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在看待女性领导人的时候，是否关注其女性的生理身份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乖讹的状况是借强调固有的生理特质而忽视中性色彩的能力评估，人为地不加验证地断定一些子虚乌有的性别弱势情状。这体现出观念多元化之后，某些以往被边缘化的群体的话语在表达上仍相对滞后的窘境。无论是新理念的开发还是新话语体系的更新，都直接影响着有关性别的信息在制造和传播中的指向性，即反馈出女权或非女权、反女权的不同信息。力争性别平等而不懈努力着的先行者和承继者，都面临着话语转型的巨大挑战——改变全体民众的僵化和刻板的看法，又不让民众察觉出他们的观念正在被改变。这不仅要重新划分女性在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价值和形象，也为实现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目标提供了更多有关策略上的建议与选择。
38岁的加文.纽萨姆是旧金山一个世纪以来最年轻的市长，他的前几任留给他最重要的财富和经验就是对任命女性官员的足够信心。女性占据旧金山大多数的领导席位并发挥了出色的作用，这也使纽萨姆作出了突破性的决定：将负责城市安全最重要的三个机构全部由女性掌管，她们是首位华裔警察局长方宇文（Heather Fong）、首位非洲裔地方检察官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D.Harris）和消防局局长乔安妮.赫斯-怀特（Joanne Hayes-White）。纽萨姆的决断体现出了超越旧金山甚至超越美国的新一代政客的新思维，即寻找一支有能力的团队，团队的成员具有同情心、协作能力和实践能力。
很多性别研究者近几十年来一再重申的女性所经受的家庭与职场双重负担的问题，如今在公众社会得到了普遍认同。在这一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人们对广大女性能肩挑数任、把个人私利放在一边、很少抱怨、最后解决问题的潜质发生了兴趣并予以高度重视。从那些被提拔到政府要职的女性官员的资历来看，她们所兢兢业业的事业不仅是脚踏实地的，而且也是出色的。身材偏瘦、喜欢安静、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的方宇文1977年加入旧金山警队，她先后担任过街区巡警、警察训练学校导师及教官、虐待儿童案件调查员、青少年项目统筹毒品教育导师等。她在此期间利用4年时间以全工半读的方式，得到旧金山州立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2004年1月，市长加文.纽瑟姆提名她为旧金山警察局局长。3个月后，旧金山警察委员会一致通过对她的提名，从而使她正式成为旧金山警察局155年历史上第一位女警察局长，也是全美大都会城市第一位亚裔女警察局长。
正是无数像方宇文一样努力工作、出色生活的女性领导者，用时间和业绩反驳了人们对女性扮演领导者角色的种种误解与质疑，将以往不利于舆论影响的女性“弱质”和“缺乏”的印象转变为中性的个人素质和服务于特殊职业的优势素质。比如对女性为人妻、母的服务性人格的质疑，往往成为判断女性为缺乏决断力和铁腕政治的不可克服的难题。但是，旧金山女消防局局长乔安妮.赫斯.怀特却认为，为人母是她对领导1700名消防员最好的准备。当局长就和养育子女一样，“要有严格的纪律，划定清晰的界限、规则，还要对下属抱有期望”。在一次她所处理的12名非法移民遭遇火灾的救援行动中，她以仁爱之心和灵活的处理技巧，安抚了非法移民心中被遣返的疑虑和拒绝救助的冒险心理，不仅挽救了危难者的生命，也获得了民众的信任和敬爱。同样，非洲裔女地方检察官卡马拉.哈里斯也因处理问题的灵活和务实而备受同行好评。不仅在旧金山，美国其他一些城市也出现了女性身居要职的情况，就以消防局长为例，明尼阿波利斯、塔拉哈西、塔科马等地和一些更小的城市中，女消防局长相当普遍。
来自学院思想者和最草根的民间的呼声，除了最直接的生存权利保障诉求和发展权利保证诉求之外，对一个女性领导人的影响力和公信力的评估基本上由以下几大部分构成。
