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艺术的“主题思想”，高尔基指出：“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它蓄积在他的印象里还未形成，当它要求用形象体现时，它会在作者的心中唤起一种欲望——赋予它一个形式。”[1]作为决定一部艺术作品成就高低的重要因素，“主题思想”是艺术创作的基础。它同创作者的思想认识水平、情感体验、审美趣味等密切相关，是创作者对社会、家庭、个人等领域各种现象和问题的感悟与发现。它受到时代、民族、社会实践等多种历史条件的制约，是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在作品中的形象呈现。无疑，艺术创作的过程是创作者个性化的劳动过程，或者说，艺术作品是创作者个人阅历、情感和把握世界方式的个性呈现，但与此同时，优秀的艺术作品又必然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审美方式深刻而生动的呈现。
比如，法国文艺史家丹纳说，莎士比亚不是外星球飞来的陨石，在莎士比亚的背后，有整整一个民族合唱团的合唱。在这种意义上，艺术作品的“主题思想”是否提出和回答了现实生活中的敏感问题，是否深刻地反映了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情感波澜，是否正确地表现了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和时代精神，就直接影响到它的艺术效果及其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在这里，对改革剧的艺术创作来说，所谓“现代”，即是意味着一个与时代精神及其文化观念、思想倾向、价值标准等联系紧密的事物的性质；所谓“审美现代性”，即是体现在其艺术形象所凝聚的生活体验、生命意识与审美愉悦之上，又体现在人们精神对话之中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特性。其中，不管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还是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的摩擦，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不同文化观念、思想倾向、价值标准的冲突，并在相互拒斥又相互吸纳、相互矛盾又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呈现丰富而深刻的时代精神和艺术精神。
在《电影的元素》一书中，波布克给予“主题思想”以特别的关注。他说：“任何一部影片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主题……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内，影片的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各种运动，但在这一时期，艺术上有成就的影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在思想上或哲学上都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鲜明主题。”在艺术表现上，波布克还指出，现代电影最重要的一个发展就是它“能够处理我们时代最深奥的思想”，因而“取得了与作为主要艺术形式的戏剧和小说相等的地位。”[2]在这里，用波布克的论述来比照改革剧的艺术创作，我们恰好也可以得出一个符合实际的有力说明，那就是，改革开放30年间，一方面，沸腾的变革潮流使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在人们的内心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另一方面，改革剧的创作者们在对社会转型期时代精神的敏锐捕捉和表现中，将改革剧的主题思想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的丰沃土壤，并在艺术形象的凝练和艺术精神的聚集中折射出丰富的审美现代性信息。对此，我们可以着重从改革剧的“基本主题”、“现实主义精神的高扬与深化”、“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复杂关系”三个主要方面来展开论述。
2.1改革剧的基本主题
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指出，艺术是时代变迁的“风向标”，因为它最先敏捷地感受到社会文化中“精神季风”的变化征兆。[3]尤其是，这些“变化征兆”往往还蕴涵着种种集体无意识，而创作者一旦表现了这些“集体无意识”，就好像“诗人为千万人道出了心声，为其时代意识观的变化说出了预言”，[4]从而也将创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从短暂提升到永恒，把个人的命运纳入到民族、国家的命运之中，并经过审美转换使之被他/她的同时代人所接受。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天巨浪使诸如贫困与富裕、传统与现代、中与西、先进与落后、新与旧、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个体与群体、男性与女性、义与利、权与法、情与理等二元对立式的结构张力强烈地冲击和震撼着人们的生活和心灵。而在多领域、多层次、多向度的审美观照中，创作者们总是试图敏捷地把握时代的精神脉搏，并将这种因大碰撞、大冲突、大分化和大融合所带来的生活变奏浓缩到由历史和现实交织而成的艺术文本之中。在这里，回顾改革剧的艺术创作，其影像表意系统不仅直观生动地表现了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征兆，而且，其所蕴涵的二元对立式“变迁”结构还使其主题思想的轮廓显得格外突出和明显。
可以说，二元性的艺术思考与艺术表现来源于二元性的历史语境。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面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等的不断发展，时代生活中一系列新课题、新矛盾、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最突出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四个深刻变化”：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纵观改革剧30年的艺术创作，我们可以看到，其基本主题的展开维度在“贫困与富裕”、“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三个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明显。在这里，第一组二元范畴可以看作是改革剧主题展开的立足点和生长点；第二组二元范畴可以看作是改革剧主题展开的景深和基调；第三组二元范畴则可以看作是改革剧主题展开的底色和文化参照系。
