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却在表面上不时向人民作出保障新闻言论自由的许诺。一边严密控制，一边许诺新闻自由，“这种两面策略，是国民党新闻政策不同于北洋军阀的一处特点。”1928年，国民党在夺得政权后就立即发表开放“言禁”的通电。1929年12月27日，蒋介石通电全国，表示开放报馆的“言禁”，还在北平召开记者会，表示欢迎报界的善意批评，希望各报自1930年元旦起“以真确之见闻，作翔实之贡献，其弊病所在，能确见其实症结；非攻讦私人者，亦请尽情批评。”30年代后，国民党一边残酷镇压进步新闻宣传活动，一边发表保障新闻言论与出版自由的令文。1932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通信取消电报新闻检查，令文云：“查言论自由，为全国人民应有之权利，现在统一政府成立，亟应扶植民权，保障舆论，以副颙望，而示大公。”1933年9月1日，国民党政府又发布了一个《保护新闻从业人员》的命令，训示各级国民党政府和军人，“对于新闻从业人员，一体切实保护”。
如果把国民党的这些举措全部归结为国民党的“做样子”或“蒙骗策略”显然失之简单。可以从以下方面分析这种“两手策略”的原因：一方面，国民党早期毕竟是孙中山依照西方的政党制度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政党，其三民主义的党纲与言论自由的主张蒋介石不可能完全抛弃，这是国民党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另一方面，当时民智渐开，特别是知识分子早已不认同专制主义，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经晚清的立宪改良及辛亥革命，早已深入人心，维持新闻统制、舆论一律这样一种媒介制度显然成本太高，它不得人心，处处遭到抗议与阻力；第三，当时国民党只是中国各种政治势力中比较强势的一支，它不得不面对其他势力的挑战，国民党的舆论统一实际上无法施行，在政治博弈格局中他有时不得不做出让步；第四，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与多元化的思想光谱使国民党对其他意识形态尤其是共产主义的兴起极度恐惧，为此不惜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新闻统制手段，但当发现这种矫枉过正的统制手段打击面过大，越过界线，引起各界公愤以致危及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时，它又不得不放松管制。总之，在媒介制度的反复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后面的动因是各种政治、社会力量的博弈，博弈的均衡即我们看到的媒介制度。
在国民党的媒介制度的意识形态根源上，我们发现其来源复杂。国民党脱胎于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整合了许多个小党派建立起来，因而成分复杂，内部的派系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在国民党的媒介制度安排中，既可以看到国共合作时期苏联布尔什维克媒介理论的影子，也可以看到欧美自由主义媒介的理念，30年代后又融入了德日法西斯媒介理论。
三、无产阶级媒介制度的生成与演化
民国以后，政党媒介、商业媒介与文人论政型媒介并存而立。政党媒介除了国民党的法西斯媒介体制外，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媒介制度开辟了另一条演化路径。考察无产阶级媒介制度的生成与演化，有助于我们理解百年间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过程。
方汉奇先生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写道：“五四以后，在我国首次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无产阶级报刊。这些新型报刊的诞生，是五四运动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和五四群众斗争的实际锤炼，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思想发生很大转变，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比过去更清晰了。经历了几年的新文化运动，保存了一批很好的报刊，培养了一代新的报刊活动家和宣传家。所有的这一切表明，诞生无产阶级报刊的阶级基础、指导思想、编者队伍、读者队伍逐渐成熟了。”这里我们要注意到这么几点：一是，思想变迁与媒介制度变迁的不同。从思想的角度说，马列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逐渐被知识分子接受，奉为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这是一种思想变迁，但就媒介制度变迁而言，这时并没有产生新的媒介形式；二是，如果说无产阶级的政党报刊和之前的政党报刊有何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更加喉舌化，有一个比较严密的党的领导；三是，这种政党报刊也是外来媒介制度植入的结果，这个外来的因素即苏联。
考察中国无产阶级媒介制度形式的出现及其根源，我们得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李大钊那里去寻找。李大钊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实践，从一开始就把发挥革命报刊的集体宣传组织作用看做是进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他不再抽象地谈论新闻自由，而是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待新闻媒介，他称赞十月革命“剥夺压迫阶级的言论出版权”，认为要对付资本主义之祸害，有两个方法，一是舆论的鼓吹，二是劳动者团结。“因而，他和陈独秀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就着意创办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为共产党，为劳动阶级建立起第一批言论机关——从理论刊物到通俗工人刊物。这批新型报刊旗帜鲜明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反映工农大众的呼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这种“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的媒介制度形式始终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这就是苏联。换句话说，苏联才是无产阶级媒介制度的供给者、传播者与植入者，考察中国现代媒介制度变迁不可忽视苏联的因素。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赴中国工作的维经斯基等在北京与李大钊会见，多次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同月，李介绍他们到上海找到陈独秀。1920年5月，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积极开展建立中共组织的活动，同月，《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成《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期专号篇幅多达360多页，比平时增加一倍以上。《新青年》“劳动节纪念”专号的出版标志着《新青年》已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媒介，同时标志着中国政党媒介的苏联化，或者说苏联媒介制度本土化的开始。1920年7、8月间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决定将《新青年》从9月1日出版的第8卷第1号改组成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公开宣战的机关刊物。从这一期起，《新青年》的封面出现了变化：正中是一幅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这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从栏目设置看，从这一卷起，增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从专栏出刊到第9卷第3号止，共发表36篇文章，绝大部分译自美英法日等报刊所载有关苏俄的情况、各方面的政策、关于列宁及其著作的介绍和资料等。《新青年》从一个同仁刊物变成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刊物，其实也是媒介制度形式上欧美媒介变成苏联媒介的过程。难怪胡适要指责改组后的《新青年》说：“今《新青年》差不多变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在上海共产小组成立后，全国其他地方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如何把各地小组联合起来以组织一个统一的党？按照什么原则来建党，发起组的成员们决定在《新青年》之外，再创办一份刊物，担负这一历史重任。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在上海创刊，筹办者们规定该刊的任务是：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党而宣传、奋斗。1920年下半年，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后，随即领导创办了《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刊物，这是中国第一批以工人为对象的通俗报刊，主旨在于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工人运动的开展。
