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融通范式”的阐释
世界华语播音的表达式，是属于话语主体实施“话语权力”这一命题的范畴。在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过程中，播音创作主体，在话筒前、镜头前，必定要实施媒体赋予自己的话语权力。不论是把文字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还是把内部语言外化为有声语言，都要进行一番改造制作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是“思维方法、词语序列、表达样态”三位一体的聚集、融合过程，并且舍弃“反复思索”和“人际交流”的维度，而必须专注“大众传播”的走向。
汉语普通话，已经在全世界具有了“公约性”的认同。她不但是我国法律规定的“通用语言”，而且是联合国确定使用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虽然有若干方言还在华人聚居区普遍使用，但是，普通话的普及和学习热潮，正方兴未艾。这一历史发展的主流方向和统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当然，各个地域、各个传媒，在各种不同的语境下，呈现着不同的语言差异，地域风俗、交际习惯、社会氛围、人文心态，交织在一起，反映在语言上，产生众多变化，形成各种风格，是很正常的，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积极鼓励。不过，根据对于“全球化”概念的最新解读——“全球化是一种全球关怀的内在化”，过去的文化认同又会因为文化的重构而在最初产生地方性认同的区域，经历着并积淀着崭新的体验和感悟。而“知性——感性——理性——悟性”又是播音学科的学术起点和创作心路。所以，我们提出华语播音的融通范式，完全符合“全球关怀内在化”的理念。
世界华语播音的语言范式，仍应坚持“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现代典范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一定位。从广播电视传播中有声语言的表达看，应该生发出更多的表现形态。在当前的华语播音中，存在着的某些地域方言色调、带有“港台腔”的话语习惯、夹杂外语的表达方式以及语流不够鲜活等问题，完全可以逐步走向融通范式的审美境界。考虑到华语播音的地域性、跨国性、传统性、现代性、权威性、前瞻性的综合需求，世界华语播音的融通范式可以概述为：“有感而发，服务受众；声音悦耳，控纵自如；语意完整，语流畅达；读而不板，说而不演；诵而不浮，讲而不懈；刚而不僵，柔而不媚；落落大方，气韵生动。”以这种表述作为我们基本把握学科理论的前沿性向度和创作实践的导引性尺度，是否妥当？谨此就教于大家。
我们并不希求现在就全方位实现这种融通范式，这应是一种学术理想。在不断探索、深入研讨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不少变更，新鲜见解层出不穷，远见卓识纷至沓来，我们相信世界华语播音的兴旺和成熟，是指日可待的。
我们认识到，全球化，绝非“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它应该是各个民族携手共进、各展风采、“天人合一”的世界公园。而中华民族一定会在其中显露出自身的绚丽多姿，世界华语播音便是一朵奇葩。
2004年1月8日于北京广播学院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新闻发言人的口语表达
新闻发言人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发言的方式，可能是书面的，也可能是口头的。面对广播电视，应该说主要是口头的，不但出声，而且还要露面。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发言人就要具有口语表达的能力。
口语，就是口头语言，一般称为“有声语言”，它包括由文字语言转化而成的有声语言，也包括由内部语言外化而成的有声语言。发言人有时按照写好的稿子去说，有时根据记者提问即兴去说，都是有声语言的表达。
有声语言是同人类一起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那篇著名的文章——《劳动在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里，非常生动地描述了有声语言产生的社会性、心理性需求，即“非说不可”。即使在有了文字以后，有声语言仍然保有着“电光石火，稍纵即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鲜活特质。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上那些有声有色的游说、论辩、授课、谈话，竟没能够原汁原味地流传下来。自从科举制度实施以后，“重文轻语”的现象相当严重，到今天也还存在。人们极其重视文字的推敲，而忽视有声语言的表达，是片面的。
人们轻视有声语言的表达，主要是因为“人们都会说话”，似乎“不学而能”。事实上，语言传播，有三重空间——生存空间、规范空间和审美空间。应该区分“人际交流”和“大众传播”。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公众性、公开性、引导性、典范性，要求在充分反映大千世界和人们的社会存在过程中，必须剔除私语化、私欲化、低俗化、易碎化的芜杂和污秽，推动文明的进步，激发生命的活力。
进入大众传播，进入广播电视，人们的“话语权利”，便提升为“话语权力”。播音员、节目主持人、记者、发言人等，都是“话语权力”的使用者。这种“话语权力”，既不能萎缩，也不能泛滥。要珍惜它，就要慎重，要真正负起责任。责任是道德的核心。要尊重受众，对社会负责，对受众负责。因此，新闻发言人应该很好地体现出政府的权威性、信息的新颖性，表达出政策的分寸感、话语的亲切感。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具体到有声语言，应该做到“情声和谐、声情并茂、悦耳动听、赏心悦目”。不但“说什么”要胸有成竹，而且还要注意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把好关；“怎么说”也要能够水到渠成，怎样才能说得让人听来兴味盎然，入于耳、达于心？这就要求话语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语言功力（听、说；有稿、无稿；思维、话语）。
面对话筒和镜头，面对媒体记者的提问、追问，新闻发言人的有声语言表达怎样才能流利、畅达，怎样才能准确、鲜明、生动呢？首先是克服紧张，增强自信，保持积极自如、不卑不亢的状态，既不要冷漠刻板，也不要懒散懈怠；其次是有的放矢，言简意赅，突出主要内容，把握色彩和分量，不应平平淡淡，不应东拉西扯；再次是有感而发，加强沟通，体现方针政策，充满人文关怀，心系人民群众，熟知国情民意；最后是善于驾驭，敏于应对，有时借题发挥，有时顾左右而言他，紧扣发言主旨，避免节外生枝。
2004年3月11日
北京广播学院语言启蒙行动宣言(代序)
我们祖国的文化宝藏，源远流长，璀璨辉煌。
我们祖国的语言传承，丰富优美，蕴含深广。
当今世界，语言总为民族争光，哲学已向语言转向。
新的世纪，语言雄踞文化层面，理性催动悟性张扬。
