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宣告开放“报禁”的法令。
从1895至1898年，传教士对于中国政治改革的影响达到顶点。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响是通过私人关系取得的。李提摩太拜访过李鸿章和张之洞等显贵人物。1895年至1896年，李提摩太访问北京时，结交了康有为、梁启超（他曾短时间担任过李提摩太的秘书）和强学会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在强学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比私人交往更有影响的是新教传教士的主张社会改革的著作，它们从19世纪80年代末起便迅速传播开来。1887年11月1日，传教士办的同文书院在上海成立，1894年后改译为“广学会”，它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的目的不只在出版基督教书籍，也要通过出版刊物对中国人进行“启蒙”，使他们的思想“开放起来”，实际上，《万国公报》的确起到了这个作用。强学会出版的第一个刊物（1895年）不仅有许多材料引自《万国公报》，而且也一度采用了《万国公报》这同一名称。据统计，《万国公报》的读者主要是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可分四类：一是光绪皇帝和洋务派官员，以李鸿章、张之洞、孙家鼐为代表；二是1889年至1898年在上海活动的维新派。三是同传教士有交往的中国人，大都能看到《万国公报》。四是凡是能看到广学会出版物的中国人都有可能看到《万国公报》。可以看出，近代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确曾起过重要作用，把传教士和变法维新派的作品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传教士在教育与经济方针方面以及对于各种社会问题，都有很大的影响。
（二）通过传播基督教信仰和新闻自由的思想，使一部分知识精英在皈依基督教的同时也致力于践行其思想
中国知识分子将从西方老师那学到的知识用在了中国的社会革中，由此带来了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以洪仁玕为例，他在香港受教育，在传教士的学校读书，自身也是一个基督徒，故洪仁玕的思想中西方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太平天国已未九年（咸丰九年），已为军师干王的洪仁玕进呈《资治新篇》，其中有设新闻馆之建议：
所谓以法法之者，其事大关事道人心，如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则宜立法以为准焉。是以下有所趋，庶不陷于僻矣。然其不陷于僻而登于道者，必又教法兼行，如设书信馆以通各省郡县市镇公文；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行其教也。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以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一兴各省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性品诚实不阿者，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罪亦不准众官褒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则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人岂有不善，世岂有不太平哉。
当时洪仁玕的幕僚中多有传教士，所以能提出这样的见解。戈公振评价：“我国之言新政者，当莫先于此书矣。”虽然《资政新篇》中的措施未及实现，但作为一种观念，一种尝试，它还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媒介制度的变迁。
（三）通过在西方传教士出版机构中工作学习过的中国人“移植”西方的媒介制度和媒介技术
早在马礼逊、米怜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年代，就有中国人参与其间（如中国刻印工人梁发）。之后外国人办的一些中文报刊，也多有中国人参与（鸦片战争后聘任中国人做主笔更成为一时风尚）。例如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香港中外新报》（1858年）早期的编辑即为中国人黄胜。黄胜是我国第一批留美学生，曾在英国人开的德臣报馆学习印刷。该报19世纪90年代转为中国人自己所有。此类先由中国人参与编辑，然后转而成为中国人自己报纸的还有《中外新闻七日报》（1871年）、《香港华字日报》（1872年）、《近事编录》（1864年）等。传教士不仅“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采编人才，也“培养”了第一批技术人才。传教士们来到中国的同时，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印刷出版技术。凸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以及铅活字排版法及影印、彩印等技术的引进，新型印刷设备的使用，对中国传统印刷出版业向近代转变影响极大。
《循环日报》（1874年）是我国第一批自办报纸中影响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报纸，它的创办者王韬也曾长期在外报工作，是将西方媒介制度移植进中国的重要“传承者”。“王韬可能是现代第一个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1843年上海开埠，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即将设在巴达维亚（即雅加达）的出版机构搬迁来沪，命名为“墨海书馆”。王韬服务于墨海书馆13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编译了《西国天学源流》、《格致新学提要》等六种书籍，他自己的著作《海陬冶游录》、《瀛海杂志》等也由该馆铅印出版，王韬也参与了《六合从谈》的出版工作，这些经历直接为他日后创办《循环日报》奠定了基础。1870年3月，在欧洲生活了28个月之后，王韬回到了香港，这时他已经41岁了。大约在1872年，王韬作出了以新闻为业的决定，对王韬来说，作出这一选择很自然。“他除了喜欢冒险和对所有人和一切主题都感兴趣外，还具有报业人员的典型素质——既有理想主义又有怀疑主义、既有革新精神又有精明的商业头脑。”1873年，王韬与监管香港墨海书局20年的黄胜以10000墨西哥鹰洋的价格合资买下该书局的印刷设备和字型，改名为中华印务总局。王韬即用此设备出版了《循环日报》，它成为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纸。《循环日报》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
