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六年过去了，她们把硕士论文扩展成了两部书稿：一部是杨燕的《民国时期官营电影发展史》，一部是彭骄雪的《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发展简史》。杨燕毕业后在重庆师范大学影像工程系任教，同时还在重庆电视台担任重要职务。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下，还能完成书稿，其付出的艰辛，应不难想见。彭骄雪毕业后直接考入南京大学，师从周安华教授继续深造，2005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任职于浙江传媒学院，又逢得一江南才俊。虽然未曾谋面，都说是郎才女貌，绝配佳偶。
耳听一段佳话才破了题儿，惜乎结婚刚满一年，就查出患了癌症，于2007年夏天，走完了她30个春秋的花样年华。书的定稿是她在辞世前的几个月通过e-mail发给我的，当时她已经不能下床。电话里，她礼貌地打断我那些空洞的安慰，说，老师要是能帮我让这部书与读者见面，我也就没白做一回老师的学生，也没有白来人世间走了一回……如今，这位美丽的成都女子用她的生命中的最后岁月完成的作品，终于得以摆上书市的货架，为有心的读者打开一扇窗户，去观览那一片鲜为人知的风景，作为师长，我也可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了。
三
《陪都电影专史研究》是在五篇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分别是严彦的《抗日战争中内迁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图考》、熊学莉的《陪都时期的电影宣传》、张馨艺的《非常时期（1941—1944年）电影检查所》、王晓倩的《好莱坞电影的陪都市场》、苏韶红的《〈中国电影〉（1941/1—3）研究》。五篇论文从五个不同的侧面，对陪都时期电影的运行给予了描述。除了严彦和张馨艺之外，其余三篇同样也是拜了北碚图书馆丰富馆藏所赐。如今想来，将一班花季少女赶进故纸堆，一年多的时间里，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从几十年前的社会新闻中翻找与电影业有关的零星消息，再把这些消息提炼成一个个专题，连缀起来，向今天的读者展示那个遥远年代社会文化生活的面向，实在是一个残酷的决定。
任何中国电影通史的叙述都绕不开国民政府官营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这家制片单位战前在南京，默默无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是迁到武汉，还没来得及立足，又匆匆迁到陪都重庆。由于战前中国民营电影企业的生产设备大多集中在上海虹口、闸北一带，而日军“八·一三”进攻上海时，正是从这一方向发动炮轰的。于是，当时中国本来就羸弱的电影工业基础，在战争初期就被摧毁殆尽，一时根本不可能恢复元气。当时的情势，敌强我弱，要想抵抗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就必须动员起四万万同胞的民族精神，一齐发出最后的吼声，可是，在那个文盲人口超过90%，交通、通信、广播极不发达的时代，靠什么方式来完成这个动员呢？只有电影，只有电影是最有效的民众动员工具。中国电影制片厂这家仅存的制片单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到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台。其在抗战前期出品的纪录片和故事片，至少在国统区的战争动员中，是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仅基于此，我们就没有理由忽略和忘却它。
然而这家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立下过战功的制片单位在哪里？在那段常有数十架敌机飞临头顶，扔下百十吨炸弹的烽火岁月里，艺术家们是如何屏住呼吸，心无旁骛，完成那些堪称民族经典的作品的？每当问题深入到这个层面的时候，今天的人们往往就茫然而不知怎样作答了。是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承载着无数宝贵历史信息的现场，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沧海桑田，早已退在了历史的纵深的边缘，即将成为永久的谜团。
2003年的深秋，硕士生严彦同学来和我讨论学位论文开题的事。我建议她还是走杨燕、彭骄雪两位师姐的路，做陪都电影这个范畴的文章。早前一点，我听郑洞天老师说，以侯孝贤为首的台湾电影学者在做“口述中国电影史”，这个消息让我大为震动，让我体会到一种真正的文化自觉。我知道，重庆市内目前还有少量当年陪都电影的见证人尚在人世，只是都风烛残年，如果不抓紧时间从他们的口中抢救，那许多历史的细节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带离这个世界。于是，我建议严彦做一点与“口述”有关的东西。