显然，改革剧主题展开的维度远不止这三种。像先进与落后、新与旧、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个体与群体、男性与女性、义与利、权与法、情与理等在新时期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中都留下了厚重的足音回响，在改革剧的影像表意系统中也编织出了一张张历时与共时交错纵横的审美关系网络。然而，相比之下，“贫困与富裕”、“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这三组二元范畴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分蘖性”，因而使它们成为了改革剧最重要的三个基本主题。当然，就这三组范畴本身来说，它们的划分是逻辑意义上的。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常常是融合在一起的，或者说，它们形成了一种无法分开的“合力”结构与有机体。其次，在每组范畴的内部，其二元对立关系是辩证的，而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实际上，正是它们之间冲突、妥协的密切相关性形成了改革剧主题思想上别具一格的丰富内容。进一步说来，如果在现代性的框架内审视、清理和把握这三组二元范畴的对应关系，并将它们串联成一个历史—逻辑的总体结构，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彰显出改革剧审美现代性在主题思想层面的内涵和特质。
2.1.1贫穷与富裕：幸福的渴求与无边的挑战
休谟曾作过一个简短的论断：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的确，自人类有史以来，无论生命个体，还是生命群体，所有劳碌奔忙的根底都离不开“幸福”两字。实际上，这也是人之为人，并区别于其他生命的特质之一。
对中国人来说，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使“贫穷落后就要挨打”的现代性体验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与此同时，这也使追求“民富国强”成为了人们热切渴求的“现代”目标和生活理想……“文革”结束后，随着人们的生活回复到正常的轨道，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脱贫致富”成为了时代生活的主旋律，也成为了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追求，并在改革剧的艺术创作中呈现为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主题。
综观改革剧30年的艺术创作，许多作品以其丰富、生动的艺术形象，突出地表现了“脱贫致富”的基本主题。比如，《葛掌柜》通过一个乡镇企业的崛起，反映了新一代农民走上富裕之路的生动场景；《情满珠江》通过叙述普通百姓如何脱贫致富的发家史，而切中了人们渴望“勤劳致富”的社会心理；《人间正道》则近距离透视平川人民为摆脱贫穷落后而进行的坚苦卓绝的拼搏和努力，并形象地反映了平川地区短短几年间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沧桑巨变；《刘老根》还以其鲜明的喜剧风格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穷则思富”、“富而思进”的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总体上看，这类改革剧作品不仅表现了人们对富裕、幸福的热切渴求，同时还将个人的命运同民族、国家的命运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将“脱贫致富”的主题思想升华到超越题材本身的高度。在这里，透过作品的影像书写，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富”字本身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中国人站起来了却不等于富起来了——“富起来”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
“贫穷与富裕”的二元对立普遍地、反复地出现在改革剧的影像表意系统之中，这表明了其文化意义的重要性，也显示出它蕴藏着深刻的审美现代性内涵。从影视类型学上看，就显示出它“不断触及的问题的重要性”。其中，“类型的基本文化对立或内含的戏剧冲突，表现出它最基本、最重要的特色。而类型的持续受欢迎指出了那些对立无法解决和妥协的本质。”[5]在这里，《沟里人》所提供的富有意味的场景和“意象”可以作为我们分析这一审美现代性的一个切入点。在《概念·生活·艺术》一文中，导演张绍林感慨地说：“当我站在太行山绝壁万仞的‘之’字形路上时，当我走进一个连着一个的巨大涵洞时，不由得被这难以置信的景象所深深震撼。锡崖沟人坚持三十年如一日完成这巨大的工程，用生命和鲜血打开封闭，铺出一条通往外面美好世界的路。”[6]
在作品中，“沟里人”开山劈路的决心和意志鲜明地表征了人们对富裕和幸福的强烈渴求，以至于在“封闭”与“贫穷”面前，人们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决绝。无疑，这可以看作是新时期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的一个文化隐喻。实际上，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新时期”从它出现之日起，就与一种强烈的现代性焦虑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而这种“焦虑”的实质就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异常严峻的“发展”问题。因此，在经历了“文革”时期的极“左”选择之后，对物质丰富和生活幸福的强烈渴求再次成为了全民族的整体性目标。在改革剧的艺术创作中，这种渴求既通过对“现代化”的积极肯定和热烈颂扬而在文化艺术的层面表现出对“幸福”的庄严承诺，同时，又充分内化为一种文化想象和文化选择，并成为了改革剧艺术叙事的基本目标。特别是，精神性的追求不再具有“克服性”和“超越性”，而物质性的追求也实在地成为了一种社会改造和精神发展的内在动力——“富裕”、“幸福”的实现不再悬系于一个遥远的未来，它虽然重重叠叠、形态复杂，但显示出明确的当下性和现时性。
在《当家的女人》中，“贫穷与富裕”的对比情形有着典型的艺术表征。作品通过一系列情节和场景的对比描述，形象地表现了花木村“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不同景象，以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深刻地揭示了“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如下表：
从以上几个主要情节和场景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物质丰富和生活幸福的渴求是流贯在作品中的一种无意识冲动。不仅如此，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纠结还使作品“脱贫致富”的主题呈现出更加深厚的历史意蕴。这表明，“贫穷与富裕”绝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上的二元结构，它还是一种精神上的二元结构，或者说，“贫穷与富裕”这一基本主题所蕴涵的审美现代性不单单展现在“物质”的维度，而更多地表现在“物质”和“精神”相互纠结、缠绕的过程中。
实际上，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改革剧作品就将对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审美反思捆绑在一起。比如，《雪野》将“经济”的改善与“人格”的独立明确地缝合起来。在作品的人物塑造中，秋香的人格结构里潜藏着可贵的个性意识，然而，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两袋黄豆”的“彩礼”就使她成为了齐来福的妻子。改革开放以后，时代浪潮的荡涤使秋香的自我意识和价值意识像决堤的洪水流泻开来。于是，她感到憋屈，为了寻找一个对心思的男人，她坚决地和齐来福离了婚……这使我们看到，经济改革引发了人们心态的变化和人格独立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