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又经历了新军阀混战，蒋介石在1927年最终取胜，建立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南京政府。后又因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换上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国民党实现了形式上对全国的统治。此时，蒋介石为达到独裁目的，宣称根据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依次推进主张，南京国民政府已转入建设时期，并提出要结束“军政”实行“训政”。1928年8月8日至15日，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二届五中全会，决议实施“训政”。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训政纲领》，宣布：“训政”期间，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监察四种政权”。同日，国民党中常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总司令。1929年3月18日至27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以“总理遗训”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规定：“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法权”，而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于必要时得“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会上还公开提出了一项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议案，宣布一切违反三民主义的分子“均属反革命分子”，凡经国民党省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9]由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便在“训政”的名义下确定了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对全体民众统治的政治体系。这成为此后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官营教育电影业一个基本的历史语境。当时的中国电影业主体以商业最发达、思想最活跃的上海为发展中心，而官营教育电影业则以南京为基地，使自身命运与国家中心政权的兴衰裹挟纠结在一起，最终成为中国电影业，乃至整个现代中国文化中一个别具含义的因子。
为了对抗30年代上海电影界掀起的进步左翼电影运动，国民党除于1931年设立了教育部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外，更效法当时意大利、德国用电影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办法，提出了“国产电影运动”和“教育电影运动”的口号，并开始积极组建官营电影业。而直接对应其意识形态宣教目的，并对国家经济、文化各项基本建设具有直接影响力的教育电影业首当其冲，被纳入其规划之下。本期，国民党对官营教育电影业的建立，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因此，其建构重心也主要表现在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方面。
一、电影股的设立
早在1929年，国民党便设立了中央宣传部之编撰科艺术股。其中就有“电影之设置”。只因“限于经费，故对于自摄影片之一切冲洗，剪接，放映以及对外电影界之联络，指示等工作，均未能臻于完善”。1930年成立了由内政、教育两部合组的“电影检查委员会”，“从事检查国内外影片”。至1932年5月，将先前设立的“艺术股”正式改称为“电影股”，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之文艺科。
到了1933年，电影股进一步直辖于中央宣传委员会并在同一年开始摄制教育电影。当时的电影股“添聘专门人才，主持其事，其内部工作，分设计，制作，指导，编审，联络，映演，设置，调查八项”。其中与教育电影直接相关的为制作、编审、映演和设置四项。编审部门的职责中便有：“编制适合宣传本党主义政策及历史之电影剧本；编制各种教育电影剧本”。制作部门则负责“摄制有关宣传本党主义政策之电影片；摄制重要社会建设事业电影片；摄制各项教育影片”。映演部门主要负责“一、推广映演本会摄制之电影片；二、办理本会电影片之租借事宜”。而设置部门的工作除“设置中央电影摄制场”外，还要“设置国际摄影新闻社”[10]。因此，中央电影摄制场在南京奠定了基础，并发展成为国民党重要的制片宣传的喉舌机构。从电影股的部门配置来看，国民党的官营教育电影机构从一开始便具备了相对完备的形态。由制作、编审和设置部门完成教育电影的生产；映演部门则主要承担了教育电影的发行与放映。其中，设置部门设置的“国际摄影新闻社”还促成了国内外教育电影的交流。
从1932至1933年，该电影股共拍片72部，其中除了大量的新闻片外，教育电影有《棉业改良》（一本）、《杭徽公路》（一本）、《中央广播无线电台》（两本、有声片）、《中央政治学校》（两本）、《炮兵学校》（两本）、《工兵学校》（两本）、《骑兵学校》（两本），以及有声片《紫金山天文台》（两本）等8部。
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此外，1932年7月，陈立夫、郭有守等又在南京组织了官方性质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其创会宗旨为“研究利用电影辅助教育，宣扬文化，并协助教育电影事业”，积极提倡教育电影化和电影教育化。该协会后来逐渐成为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乃至整个官营影业的重要行政推行机构和政策性导向机关，对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郭有守在其《记忆中的中国教育电影运动》中还特别介绍了该协会的成立缘由和经过。他提到：1932年夏，报上“忽登载江海关意大利籍职员博斯（Bos）约集在上海的几位教会人士，组织了一个教育电影的会。不仅是全国性的会，并且是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联合会的教育电影组织和工作”，而当时“国联为推进国际文化事业，成立了一个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这是总机构，设在瑞士日内瓦。