描绘，甚至人物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一切——“人物”成了某种大结构、总题目操纵下的提线木偶。在这种情势下，内涵丰富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常常被有意无意地演化为单一的政治学意义上的“人”，或成为了一种政治的形象符号：他/她被限制在某种路线、方针、思想、观念的范围内，他/她有呼吸，却不能自由呼吸，有追求，却不能为人的本性而追求。
受历史惯性和美学惯性的影响，新时期初期的改革剧人物塑造依然深受“意识形态化”的内在影响和制约。这具体表现在，创作者往往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主流意识形态观念为“指导”，并紧密结合当时的“工作”要求，来看取、塑造“改革英雄”。当然，面对“文革”后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面对种种的历史重负和困惑，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客观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改革英雄”的出场有其历史的动因和存在的合理性，但今天看来，早期改革剧人物塑造中创作者的主体意识的淡化，以及“人物”身上政治意涵的突显，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人物形象在美学和文化上所应有的意义和价值。甚至，过度的主流意识形态书写使人物形象突出了时代的理想要求而相对疏远了人性的维度，突出了善恶类型人物的塑造而相对缺乏圆型人物的刻画，以至于扁平化、表面化、概念化等大大磨损了人物形象的文化意蕴、哲理情思和审美高度。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继承和发展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融合新的艺术经验的过程中，改革剧的人物塑造展现出主流意识形态化的新景观，并在不断拓展的生活之河与精神之路中，谱写了改革剧人物塑造的新篇章。
2.文化价值视角的审美开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文艺思潮对改革剧的人物塑造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不管是“社会批判”、“人道主义”，还是“人文精神”大讨论，它们都涉及到一个共同的领域——文化的领域。比如，在社会批判文艺思潮及后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被取消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被恢复了。人道主义文艺思潮则帮助改革剧的人物塑造穿过了政治的单一层面，而进入到“文化”的深层，并在挖掘人物的人情美、人性美，揭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深化人的“主体性”等方面取得了斐然成效。在某种意义上，透过改革剧这种文化价值视角的人物塑造，我们可以看到创作者们为寻找新的文化支点、建构文化价值新秩序所作出的种种探索和努力。
文化价值视角的审美开掘在早期一些改革剧作品中就露出了端倪。比如，《赤橙黄绿青蓝紫》（3集，蒋子龙等编剧，王扶林导演，1982年播出，第1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连续剧奖”）中的“解净”形象就具有醒目的美学意义。比较而言，不同于以往政治意义上的“阶级人”，也不同于“伤痕电视剧”、“反思电视剧”中那种沉湎于过去伤痛，或反思历史文化的“精英人”，“解净”形象不仅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和敏锐的思想，而且还勇于行动，拥有“人”的丰富情感和欲望。如果说，乔光朴形象（《乔厂长上任记》）的开拓精神和意义主要通过“改革”事业表现出来的，那么，解净的意义则更多的是通过其对人生道路的选择表现了出来。在作品的影像表意系统中，“文革”期间，她曾对“革命大批判”、“空头政治”等有着近乎愚昧的虔诚；“文革”结束后，她领悟到这一切全是欺骗。于是，她决心彻底修正自己的人生航线，从新的起点探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许，解净身上的这种“新气象”仅仅是一个个案，但今天看来，它在思想层面和美学层面上所生发出来的意义却是难得的。具体说来，第一，打破禁区，表现时代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人，而不只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改革者；第二，张扬人性，表现人情、人性中的多样内容；第三，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动摇了“思想大于人”的标准。就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而言，尽管人物形象的文化开掘只显露出端倪，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还是一种期待，但它预示了改革剧人物塑造的发展趋向。
大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文化价值的视角来关注人、表现人已成为改革剧艺术创作不可逆转的潮流。尤其是，基于对早期改革剧人物塑造中理想化、模式化、简单化等不良倾向的反驳和超越，创作者们不约而同地着意于现实生活急剧变迁的时代律动，将艺术触角深入到人物文化观念和内心世界的腠理，并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矛盾冲突的张力结构中来刻画和塑造人物形象。作为文化价值视角审美开掘的成功尝试，《雪野》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其可贵之处在于透过社会改革显露在经济、政治上的表象，聚焦于当代农民（尤其是女性）在文化观念、社会心理上的深刻嬗变，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和传神写照。《雪野》之后，《葛掌柜》展现了并存于主人公葛寅虎这一农民改革家身上的两种观念和两种意识的内在反差，并从中透露出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审美转换的丰富内涵。特别是，作品还自觉地注入了一种历史反思的内容，使作品借助这种文化意识而使其人物形象之美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在《情满珠江》中，作品通过梁淑贞、麦坚、林必成、张越美、全哥、谭蓉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及时地捕捉到了现代农民文化心理的历史性变迁。在作品所展现的人生图景中，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农村青年对人生价值的苦苦追寻及人格意识的觉醒。在《外来妹》中，作品展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也展现了外面世界的无奈：赵家坳的姑娘们走出了封闭的乡村，走向了广阔的现代世界，但她们下一步还将走向哪里？在这里，由于在由农业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农业”、“农村”、“农民”在相当意义上构成了观照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发展的集中领域，因此，透视当代农民精神性格的变迁往往最能反映出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轨迹。在上述作品中，当它们借助“文化”的审美光束对其人物进行深层次的艺术观照时，我们看到，其审美开掘中的“人”是具有民族文化根性和丰厚历史积淀的“人”，是从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进程中走出来的“文化人”。应该说，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改革剧人物塑造上的这种“文化”开掘大大深化了改革剧人学开掘的意义，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强烈的物质欲求与这一欲求的难以满足之间的矛盾，深深地困扰着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与之相应，就改革剧的人物塑造而言，文化思考和文化价值开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以更加鲜明的形态展现了出来。具体说来，一方面，有关“现代/后现代”的文化反思帮助中国人认清了西方话语的盲视，使中国人认识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不可能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文化价值新秩序的支点；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重铸人文精神的要求得到了相当的尊重，形成了基本的共识，与此同时，一种既反对没有“解构”的“建构”，也反对没有“建构”的“解构”的新意见，或“第三条道路”已经生成并蔓延开来。
可以说，这些文化内容和思想成果波及、沉淀、体现在改革剧的人物塑造上，就是创作者更多地把审美视点投向了现实人生，转向了世俗生活中芸芸众生的生存困境，并在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意义上进一步推进了改革剧人物形象的文化开掘。在这里，检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些改革剧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创作者们往往摈弃了种种似是而非的话语喧嚣与遮蔽，力求在美与日常生活的内在关联中来把握当代人现实生存的意义，并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尽可能贴近现实生活的地面，还原现实生活的原生态及置身其中的“人”。相比之下，在这种人物形象之上，传统人格结构中的崇高与优美往往退为了背景，而出现在前景中的则是真实的，甚至是带有诸多毛边的“生活人”。具体说来，“世俗化”的改革英雄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这两类形象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