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也有中国学者（陈卫星，2000）指出，传播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社会及其发展的理论概括，它通过对传播主体、传播行为、传播过程、传播手段和传播效果的考察，在不同层面上认识和再认识社会关系、实践、话语和制度；重新把握社会整体的系统结构及其相互依赖性；重新认识社会冲突、权力结构和管理模式等。传播研究是理解所有这些交互关系和特定运行的一把钥匙。中国学者孙五三（2008）也说：“传播现象受到诸多学科关注的历史表明，这是一个应该由多学科协作的研究对象，传播的过程、形式、内容、参与者、环境、策略、制度形态、伦理规则、各种实时或延时的效果……可以也应该在多学科的观照下得到更好的解释。”
传播学者罗杰斯（1997）认为，美国的大学新闻学教育的模式起源于威斯康星大学和“老爸”Bleyer，注重的是本科层次教育；而施拉姆在伊阿华大学开创的传播学教育则是不同于新闻学的新领域，重心在博士生层面和研究方面。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目前中国传播学者，特别是大学教师，正在慢慢意识到这种学科建构上的倾向区别，逐渐放宽视野，开始注意在研究走向上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尽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段京肃，2008）。但有一点尚需要中国学者取得共识，即中国传播学的立足根基在于博士层次的教育和研究努力，这包括大学博士生、教师和专业研究人员的共同奋斗，而传播学的本科教学仅是这一学科学术活动主力和能量中心的辐射、延伸、影响或新边际探试。
近年，境外华人传播学者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状况也有不少分析和批评，特别在这次纪念传播学研究30年的活动过程中，这些议论不但涉及研究方法和成果的规范，也涉及研究选题和内容成果等方面（陈韬文，2008；郭中实，2008；赵月枝，2008；潘忠党，2008；何舟，2008）。其中有些批评是严厉的，针中现实缺陷的。例如，陈韬文（2008）指出，中国大陆地区传播学研究缺乏规范，研究人员缺乏训练，大量研究课题在低水平上重复，缺少突破性研究成果，缺少跨学科和全球视野等。郭中实（2008）认为，目前大陆学术研究在概念和概念阐释方面存在不小的混乱。而何舟（2008）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认为，中国传播学研究刚刚走出引进阶段，现在谈“本土化”恐怕不切实际；西方传播学经过多年发展，在1960-1970年代“议程设置”和“沉默螺旋”理论出现以后，再无深远意义的理论出现，说明理论建树的难度。他主张，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的方式是在西方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积累，既有批判、有发展地应用西方理论，又不落他国学者异地搬用和重复验证的窠臼。
三、影响未来发展的若干元素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和前进路径，无疑是独特的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在困难和机遇并存的背景下，若干可能影响中国传播学未来走向的重要力量因素值得关注和借助。
1.对中国的关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和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华侨传播学者和资深教师经教育部和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的邀请和安排，频繁来访和参加会议，其中有些人甚至通过某种机制（例如长江学者项目计划），在内地大学兼任教职，直接参与传播学教学和科研项目，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这些海外华人学者在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方面，起到重要的桥梁和引进沟通作用。除此以外，外国学者也对中国问题研究越来越感兴趣。例如，韩国学者对1949年以后中国报纸上韩国、朝鲜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康贤斗、朱凤仪、许进，2000）；以及近期美国教授叶叙理（Ashley Esraey）通过对6000个中文博客定量研究，分析现今中国博客的政治话语，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闵大洪，2008）。Esraey（2008）认为：“中国博客已经削弱了政府全面控制言论的能力。博客会促进未来的参政活动，但目前还不会引发革命”。这些研究并不能替代中国本土学者自己的研究，也并非一定是学术标尺和榜样；但是它们可以带来新观点、新视角和不同思路，对于启发和激活国内传播学研究有益处。显然，扩大中外学术交流和交往，正在促进和推动中国传播学研究水平的提升。
2.随着中国的开放，特别是中国教育当局对学生的英语教学的强调和重视，也包括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办过程中民众普及学习英语等活动，正使得中国社会和更多民众慢慢地向具备一定的双语能力的方向移动。这其中巨大的潜在价值和传播意义，现在还很难充分估计。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习的语言之一，也是中国人传承几千年的文化遗产的载体；当十几亿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可以通过英语和外界进行交流，这种中外文化互动现象本身就提示了一个极有吸引力的传播学研究领域。此外，还有互联网传播在中国大陆地区日益广泛的使用。互联网的通用语言是英语，而互联网中文内容增添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由于通过中文进行的网上交流是一个相对西方来说封闭的场域，许多外国人难以了解中文网民的网上传播情况和交流结果。叶教授的研究就是外国学者开始进入这一场域的努力实例，而他个人的研究优势之一是他的中文相当纯熟流利。
3.中国许多行业的开放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内地出版行业享有较大的自由自主空间。在中国可以买到众多翻译成为中文的国外学术书籍，外文原版学术书或教材的进口发行也在增加，传播学研究所需要的广泛信息和多元思想资源有了相当充分的供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97-2002年间，中国国内同时出版6套传播学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1999-2000年，常昌富主编，共8本）；华夏出版社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2000年，刘继南主编，共12本）；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2000-
