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采编制度指采、编、写、评的相关制度安排，媒介采编制度受到新闻竞争的影响，受到新闻技术的影响，也受到新闻专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从制度之间的关联来看，媒介采编制度与媒介宏观管理制度及媒介经营制度存在着耦合关系，媒介管制的松紧会直接影响到媒介对新闻的选择与编排，也会影响到记者的采访及写作（如规避某些题材领域，软化立场，巧妙地进行话语转换等），苏联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媒介对新闻的理解、选择与编排之所以重视“正面宣传”，淡化负面报道，是和媒介管理制度的制约分不开的。而媒介的采编制度也受媒介经营制度的影响，媒介资本的注入、广告市场的争夺、发行的竞争等都会影响到媒介的采编制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媒介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经营制度层面，是从广告制度的变革开始，然后是发行制度，再传导到媒体的采编制度，今天的中国媒介在新闻的选择与版面的编排上都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党报的采编制度有很大差别，这无疑是媒介经营制度的变迁所导致的结果。
媒介的经营制度指媒介的财务、资本、广告、发行及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制度，也即媒介的生产、销售、投资与再生产等一系列和盈利有关的媒介规则。
媒介的经营制度同样既受媒介宏观管理制度制约，又受采编制度的制约。中国封建社会的媒介管理制度是不容许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也不允许自由发行，1978年以前的中共党报也是排斥广告的，这种完全将媒介等同于统治和政治工具的管理制度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媒体的活力丧失，千报一面，新闻时效性差，内容单一，缺少可读性。19世纪末，西方商业报纸进入中国后开始刊登广告，其发行制度、资本运营制度截然不同于中国的京报。广告的出现必然刺激信息的时效性与阅读面的扩大，而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媒介采编制度的变迁，进而影响到媒介的宏观管理制度。20世纪80年代后的媒介制度变迁几乎复制了100年前的媒介的演化规律，由广告而发行而采编，逐渐从宣传媒介中演化出了新闻媒介。可见，媒介经营制度的变革与媒介采编制度及管理媒介的变迁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媒介制度的这三个层面是有机统一的。
二、媒介制度变迁的分层次演化
制度演化理论认为，制度系统间存在独立、耦合与互斥这三种关系，类似于生态学中不同物种之间的互不影响关系、共生共存关系和竞争关系。著名制度博弈论专家青木昌彦将制度之间的关系概括为“嵌入”、“捆绑”和“互补”。嵌入关系大体上是指各种制度的实施后果互相影响的关系；捆绑关系和互补关系即是耦合关系，同一个领域中不同制度之间的耦合关系是“捆绑关系”，不同领域中不同制度之间的耦合关系是“互补关系”。如果从媒介制度系统内部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三个制度层面既有关联性，又有层次性。关联性体现在媒介的宏观管理制度与采编制度及经营制度存在着耦合关系，或说互相“嵌入”关系，其中宏观管理制度与媒介采编制度的耦合关系要强于与媒介经营制度的关系，三者的相互关系中，媒介宏观管理制度与媒介经营制度的耦合关系最弱。媒介制度系统的层次性则表现在媒介宏观管理体制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而采编制度与经营制度是前者的派生制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介体制的安排状况。
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是在这三个层面上进行的，其步骤并不同一。这是因为媒介制度演化不仅取决于制度系统内部三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也取决于媒介制度系统与其他制度系统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之间的耦合关系，以及它们之间这种耦合关系的强弱。制度的耦合关系又可分为“强耦合关系”和“弱耦合关系”。“强耦合关系指一项制度的变化将导致与它有耦合关系的其他制度完全丧失功能；弱耦合关系是指一项制度的变化将降低而不是完全丧失与它有耦合关系的其他制度的功能。”可见，以媒介制度的这三个层面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耦合关系而言，媒介的经营制度与政治系统是弱耦合关系，因为媒介经营制度的变化不会导致政治制度的功能变化，相反，它与经济制度系统的耦合性较高，经济领域的营销、管理、投资等模式的变化将直接传导到媒介的经营制度；而媒介的宏观管理制度则与政治制度是强耦合关系，每一方的变化都能导致对方制度功能发生改变，媒介制度通常随政治制度的变迁而变迁。我们也可以用集合的概念来表示这种关系。如果我们把制度系统看做是一个集合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媒介制度集与政治制度集、经济制度集都交错，其中媒介体制位于政治制度集内，媒介的经营制度位于经济制度集内，而媒介的采编制度则位于三种制度集的重叠区域。
这意味着，政治制度集的变化可以通过影响媒介体制而影响媒介制度的变迁，经济制度集的变化可以通过影响媒介的经营制度进而影响媒介制度，当经济制度集与政治制度集的演化不同步时，表现在媒介制度集上，则是媒介的经营制度的变革远远超出媒介的体制改造。而媒介的采编制度介于这两种变化之间。媒介制度的这种由于耦合关系不同而产生的非同步演化现象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1978年以来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就是媒介制度系统的这三个层面演化程度、速度都不一致。
从理论上来说，媒介制度变迁可以从媒介制度三个层面中的任何一个制度层面开始演化。既可以从经营层面开始演化，也可以从采编层面开始演化，也可以从媒介体制层面开始演化，因为这三个层面的制度尽管具耦合性，但却是可分离的。与其他制度系统的耦合关系不一致，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制度层面演化的独立性，但其演化的独立程度却取决于与它有耦合关系的其他制度安排。
三、国内外制度变迁理论及其评价
考察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媒介制度变迁既有自上而下的演化，也有自下而上的三、演化，演化的步骤总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晚清以来的媒介制度变迁中，清末新政产生了中国第一个新闻法，这首先是从媒介的宏观管理层面开始演化的，清政府媒介管制制度的变化（控制力下降）导致了近代报刊的兴起，近代报刊的兴起反过来摧毁了政府对媒介的严厉管制。至辛亥革命清政府统治垮台，极权主义的媒介管理制度也宣告结束，这种制度变革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它与政治制度的变革相始终，因为媒介宏观管理制度与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强耦合关系，政治制度系统的变化必然导致媒介体制的变化。而在民国年间，尽管在媒介的宏观管理制度上又恢复了集权主义的媒介体制，这一点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不少差距，但我们却发现这一时期中国媒介在采编制度与经营制度上演化程度很高，几乎是与西方世界同步的。《申报》的经营模式就是例子，《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荣誉奖也可以看做中国产生了世界一流媒体的标志。1949年至1978年间的媒介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建立起来，至今仍然是政治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在媒介的经营制度与采编制度方面，1950年的新闻改革和1956年的新闻改革都曾有过修正。1978年以来的媒介制度变迁首先是从经营层面开始，先广告经营、再发行革新，再传递到采编层面，兴起报纸扩版，创办子报子刊，然后再传导到媒介宏观制度层面的调整。之所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媒介制度变迁发生在经营领域，是因为媒介的经营制度与政治制度是一种弱耦合关系，而新闻改革始终无法实现新闻体制的变革，是因为这项制度与现行的政治体制存在着强耦合关系。就今天的媒介现状而言，在媒介体制上中国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但是在媒介经营上，中国的媒介已经完成了和西方世界的接轨，这就是因为媒介制度系统的分层演化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