不久，严彦告诉我，她见到了两位老人，一位名叫万声，年届89岁；一位名叫陈兰荪，年届84岁。两位老人都曾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过，万声任布景师，陈兰荪任业务科宣传员。他们都在青春年少时因战乱从沿海来到重庆，却未因战争结束而离开。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在重庆的六十多年里，他们亲眼目睹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一步步变化直至踪影全无。毫无疑问，他们的记忆和经验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得知这一消息，我随严彦同学前往拜望了万老先生，希望万老先生的回忆，能向我们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可惜万老先生老迈年高，加之生性讷于言谈，实在回忆不起太多有价值的东西来，可是，由于其年轻时在上海美专受过扎实的美术训练，他的形象记忆力异常惊人，说起当年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地貌形制来如数家珍：大门开在哪个方向、办公楼有几层多少间房、办公楼前的咖啡座平时摆放了几张桌椅、片库离办公楼有多远、到职工宿舍要上多少级台阶，甚至连摄影棚的长宽高尺寸几许等等，都能回忆得起来！考虑到严彦本科学的是历史，有过考古学的训练，我对严彦说，你就来做第一篇中国电影史的考古学论文吧。
为了完成这次考古，严彦还寻访了多位九十岁上下的老人，收集到了无数珍贵的言谈和图片。论文完成后，我们曾经萌发过一个想法——做一座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沙盘，或者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内外全景复原在电脑上。可惜因为没有经费，只能留待以后再说了。但不管怎样，这篇论文抢救了一段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几近忘却而又不该忘却的历史记忆，为后人保存了一块珍贵的历史场景，其学术价值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吧。
四
余生也晚，前半辈子务农做工，劳动了筋骨，空乏了体肤，却又没能养出个好的心性；过了而立之年，才开始从事学术工作，充其量算是半路出家，所以，近三十年过去，依旧一事无成。虽说是一事无成，却也累积了不少的感想。
一个突出的感想是，在一切史学研究领域，包括电影史，老守着前人几十年前发掘的那些陈旧材料，自己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斋里，指望借助洋人发明的新型理论工具，靠着自己聪明的脑袋灵机一动，就能提出某种惊世骇俗的观点，并让这种观点成为指点江山的真理，为天下人所折服，这大约是一种很难实现的梦想。史学是科学，不是梦呓。既然如此，那么，对于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就一定是史学研究中需要投入人力物力最多的工作，这是史学大厦的基座。没有坚实的基座，无论多么华丽的建筑都应该归入豆腐渣工程一类，迟早是会坍塌的。我不赞成在史学研究中划分三六九等，更不认为提出观点的比整理史料的高人一等。如果那观点本身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撑，纵然是花言巧语成堆，其价值也与胡诌没有什么区别，还不如扎实的史料整理对于学术的精进有所贡献。
另一个突出的感想是，如果承认研究生教育属于精英教育的范畴，将学生定位为未来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才，那么，对学生进行学术技能的训练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在韩愈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三个方面中，学术技能训练应该属于“授业”一类。如果在研究生期间仍然将纯粹的知识传授作为主要教学内容来实施，则必然疏于学术技能的训练，从而不大可能培养得出将来能够胜任学术研究的人才来。所以，在适当的时候，给出一个有价值的、与学生眼下所达到的知识水平相当的、只要他们自身付出相当的努力就能够做出点儿模样来的题目，放手让学生去做，导师的工作主要放在鼓励和引导上，也就是寓“传道”与“解惑”于“授业”之中。这样，既能让学生在独立操作的学术实践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学术技能训练，又能为学生毕业以后的学术道路提前打好专门的知识基础，还能创作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来。一箭而三雕，不亦说乎？
说是感想不少，可真正值得拿出来与读者共享的不多，谨此打住。
2008年10月9日
巴山夜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