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后，苏联以外的西方媒介意识形态才重新传入中国（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媒介传统的复活），中国新闻界才重新出现了“新闻专业主义”、“客观主义”等媒介意识形态。“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最为典型的一种媒介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与市场导向的媒体（及新闻）和作为宣传喉舌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目的、以实证科学原则为基石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用以整合新闻从业者这一群体，使之逐渐形成共享的涉及媒体社会角色、新闻工作的基本性质、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责任和身份认同、新闻实践的行业规范和评判标准等方面的理念。”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中国部分媒介的理念：如《南方周末》所标榜的“记录时代进程”，《新京报》提出的“负责报道一切”，《经济观察报》的所倡言“理性、建设性”等。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总制片人时间就自诩为“是最早受到国际传媒影响的老师培养的学生”。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传入直接导致了在新闻实践活动中对西方媒介的模仿：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的编导认为美国CBS的《60分钟》对其影响是很大的，上海电视台的《新闻观察》也借鉴了国外的同类节目等等。尽管1978年以后，在媒介改革与媒介竞争的驱使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我们也要看到，新闻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还远没有成为主导性的媒介意识形态。
“喉舌论”也好，“新闻专业主义”也好，媒介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上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改变一种“认知”，在众多分散的人群中形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是制度的基础，“共识”发生了变化，制度也就会随之变迁。
三、媒介知识生产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关系
按照哈耶克的观点，社会科学知识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条件。只有当一个社会的社会科学知识达到一定的积累水平时，制度变迁才可能发生。而计划经济及计划社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在于社会科学知识的缺乏。社会科学知识的缺乏会形成认知视野上的局限，从而缩小行动者的可选择策略集合。拉坦（1978）将制度变迁供给曲线的移动归于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以及政治家、官僚和企业家等在日常活动中所实施的创新努力，从而构筑了一个初步的供给模型。
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媒介知识的供给因此显得非常重要，它决定了我们对媒介的认识，对不同媒介制度安排的认识，不同的认识会导向不同的制度选择。这种媒介知识与媒介意识形态的供给主要通过学校的教学，媒介学术研究，媒介书籍及媒介学术期刊的出版等途径进行积累、传播和扩散。从事媒介教育的教师及媒介研究的学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由此体现，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为供给“专业知识”和“媒介意识形态”以形成某种“共识”进而影响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扩大制度选择集合。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媒介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与媒介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新闻学教育和研究作为媒介知识和媒介意识形态的主要供给渠道，在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后等不同历史阶段的媒介制度变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新闻教育与新闻学术研究发生转向时，媒介知识供给的曲线发生变化，媒介制度安排也随之变化。
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上，最早介绍西方报业知识者，是西方传教士。随后，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先后发表了一批有关办报活动的文章，但传教士也好，改良思想家也好，他们的引介都没有上升到新闻学理论的高度，也不够系统。“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却标志着西方新闻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向人们展示了新闻学比较宽广的学术领地。同时《新闻学》中所涉及到的一些业务问题，如新闻的采访、写作、编辑以及管理等，概括了西方新闻工作者的长期实践经验，这对当时落后于西方的正在探索中的中国新闻界，具有不小的借鉴作用。”继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之后，1913年迄今所见的第二本新闻学译著——美国人休曼的著作《实用新闻学》一书翻译出版。两个人的著作被引入中国，给中国的新闻理论建构提供了一种参照，也标志着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落地。稍后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以及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黄天鹏的《新闻与新闻记者》等著作，我们既可以看到王韬、梁启超等辈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延伸，更可以看到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借鉴与发挥。徐宝璜在《新闻学》一书中写道：“故视新闻纸为社会公有之记者，其布一消息，定力求正确与完全，于政治上，不作任何方之牺牲品，凡正当之议论，且将予各方面以平等发表的机会。而记者有所议论，亦必诚实，藉供执政者参考。”显然，强调媒介的独立性与平衡报道，这是典型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体现。几乎在休曼被介绍给中国报业的同时，国人朱世涛编著的《欧西报业举要》也面世了，全书共18章，首刊于《申报》1915年3月始至该年12月止，足足刊载了近一年。朱世涛是留英学人，对西欧的新闻事业有细致认真的考察，他编撰此书的目的即“资镜”国人，而其思想，如“报纸之价值在于自立”等，也是西方自由主义式的。
中国现代新闻学教育深受西方特别是美国新闻学教育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1917年，北京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门《新闻学》课，任课教师是留美研习journalism的“海归”徐宝璜。1918年，中国第一个以“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为宗旨的新闻教育机构成立，即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新闻课程，集体研究新闻学的团体。其所教的新闻理论以欧美为主。研究会的主要导师是徐宝璜和邵飘萍，其新闻理念是秉持自由主义理念。“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创设，影响促进了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这不仅因为当时和以后有许多会员参加办报实践，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而且在数年中，新闻界受其影响进行了各种改革，如对‘采访之注意，编辑之改良，印刷之进步’等等。”继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之后，1922年，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家任白涛在杭州创立中国新闻学社，同年黄天鹏等在北京创立中国新闻学会；1924年，戈公振等发起成立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等，这几年，一系列的新闻学术团体涌现；继北京大学首创新闻学系之后，一大批新闻院系应运而生，一大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新闻学者登上了讲坛。据《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统计显示，这一时期，全国有12所大学先后设立了报学系科，如平民大学报学系、燕京大学报学系、圣约翰大学报学系、复旦大学报学系、上海沪江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都开设了报学系。这一时期的新闻学术成果也颇为丰富。据不完全统计，仅1922年至1927年之间，出版的有影响的新闻学著作和译著约16种，除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戈公振等外，主要还有伍超的《新闻学大纲》、蒋裕泉的《新闻广告学》、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以及戈公振翻译的美国学者开乐凯的《新闻学撮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