我国春秋时期，讲学、游说、舌辩、争鸣，生动活泼的口语造就了人们“口若悬河”、“能言善辩”的本领，涌现了大批学识渊博、思维敏捷的雄辩家和理论家。秦始皇的“书同文”，进一步完备了以统一的文字记录、流传、交际、保存文化（包括语料）这方面的民族大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自从科举制度兴起，“学而优则仕”，以文章取士。口语离开了宫廷，走入了民间，日益被正统文化所冷落。偌大的中国，开始了“重文轻语”的漫长历程。至今，历代诗文浩如烟海，口语创作史料匮乏。虽有语音、声韵等研究成果累积丰厚，弥补了口语理论的某些不足，但是，语言竟能映照文化的盛衰、成就文化的存佚，怎不令人深思？时代的发展，促使口语几经奋争，特别是“五四”运动，大力提倡“白话文”，主张“吾手写吾口”、“怎样想就怎样写”，使得口语的地位空前提高。但是，积重难返，书面语仍以不可阻挡之势独领风骚，口语仍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挤。社会活动中，书面语的使用范围愈益扩大，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口语的使用只停留在日常生活中，或者那些当下的场景里。
广播电视的出现，是有声语言的春天，在这时文字语言退到了从属的地位。尽管以文字稿件作依据的时候居多，“有稿播音”可以锦上添花，但即兴谈话的机会增加了，也能出口成章地进行“无稿播音”了。口语和书面语的语体风格相得益彰地成为电子媒介的传受共享硕果。其间，提出过“绝对忠实于稿件”、“不要播错一个字”的极端要求，出现过“不喊不革命”的畸形样态，那不过是历史的一瞬。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仍然激发了语言的勃勃生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喉舌”主功能，同移植、创新带来的节目的“多样化”，终于使有声语言在历经劫难之后，再一次焕发了不可遏止的生命活力。
可惜的是，曾几何时，日常口语又被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越生活越好”、“越自然越好”，大众传播陷入了人际交流的汪洋大海。字斟句酌、深思熟虑的“有稿播音”，字正腔圆、刚柔相济的“播音语言”，竟成了“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对象；把被叫做“传声筒”、“念稿员”的专业创作人员，硬是挤到了只与“政治宣传”有关的领域（如新闻节目）里，而在其他领域又几乎无所作为。许多节目，言不及义、语无伦次、囫囵吞枣、胡聊乱侃、差错百出、俗不可耐。一段时间，有声语言的规范空间、审美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讦。“不学而能”成了时尚，“语言功力”备受冷落。“重文轻语”虽然披上了“口语至上”的外衣，却仍然掩盖不了对口语的轻视，同“文字至上”不过是“殊途同归”。
多少年来，众多的有识之士，坚持不懈地为“语同音”辛勤劳作。语言学家们殚精竭虑、大声疾呼，人民群众积极响应、热情支持，但是社会却没有给他们提供有利条件，致使这种努力常常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大力提倡推广普通话，不但写进宪法，而且专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铺设了一条通衢大道。“语同音”的理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全国的语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学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人们，都欢欣鼓舞地、矢志不移地投入了这一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是，这是一项系统工程，确实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为了更好、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标，特发表语言启蒙行动宣言：
（1）我们认为恩格斯的话是正确的：人们在共同劳作中，“到了有些什么东西非说不可的地步”，才产生了语言。语言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成为人们共同的心理需要。
（2)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是正确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3）我们认为毛泽东的话是正确的：“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
（4)我们认为，“有声语言”、“文字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两种表现形式。二者相辅相成，共存互补，决不是互相对立、互不相容的，决不应厚此薄彼、抑此扬彼。“重文轻语”的现象是语言畸形发展的结果，有识之士理应身体力行，改变现状，而不应推波助澜。
（5）我们认为，语言的本质是人文性，语言就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关注，是对人类世界的关注。这种关注自有高低之分、文野之分、新旧之分、兴衰之分。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必然处于某种人文精神的一定氛围、一定引导中。我们应该阐释的当代人文精神，是指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提倡尊重人、关怀人、引导人、鼓舞人，反对鄙视人、冷落人、腐蚀人、戕害人。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教育审美素质的提高，必定要通过语言——“存在之家”表达充满人文关怀的“历史整体经验”，播撒精神文明的种子。
（6）语言不仅仅是工具，语言自身就融会着理解和感悟（包括前理解、理解者的视阈）。语言结构材料（语音、词汇、语法）虽然没有“阶级性”，但语言本体却具有民族经验性、文化性、思想倾向性、感情倾注性。因此，语言具有“时代感”、“分寸感”。
（7）语言拒绝“私人化”，彰显“社会化”。语言传播应该呈现“三重空间”：生存空间、规范空间、审美空间。生存状态下，语言的芜杂、混沌、简单、多向，既具有原生态“当下”、“在场”的通俗活泼，又容易产生“隔阂”、“含混”、“瞬时”、“误解”。规范状态，是一种自由，越规范，自由度越大。审美状态，是一种期待，进入审美空间，意味着回投历史文化的“经典”轨迹。
（8）语言是一种权力，“话语权”人人享有。话语权包括：使用有声语言的权力，使用文字语言的权力；把文字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的权力，把有声语言转化为文字语言的权力。历史上、世界上，除了失语症患者，没有任何人愿意主动放弃任何一种话语权力，除了虐待狂患者，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别人的任何一种话语权力。把语言的使用者强行划分为“说话者”和“念稿者”，是一种学阀作风、话语霸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