2001年，张一兵主编，共3本）；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2000-2002年，周宪、许均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清华传播译丛”（2001-2002年，熊澄宇主编，已出6本）；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众传播精品译丛”（2001-2000年，何道宽、吴予敏主编）。这些出版资源对于未来中国传播学的影响作用不可忽视。此外，各大学图书馆还在不断购买数量可观的外文专业图书和数字化资料。互联网的日益开放在提供新的研究课题的同时，也成为了一种新的研究的工具。不过，这些学术资源还需要传播研究工作者消化吸收，并在传播研究领域和项目中具体实践和应用。所以，这种资源的日渐丰富只是潜在的积极元素。
4.过去30年间，中国有数以10万计的青年学生前往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欧洲）的大学学习，其中包括一些攻读传播学学位的。这种出国留学的潮流势头不减，每年出国求学的人数有增无减。那些在国外学成的青年目前大部分留在国外工作和生活。随着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状况改善，那些传播学博士、硕士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比较集中地返回中国内地，或在大学任教，或从事专业研究，并将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与中国的现实社会研究课题相结合，产生优秀成果，进一步提升国内传播学整体质量水平。1990年代一大批中国大陆留学生在西方学成后，前往香港、新加坡、澳门等地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任职，占据了不少原来可能由本地人保有的教职。类似的情况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内地重现，并明显改变高校运行架构，以及传播学教学和研究的状况和模式。
四、中韩案例的比较
本文前述基本内容作为主题发言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举办的“数码时代的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研讨会（2008年8月11-13日）上宣讲后，引起与会者广泛兴趣。随后，韩国首尔大学梁承穆教授（Yang，2008）又在该会议上不谋而合地系统介绍和分析了韩国传播学研究发展变化的历史和现况。两个演讲内容有不少互补互动的部分，成为一个组合论文，引出许多讨论，一直延续到会议结束还意犹未尽。
韩国的传播学研究最早出现在1960年代初，是由新闻学实务研究衍生扩展而来，相关的传播研究学会和刊物也相继出现，但在名称和内容上也是新闻和传播概念的混用。之后，韩国传播学研究生教育和传播学院依次诞生，传播学研究逐渐从新闻学研究中分立出来。现在，韩国的传播学研究归属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多数传播学系在大学中隶属社会科学学院。梁教授认为，韩国传播学的发展，一是要归功于“韩国的施拉姆”Kim Kyu-Whan教授当年的领军作用和倡导贡献；二是要归功于1960和1970年代以来一大批留美归来的年轻博士在韩国各大学中担当传播学教授，发挥了中坚作用。1980年代初，韩国大约有15个传播学系，现在则有126个传播院系。韩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协会（KSJCS）过去只有30个会员，现在超过了1000个。1980年代中期，韩国传播学界只有KSJCS一家协会，现在则有12家学术研究社团组织，代表着传播学不同研究方向或领域，例如广播、口语演讲传播、赛博传播、媒介法规、公共关系、广告等。
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取向在经过数年的讨论和辩争之后，在韩国传播学界获得接受和消化；实证研究和批判研究的互补与整合，形成传播研究哲学多元并存互荣的局面。展望未来，韩国传播学研究也面临数字化、全球化课题的新冲击，研究选题被商业化力量左右的现象也比较突出。因此，它也面临着克服研究碎片化和琐碎化弊端的任务，以便使学术研究真正推动观念启发和思维交流。
基于传播学学术疆域的广阔性、开放性以及学科区隔的含糊性和交叠性，传播学的发展还需要克服其接纳新研究人员时经常抱持的“血统纯正”的标准观念，更加开放地吸收和欢迎其他学科的人士进入这一领域，以保证传播学的活力和生机。例如，当涉及人机互动研究时（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也许必须传播人员、心理学家、电脑专家、视觉艺术家以及语言学者等共同携手才能完成。事实上，韩国传播院系正在录用越来越多的来自其他专业的教学科研人士。不过，这一趋向反过来也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传播学的原有的学术地位或学科身份的正当性合理性。梁教授指出，一个学科的确立通常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有定义明晰的学科对象；二是有完整的理论架构；三是有机构性的学术社群。不断发展和多维蔓延的传播学研究不论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还是作为一门学科，它能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吗？它的未来将如何呢？传播学是什么的问题依然悬在眼前。相信这不只是韩国学者需要面对的，也是中国学者面临的现实课题。
五、小结
中国的问题总是非常独特的，不只是传播学，这点无须再解释和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不断地推进，整个国家也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之中。对中国这种主动性，以及它更深地融入国际社会的曲折而起伏的过程，需要耐心观察和分析解释。中国的变化和发展有时很快，有时又比较慢；当它快时，人们感到惊诧，甚至恐惧；当它慢时，人们往往抱怨或指责。但是，问题的关键不是简单的好恶判断，而是解释为什么会如此这般。事实证明，这样的解释并不容易，更不简单。中国内地的传播学研究历史性地与大学新闻传播院系和教师紧密结合，所以它未来的变化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必然性地与中国新闻学传播学教育、大学体制和教育制度，以及传媒业界的改革和发展密切相关。这是观察中国传播学未来变化的一个框架视角。
本质上说，中国的改革发展问题的解决与否，最终只能靠中国人自己。任何可行的改革和调整，都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实践，而不是任何其他人。但是，回顾过去，我们与国外类似的演进过程也有相当的重叠和共通之处，因此向外学习和立足本土的结合，应当是基本的研究和努力的立脚点和出发点。在数码技术飞速发展、传播信息爆炸的今天，中国传播学的成长又包含着跨国和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过程，所以在传播学领域，国内外学术同仁之间有太多可以分享和合作的交集点。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外传播学者进入中国，参与各种独立或者合作项目的研究，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进展，这同时也促使中国学者必须不断奉献出自己一流的和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