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04年，张艳红在《当代传播》上发表了《女权主义受众理论的中国化思考》，将媒介与性别研究引入到传播学研究更细部的层面上。文章以女权主义受众研究的迫切性与创新性为立论之基，选取当代西方流派纷呈、指向各异的五个女权主义流派的受众理论为评析重点，以中国女性受众之怪现状为实例依托，对西方女权主义受众理论予以中国化思考。
作者认为，自由派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女性主义、激进派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女权主义这四个流派，注重解构女性受众被贬抑的现实状况，对女性受众的主观能动性持悲观否定态度，颇有法兰克福学派之意蕴。后现代女权主义则积极乐观地看待女性受众之批判性解读能力，似见文化学派之思维理路。
张艳红分析了我国女性受众之现状，发现（1）为男性霸权助力的各种策略或隐或显地渗透于大众传播及其他领域；（2）面对中国传播界的“美女主持”、“美女‘星’光灿烂”等状况，女性受众的反应蔚为大观。（3）中国男性弱势群体与中国强势女性群体相比，他们是“边缘人”，与这些弱势男性群体共处的超弱势女性则遭受着生存权和女权的双重缺失。而造成这些现状的原因，既有大众传播之责，也有法律条款的有形性与性别歧视的无形性的因素。
4.2005年，曹晋在《新闻大学》发表了《批判的视野：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Media and Gender Studies）评述》，就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动机、问题、方法、理论、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论证。
作者简要描述了“社会性别”是如何从传播研究的一个论述领域，发展到成为“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学科，并引领学术前沿的研究门类的，她的论据有三：
第一，全美畅销的丹尼斯.麦奎尔所著的《大众传播学通论》，1983年第一版只字未提“妇女”、“社会性别”等论题，但在1987年的第二版中，立即增加了有关女性主义的分析内容。
第二，1986年，美国大众传播教育学会的妇女地位委员会成立。同年，国际传播协会也成立女性主义学术兴趣组，美国口头传播协会也建立妇女团体。妇女传播组织在美国三个主要传播学会的确立，展示出“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性在这个领域已获得首肯（Radow，1992：6）。因此，国际传播学术会议中，该研究领域以有专门分组的专题讨论会。
第三，在西方现存学科课程设计中，“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已经制度化地进入新闻传播类院校的具有深度理论的课程中。
第四，各类基金会也向该领域投入可观的研究经费。
第五，《女性主义媒介研究》（Feminist Media Studies，Published by Taylor＆Francis Limitedin UK）等学术期刊、专题论文集的出版方兴未艾。亚马逊网站也开辟此购书专区。从几本区域性到综观全球研究的出版物也可见一斑。
在研究理论、议题与方法的分析中，作者分别分析了“媒介文本中的妇女刻板形象”、“社会性别歧视的制度批判”和“受众分析”。
在对“媒介文本中的妇女刻板形象”的分析中，作者指出，女权运动所关注的一个论题就是大众媒介和社会角色中的妇女形象之间的关系。并引述了拉斯威尔的观点：当今大众媒介已经取代往日的教堂而扮演着年轻人与普通民众教师的角色（Harold Lasswell，1948），其功能之一是传递社会文化遗产，特别是主流文化遗产，性别角色（Sex Roles）是其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并引用了塔奇曼在《炉边与家：媒介中的妇女形象》的《前言：大众媒介对妇女的象征性歼灭》中提出的两个基本假设：其一是大众媒介以象征方式反映主流社会价值，为了商业利益，追求最大数量的受众；其二，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妇女注定要遭受象征性的歼灭（Symbolic Annihilation of Women），也就是被责难、被琐碎化，甚至不被媒介呈现，这是因为媒介内部缺少妇女工作者，男性支配的新闻界定使妇女缺少接近权；而媒介议程设置的功能及电视社会化效果对受众施加妇女形象象征性歼灭的影响。
传播学者把媒介再现的妇女分为三类：（1）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2）作为贩卖男性商品的性玩物；（3）追求美丽取悦男性的人（Hole＆Levine，1971：249）。卡罗琳.凯奇在《杂志封面女郎：美国大众媒介中视觉刻板形象的起源》中，转引特蕾莎.博金斯对“刻板形象的力量”的解释，即“来自三个因素的综合：‘简单’；只管的可辨认性（这使它的交流性角色非常重要）；以及它含蓄地提及的对于某些属性或复杂社会关系的假定共鸣”。在这一方面，刻板形象是‘共享的文化意义’的原型。”（Teresa Perkins，quoted from Kitch，2001：5）。
在对“社会性别歧视的制度批判”的分析中，作者指出，面对普遍存在的媒介机构、媒介文本及其再现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学者们开始运用精神分析、符号学、意识形态批判、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深入社会制度中进行分析与批判，以阐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如何与媒介共谋再生产了社会性别歧视。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对媒介中控制与再生产社会性别的权力过程和结构给予高度关注。
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所以在分析社会性别的再生产时，大量吸收了政治学、社会学的理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念和阿尔都塞“压制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提出，为学者们解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如何决定媒介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找到了答案。
米莱尔.麦克唐纳德的《再现妇女：大众媒介中女性气质的神话》借用了罗兰.巴特的文化批评术语“神话”（myth），探讨现实中妇女的多样性；默克罗比对英国少女杂志Jackie的研究，采用了意识形态分析流行文化的经典范例（Angela Mcrobbie，1982＆1991）；从福柯“话语即权力”的观点来看，媒介再生产了社会性别不平等，也就是对父权制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英国学者麦克唐纳德以此为理论依据，分析了大众媒介中妇女话语的再生产（Myra Macdonald，1994）。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多种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理论倾向，为妇女、同性恋团体，及少数（弱势）民族等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抗争提供了新的斗争力量。