第一，具备对社会公共、公开的重大问题提供更富实效和可操作性的设想的能力。这不仅是行动力的要求，也是对创新思维的要求。在社会文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各种问题不断挑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和已成形的体制及规范，如何更好地协调各种新生事物的利益分割关系，如何更大地实现民众的利益，成为了公众对领导者，特别是女性领导者的崭新而迫切的期待。
第二，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团队充当智囊后盾。这支队伍充分发挥着策划和推广的实际作用，并且能够吸收和平衡来自不同阶级、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群体利益需求的各种声音。这个团队是领导者不断更新知识信息，最直接地了解民生民情的重要基础，也是领导者始终处于话语领航优势地位的重要保障。依靠已经建立的领导力和公信力，女性领导者一方面笼络住各领域的专家和人才，另一方面吸引财富集团和个人投资支持相关项目，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一些公益项目。
第三，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方向把握明确，实践有力。能够有效应对各种挑战，消除不稳定因素，积极传播有利于人类发展和满足人性普遍需要的文化和信息。
第四，具有普遍公正公平的态度，能够包容来自不同渠道的各种信息，慎重选择对待歧异者和差异者的方式和态度，行事和舆论引导都限定在文化多元评价和法律适用的范围内。
需要重申和明确的问题是，消除包括参政、从政等各个领域内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壁垒，目的并不是为了给某一类性别提供更多的便利而损伤另一类性别的权益。在权力关系重新划分的过程中，此消彼长的情况也并不是由男性和女性作性别对立斗争的结果；在建立新型、完善的人才选用制度上，将一些问题“性别化”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其目的只为促进性别平等和两性和谐的理想。究竟如何把握不同利益的相互平衡，如何协调不同价值取向和利益攫取集团的差异和矛盾，正是我们，特别是新闻舆论制造和传播环节中的人们所共同面临的挑战。
第三节 暧昧的言辞背后——以性别的视角解读新闻
一、从新闻看观念——歧义与歧视：传媒打出“擦边球”
2006年10月29日《新京报》网络版（www.thebeijingnews.com）以“意大利男议员坚持要上女厕所”为题，报道了生为男身、也没有做变性手术、但一直认为自己是女性的意大利执政中左联盟成员露西鲁亚，在上女厕时“遭到中右联盟女议员莉莎贝塔.加尔迪尼严词制止。”值得注意的是，“露西鲁亚说，自己数年来一直使用女厕所，从没想到会遭到这般严词攻击”。而且“中左联盟议员纷纷出面支持露西鲁亚，指责加尔迪尼歧视。”这则报道在内容上依稀浮现出决定性的争端并非仅仅是“男议员上女厕所”的单纯冲突，而是渗透了意大利左、右两派政治认同与阵营分隔的隐性要素。
露西鲁亚的案例典型地呈现出“性倒错者”的基本需求，以及国际社会对类似的存在并非全部采取歧视和打压的态度。例如在国内学者李银河的博客中，就曾介绍“西班牙政府6月2日通过了一项新法案，允许性倒错者在不必接受变性手术的情况下获得法律认可的变性身份”。因而，利用一部分性存在的小众化来制造争议事件，并以“奇闻罕事”的主观倾向来做报道的命名，不仅令人质疑传媒在此事件上是否秉持了客观的立场，也令人感到报道者对“性倒错者”的不够尊重甚至是歧视。
2007年1月17日一则“网上‘钓鱼’专抢同性恋”的报道格外引人注目。该报道在描述被抢事主报案的细节时，引述了丰台刑侦支队侦查员的话：“他报案时支支吾吾，一直不说自己为什么深夜在那里。做了1个多小时工作后，小王才说出他是在一个同性交友网站上，跟一个男网友约好当天深夜在大红门桥附近见面。”毫无疑问，这则新闻的报道重点绝对不在被抢事主如何报案的这个细节上，但是，这个细节却在该报道的显要位置出现，且有明显的主观文学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