委员会的决议交国际文化合作院执行，合作院设在巴黎。委员会正成立一个国际教育电影协会，设在罗马。各国可成立类似组织，为该会的代表”。国民党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委员则认为：“教育电影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办。全国性的团体，应该设在南京。遂决定发起组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于是，1932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同年8月，郭有守奉命到欧洲考察教育，还亲自携带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向国联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的抗议函件，要求国联在中国关于教育电影工作事，应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代表，并负责加以推进。1933年1月，欧洲教育考察团回到罗马，也将相关情况，向设在罗马的国际教育电影协会总会说明。后来，该总会遂将博斯的组织取消，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国际地位，也最终得到了确认。[11]
除了每年制作会务报告，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还推出了一系列《中国电影协会年会专刊》，并在专刊中系统地讨论了教育电影的美学、经济学、技术等各方面的理论，如：第四届年会专刊中郭有守的论文《我国之教育电影运动》；第五届年会特刊中的论文《略谈教育电影剧本》（王平陵）、《教育电影与戏剧》（余上沅）、《如何广置有关儿童教育的影片》（吴研因）、《什么是优秀的教育电影》（陈友松）；以及第六届年会特刊中《教育电影的理论及其在视觉教材的地位》（范得胜）等。
在1933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罗马国际教育电影协会”的中国分会，并直接参加了国产教育影片与外国教育影片的交流。然而，因为当时“协会对于教育电影的设置与推行，以限于经费，进展缓慢”。为谋求发展，该协会后来陆续在南京、上海、杭州，青岛、济南、昆山建立了分会，并积极提倡教育电影运动。1933年和1934年，该协会连续组织了两届国产影片比赛，并提出以“发扬民族精神，鼓励生产建设，灌输科学知识，发扬国民精神，建立国民道德”为教育电影的取材标准和国产优秀影片的评选标准之一。该协会还曾于1935年2月起，在南京各影剧院加映教育影片，并略收“附加教育电影费”（南京市政府核准该协会在各电影院附加教育电影捐，每张门票价值在一元以内加一角，一元以外加两角。每月有两三千元的收入。）。他们用这笔款项“另户储存，指定专作自行摄制或购买教育电影之用”。后来，又在1935年提出4000元与金陵大学理学院合作摄制教育影片，由“协会负经济责任，金大负技术责任”[12]。
除了在南京、上海两地推行教育电影以外，该协会还组织在京沪，京杭甬，京无，淮南四铁路沿线各中等学校放映教学影片。其中，由协会自制的教育影片已有15种，包括：《首都风景》、《西湖风景》、《开封》、《防毒》、《酱油》、《灯泡制造》、《搪瓷》、《玻璃仪器》、《调味粉》、《紫砂器》、《陶瓷》、《蚕丝》、《底皮之制造》、《农人之春》、《中国体育》等。此外，该协会还替国民党教育部摄制教育影片两部，并向国外陆续购置了教育影片63种，加上中文字幕，再分别租给各地放映。此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还与国民党教育部，南京市政府以及江苏教育厅共筹经费，在江苏省立南京公共体育场内建筑了首都民众教育台一座，推行民众教育，专门放映教育电影，并进行集会和演讲。并于1933年5月在南京举行第一届年会。1934年5月在上海举行第二届年会，1935年5月在杭州举行第三届年会，1936年在无锡举行第四届年会，1937年在南京举行第五届年会等。
该协会还积极地与国外教育电影机构进行交流。如协会就曾参加了第一次国际教育电影会议，并且该会代表朱英当选为大会副会长，并参加了大会举行的农村影片国际竞赛。1935年，国际协会在比利时召开的万国博览会上，与比利时农村改进会合组“农村电影国际比赛会”上，该协会出品的教育影片《农人之春》影片参与比赛，结果获得大会特奖。该片“完全利用天然景象，在春耕时期，农人脚踏水车，折背插秧，牧童于夕阳西下时归途中横牛背上吹笛以及农人家庭生活等”。郭有守还写道：“影片在比赛前夕始寄到。在22个国家参加比赛的影片，其中不乏在技巧和布置，有富丽堂皇的表现，但不如中国的影片来得自然和逼真，在习于高度机械化的生活，这算是别具风格，颇合于审查人员的口味，因此《农人之春》得到第三名奖。本来还会考虑第二名，后来第二名归于意大利。中国乃居第三。只有前三名，可以在北京车站广场放映。电报传来得奖消息，使读者疑信参半。事实的证明，给予协会同仁很大的鼓励。”[13]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还将自制的教育影片《中国体育》一片，委托波兰人奥京斯基在欧美各国巡回放映，以增进国际对中国情况的认知；协会又与美、德、意三国教育电影机关交换教育影片；并且协会还一直协助国际教育电影协会调查电影教学，互相交换刊物。
三、全国教育电影推广处
与南京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同年成立的官方教育电影机构，还有设立于上海的“全国教育电影推广处”。将这一机构设于上海的目的，除了欲与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分庭抗礼之外，也因为上海特有的便利条件更适于进行教育电影的对外交流。该处于1933年12月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转呈教育部核准公布的简则中提出：“第一条，本处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之合作，呈准中央宣传委员会教育部及内政部备案，在全国各省市县推行教育电影。第二条，本处除经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向国际教育电影协会租赁之教育影片外，并且向国内外各影片公司及教育文化电影机关定购教育文化影片在国内轮回映演。第三条，……除市区直接派员设立分办事处外，其他各省县城则与当地教育机关合作在民众教育馆、学校以及公共场所映演。第六条：丑、……教育影片则完全由本处免费供给，每月更换节目，此项节目由本处全权分配，至于教育影片配合映演之滑稽影片，则须自行租赁。寅、每一节目在一县地连映十四天，映演完毕之日，必须寄往本处指定之邻县，不得延搁，以免误及他县之工作。”[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