在“受众分析”中，作者引用了霍尔、费斯克和哈特利参考帕金的分类，将媒介文本所建构的意涵，根据受众解读的接受程度分成三类：（1）支配式解读；（2）协商式解读；（3）反对式解读。并且提出，受众研究的多样化，在学术上配合了文本分析，给予了全面的意义阐释脉络，明确了“译码”是在各种社会力量的交错中实现的。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这一研究有助于启发妇女识别、质疑媒介文本试图建构的意义，瓦解传统社会固有的社会性别观，为平等的社会性别共识寻找有效策略。
5.廖声武认为中国新闻界女性主义研究基本上是对西方女权主义的移植。他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女性主义研究十年》一文中指出：一直到1994年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即将在我国召开前夕，新闻学研究才将女性与媒介纳入研究范畴。也就是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才开始了女性主义的研究。而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实证研究是西方女权主义研究本土化的具体表现，也是女性主义研究中做得扎扎实实的一项工作。比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3期上的《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现状与发展调查报告》、《全国主要报纸有关女性报道的内容分析报告》，1997年第1期上的《我国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报告》等。
廖声武总结了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具有以下意义：（1）女性主义受到新闻传播学的注意；（2）女性主义的研究有助于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并提出了需要注意的四点问题：（1）研究者数量的不足；（2）研究领域有待开拓；（3）对国外女性主义的前沿研究缺乏关注；（4）女性主义研究的本土化问题。
6.周少四将媒介与性别研究的学科化看作是女性主义理论自然发展的结果。在《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扫描》中，这样描述了这个过程：在现代社会，性别形象的建构有赖于大众传播，传媒具有建构性别意义的功能。因而，女性主义思潮便自然而然地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在学术界，女性主义理论变得越来越具体，这一趋势促成了女性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引入，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跨学科研究——“女性与传播”研究，或称“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即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研究传播现象及本质。它强调在已有的传播领域中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从而得出与主流学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
周少四引用了卜卫在《媒介与性别》一书中对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五个领域的划分：（1）传者研究：女新闻工作者在媒介中的地位；（2）内容研究：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3）媒介研究：妇女使用媒介的偏好研究；（4）受众研究：妇女如何使用媒介及对媒介的需求；（5）效果研究：大众媒介中的性别模式对受众的影响。
作者认为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理论依据，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社会性别理论；（2）性别刻板印象；（3）性别话语权力；（4）拟态环境与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7.对2007年台湾新闻传播研究主题分布的研究显示，“传播与性别”的研究主题占到第6位。
（二）女性媒介的专题研究
在女性媒介研究方面，陈阳的《碎片化的女性新闻：对暣中国妇女报暤的内容分析（1990—2002）》一文中，梳理了学界讨论的四类女性新闻：（1）女性作为新闻行动者（newsactor）出现的新闻；（2）关于某些被认为与女性相关的特殊议题的新闻，其中，有些新闻涉及了女性的特殊经验（如生孩子和性工作），有些则不一定是只有女性才会经历的体验、但传统上被认为“应该”由女性承担的事务（如养育孩子和家务劳动）；（3）由女记者所报道的新闻；（4）从女性立场出发进行的新闻报道。
作者区分了这四种女性新闻：（1）女性报刊的报道，包括新闻与非新闻，即它想传达什么内容给女性受众；（2）提到女性的新闻，即出现“女性”或“妇女”这些字眼的新闻；（3）关于女性议题的新闻，即报道女性关心的话题的新闻，如抚养孩子、家务劳动和家庭暴力，此时，新闻里可能没有直接出现的女性；（4）女性主义视角的新闻，即提到任何女性运动组织或者它的活动家对社会生活任何领域的观点的新闻，也就是说，新闻是否从女性的立场进行报道，而不是新闻里是否提到了女性。
作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妇女报》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指出当下中国女性新闻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再现方式。所谓“碎片化”，指的是：（1）女性新闻数量少；（2）新闻报道之间缺乏联系；（3）关于女性的多种声音共存于媒体之中；（4）女性新闻所出现的变化都是非连续和非稳定的；（5）这种变化是不同步的；（6）部分女性议题不能出现在媒体上。
在《我国新闻生产的影响机制之研究——以妇女新闻为个案》的论文中，陈阳指出，作为一个变动的、整体性的过程，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新闻生产的影响机制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1）就个人层面来看，新闻工作者对报道对象和报道领域有自己的认识，有意识地选择报道角度和素材，并且能够将自己的看法体现在最终的新闻作品里，主流的“党的新闻工作者”这个身份的内涵面临挑战和重新定位。（2）在组织层面，媒体开拓新的多样化消息来源，修正对新闻的选择和判断标准，写作风格也开始呈现多元化。（3）在体制层面，对常规化和正规化的要求影响了体制变迁的方向，但是，至少对妇女新闻而言，与正规化的目标仍有距离。而且这三个层面上所发生的变化并非同步进行的，概括地说，个人层面的变化优于组织层面，也先于体制层面，即体制的稳定性高于媒体组织和个人。
王眉则对1990至2000年的杂志广告的女性形象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重点谈到如何阻止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定型与歪曲，进而改变妇女形象的策略。她引用Vijayalakshmi Balakrishman（1995）倡议社会活动家和妇女组织把通过立法推动媒介上的性别平等作为一项重要的活动内容的观点，提出充分利用自律手段，对媒介提出备忘录可能比实施一项法律更好一些。通过对十年间的《读者》、《家庭》和《南风窗》的广告进行梳理、发现现代女性形象在广告中出现得很少。“美丽机器”的形象大大超过现代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