此外，《循环日报》还吸收了《申报》的一些做法，一度襄助王韬的他的女婿钱徵，与上海新创立的《申报》（1872年4月30日创办）关系密切，在被派到香港了解当地报业概况后不久便任《申报》主编。可以看出，中国第一份成功的文人论政报刊《循环日报》及其创立者王韬的确深受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西方人士及其报业实践的影响。在王韬那里，完成了西方传教士媒介和商业媒介的融合，也完成了西方人作为报业主体向华人成为报业主体的过渡。这以后，中国人创办的报刊逐渐多起来。维新派、革命派等相继接过《万国公报》的办报传统，开始在中国的媒介领域唱起了主角，传教士的刊物在民国以后逐渐淡出了国人的视野。自此，在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上，传教士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第三节知识分子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独立的行动团体，始自近代。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部分继承了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遗产，但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西学的东渐，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又表现出许多与古代“士大夫”截然不同的特点。这种特点又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异。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因而表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李泽厚立足于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流变，将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分为六代：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三八式一代、解放一代、红卫兵一代。何晓明则从知识分子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出发，也将中国知识分成六代：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第一代；19世纪60至9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第二代；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第三代；20世纪20至5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第四代；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第五代；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为第六代。这种划分显然见仁见智，因为知识分子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异和分化，如李泽厚所讲的“辛亥一代”的知识分子就有“保守”、“改良”和“革命”的分歧，1990年代后的知识分子更有左、中、右及自由与保守之分，很难将他们看做一个统一的群体。但作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一个重要团体，知识分子还是表现出了一些共性：如以知识生产和教育为业，为了传播其思想或参与政治，往往与媒介紧密结合等。“传媒和教育从来是知识分子从事的主要职业。报刊和学校是他们表达社会正义感的主要场所。”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考察知识分子与媒介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
一、近代知识分子首先“触媒”
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大概在维新变法时期。1895年前后，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们的出现几乎一开始就与中国媒介的演化联系在一起。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社会转型与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与影响不可忽视。与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相比，近代转型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既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入世传统，又具有了新的特质。“新式知识分子既因科举制度在转型时代初期罢废，仕进阶梯中断，复又脱离乡土，流寓异地，不再参与地方事务，他们既然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缺少有机关系，因此与当时政治权力中心相抵触的可能性要大于相互依存的关系。”现代知识分子就其人数而言，不能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但他们对文化思想的影响绝不下于士绅阶层。这主要是基于知识分子与传播媒介的密切关系。他们的社会活动往往就是办报章杂志，在学校教书或求学，以及从事自由结社，透过这些传播媒介，他们能发挥极大的影响力。因此，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他们是游离无根，在政治上他们是边缘人物，在文化上他们却是影响极大的精英阶层。正是近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热情与文化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
近代新式知识分子赖以活动或生存的组织，就是学校、学会以及报刊等三种制度媒介。1895年5月，康有为开始筹建报馆，同年8月17日，维新派第一份报刊《万国公报》创刊，随“京报”免费赠阅；同年12月，强学会上海分会成立，1896年1月12日又出版了铅印的《强学报》。1896年夏，在《中外纪闻》和《强学报》被查禁后，维新派再度积聚力量，重整旗鼓，掀起办报活动的新高潮。从1896年8月到1898年9月是维新派报刊最兴旺的时期，这一阶段创办的报刊至少有30多种公开打出“变法维新”的旗号。影响最大的是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此时重要的维新报纸还有严复在天津创刊的《国闻报》、湖南唐才常在长沙创办的《湘学新报》、澳门还有康有为亲自创办和指导的《知新报》，全国各个省市都有维新志士新创办的报刊。第一次办报高潮的特点是国人自办报刊数量增多，完成了中国媒介由外人主导到国人主导的转变。
1898年8月9日，康有为在《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中，附了一个《请定中国报律折》，提出“酌采外国通行之办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光绪应允了康的上陈，当日便发布制定报律的上谕，称“泰西律例，专有报律一门，应同康有为详细译出，参以中国情形，定为报律，送交孙家鼐呈览。”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初八，《东方杂志》第1卷第5号发表了《日本敕定公布新闻纸律例》一文，全文译载了1875年日本制定的《新闻纸条例》，为中国制定新闻法规提供了参考样本。可以说，没有知识分子的推动，就不会有清末以来的媒介制度变迁。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尽管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其社会影响力并没有削弱。通过媒介参与政治这一传统为后来历代知识分子所继承。与维新派知识分子倡导变法的同时，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也通过创办大众媒介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对民众进行启蒙。他们或在租界、或在日本，猛烈地抨击皇权专制制度及新闻检查制度，对近代媒介的发展不论是微观制度层面的采编制度还是宏观层面的媒介管理体制都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