除报刊外，还建立了通讯社。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一个通讯社即中俄通讯社（后改名为华俄通讯社）。1920年7月，由共产国际派出的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工作组来华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为了进行思想舆论准备，在7月初由共产国际工作组建立了一个公开的宣传机构，这就是中俄通讯社。社长由共产国际工作组成员杨明斋担任。这个通讯社的发稿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翻译和报道来自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材料，这是大量的；另一类是摘编中国报刊上的重要消息，译成俄文，用电讯形式发往莫斯科，在苏俄报刊上发表。
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媒介制度对中国的影响从192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初期就开始了，这种影响通过苏联特使和到苏联留学的中共领导人直接移植到了中国。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直接扶植下诞生的，早期的中共领导人也是按照苏联的制度模式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因而在媒介制度上几乎完全照搬了苏共的媒介制度。这从早期中共的刊物名称可以看出来（如《布尔什维克》）。党报及其管理模式后虽经延安《解放日报》的改革，但大多数的媒介管理制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一直延续至今。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媒介制度的传统也即是苏联的传统。
“党报是党的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报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贯彻党的路线，这是党报的一个根本传统。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对自己的报刊提出了这一要求。”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就规定：“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委员会经办”，“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宣布完全承认列宁制定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其中包括完全承认有关报刊宣传的条件，如“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不合法的，一切定期的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当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自主权，实行不完全符合党的要求的政策。”通过《加入国际的条件》这个条约，苏联将它的媒介制度移植到了中国，并在中国共产党后来的办报实践中得到了落实和强化。那就是党报在组织上完全服从党的领导，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得违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了贯彻上述原则，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即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报刊宣传的领导，定期研究，检查指导；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必须亲自参加党报编辑，或为主要撰稿人；1923年中共中央特别设一编辑委员会，“主持中央一切机关报”的宣传工作，并指导全党的报刊宣传活动。1926年9月，中共中央又具体规定由《向导》、《新青年》、《党报》、《中国青年》、《中国工人》、《中国妇女》等报刊的“主任编辑”共同组成党报编辑委员会，具体负责指导全党报刊的宣传活动。
1927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出版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并要求它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机关和战斗机关。它的《发刊露布》写道：“谁能解放中国，使中国最大多数的工农贫民自己得到政权，开辟真正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有布尔什维克！所以《布尔什维克》便继《向导》而发刊了。”列宁提出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一著名论断，就是在20年代末介绍进来的，并且很快得到广泛引用，成为中国共产党报刊的基本要求。1929年9月1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2卷第10期刊载《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一文，其中第一节题为《党报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阐释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的办报思想，引用了列宁的著名论断。1930年出版的《红旗》第87期上，发表《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一文，它的第一部分题为《列宁论党报的作用》，对列宁的著名论断作了具体解释。
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媒介意识形态上接受了苏联的党报思想后，就在实践中进行贯彻。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列宁的著名论断成为办好报刊的响亮口号。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出版100期，发表了李富春、博古、邓颖超、凯丰等撰写的纪念文章，都要求《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而且都引用了列宁的这一名言，可见这种“共识”的影响之深。为了使这一媒介意识形态得到更好的贯彻，报社还把列宁的这一名言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当然，列宁办报思想之所以在中国迅速传播，这与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1930年5月起，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召开之际，莫斯科《真理报》编辑部与共产国际宣传鼓动部召集各国代表，讨论宣传工作，作出了《国际工人通讯运动的任务与工作通讯员之国际关系》的决议案，要求各国党报“建立国际的关系，需要苏联与外国各个报纸保持相互的关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全文译载了这个文件。世界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办报情况，在中国党的报刊上也时有介绍。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组织，曾经给中国党的报刊以具体帮助。如1935年创刊的《救国时报》，一度在莫斯科编辑。在中国党报工作者特别是在其领导成员中，不少人具有在苏联学习或工作的经历，如蔡和森、瞿秋白、秦邦宪（博古），他们为传播列宁办报思想和俄国党报经验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