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心态，又是一种时空感的统一。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谓“设身处地，触景生情”正是话语主体驾驭能力的重要方面。广播电视传播的瞬时性、即时性、具象性、情景性均在其中。要达到声情并茂、形神兼备的境界，就要克服时空感的错乱和离散。时空感的统一，十分强调“新闻敏感”。以不变应万变，必然造成单调和浅薄，要么有气无力，要么声色俱厉，给人一种“不问天下事，稳坐钓鱼台”的木然、漠然的感觉；以乱变应万变，必然造成浮躁和虚飘，有时大张旗鼓，有时偃旗息鼓，给人一种“心绪不宁，方寸已泯”的感觉。实际上，正确的心态要求“纵横捭阖，胸有成竹”，“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造就话语的流动和畅达、有序和有味。
话语心态，也是一种创新感的愉悦。每一次的传播行为、话语表达，不可能是前一次的重复，这同戏剧、唱歌不一样。当然，戏剧、唱歌也要求不断创造，但那是同一内容的修改、提高。传播话语的表达行为是文本的变异，几乎没有一个文本是相似的。即使同一个文本的再制作，也是因为有了更新的要求。因此，话语主体每一次面对话筒、镜头，必须根据节目的差异，调整自己的心态，以便更好地完成任务，这时获得创新感的愉悦是十分重要的。话语主体作为创作主体，在创作中要实现创作理想，必然会进行超越，超越前人、超越文本、超越上次、超越常规。当进入创作过程，主体的不断发现、不断感受、不断引发、不断表达，会有“理应如此”、“原来如此”的兴奋和冲动，于是渐进佳境，渐觉超脱，减轻了负荷，增强了动力，这时便产生了一种心驰神往的美感享受，即创新感的愉悦。创新是享受，这是多么准确的表述！
“享受”，其中当然包括“释放”后的欣慰，“付出”后的喜悦。
话语心态，最基本的心理大厦建构还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结合体，这是不可否认的。“艺术”对此的冲击，“审美”对此的排斥，“平民化”对此的弱化，“殖民化”对此的扭曲，都不能改变其实质，偷换其概念。我们真得保持警惕，以免随波逐流。
四
话语心态的把握，是一个随机应变的过程，必须注意感知的敏锐、感受的丰富、思维的活跃、语言的贴切。不应厚此薄彼或顾此失彼，不应只凭感觉或全靠理性。
不论是有稿播音还是现场报道，不论是无稿播音还是异地交谈，既然都是说话，那就没有别的途径，只能是话语主体的“当众孤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辞达而已”(孔子）。
依据稿件也好，身处现场也罢，现想现说也好，同人对话也罢，话语主体的“出声露面”、“由己达人”、“表情达意”、“言志传神”是最根本的语言任务，是最重要的传播职责。因此，在“非说不可”的前提下，调整话语主体的心态，投入“大众传播”的流程，便成为义不容辞的公众行为，同时也就自然涌现了诸多独特的、辉煌的公众形象。当那光环照顶的时候，最容易“自鸣得意”、“唯我独尊”，于是，“思维至上”、“口语至上”、“个性至上”、“风格至上”等等纷至沓来，沸沸扬扬。这些东西，古今中外几乎都有过，并不新鲜，今天为什么会沉渣泛起呢？大概同工具理性不无关系。广播电视传输制作的技术设备，具有现代化的先进水平，可以径直进入千家万户，成为最享有受众青睐的媒体。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中人便因工具的威力而“坐享其成”，并且“自得其乐”。于是，强大的舆论工具与大众文化思路融为一体，生发出一整套“理论”，其中，鼓吹无规范的“生活”、张扬无艺术的“自然”，就成了一呼百应的口号。话语主体的凸显，更觉顺理成章，主体话语的平庸，更加从心所欲，向往“人格魅力”超过了集体荣誉，推崇“个性鲜明”超过了公共道德，为了自己的“人格”，可以不管别人的自尊，为了自己的“个性”，可以不管社会的契约，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缘木求鱼的心态，已经远离了公众形象的位置，滑入了利己主义的泥淖。
话语心态，直接受管理者（部门主管、节目编导）的影响。重视话语传播，会使话语主体心情舒畅、全力投入，充分发挥话语的吸引力、感染力；轻视话语传播，会使话语主体心情压抑、懒于创新，顾虑重重，严重影响传播的高效率、高质量。因此，我们的管理者不能不考虑“得人心”、“做知心”，努力调动话语主体的积极性，使他们获得良好的心态，万勿重“编”轻“播”，不要强加于人。
话语心态，永远离不开传播内容，永远离不开受众期待。要想与媒体共荣辱，要想与话语同行止，话语主体必须深入内容，必须尊重受众。为此，只能强化忘我的“心境”，达到“用心若镜”；只能净化自己的“心宅”，做到“宅心仁厚”。我们从来重视人格和个性，话语主体的人格和个性更是不可或缺，它们会增加话语的风采，它们能提高话语的品质。当话语主体获得了个性特征和人格风范之后，节目和形象便得到了升华，话语主体和传播群体一起，也就共同完成了公共道德的社会教化和集体荣誉的社会馈赠。话语心态中“小我”和“大我”的辩证统一只能如此，而这正是“大写的人”的真正含义。
话语心态，必须善于自我解剖，必须勇于接受批评。实践中的话语心态，传受双方均会心知肚明，毫无屏蔽，几无遮拦。隐瞒和掩饰不会成功，反会得不偿失、欲盖弥彰，因之还是老老实实、自强自立的心态能够得到承认，会产生较好的效果。
五
归根到底，研究话语心态问题是为了把话说好而进行的学术探讨，是为了提高传播质量而不能不解决的语言内省和外现。内省为了外现，语言承载心态，所以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语言功力的关键作用。思维至上论者虽然重视思维的品质，但忽视语言的社会功能，把语言当做思维的副产品；口语至上论者虽然重视口语的通俗，但轻视语言的艺术品位，把语言当做生活的日用品。实际上，语言的功能和品位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的显现，无论是整体面貌，还是细枝末节，都能揭示出内部的精神底蕴。不应以思维取代语言，不应以口语冒充艺术，不要因大失小，也不要因小失大。忽视思维、忽视通俗，不过是对语言的一种貌合神离，并没有抓住语言的实质。在语言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言过其实、夸大其词的现象，同口是心非、言不由衷一起迷惑着我们，使我们有意无意地远离语言功力，忘记“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毛泽东《反对党八股》)，很值得我们深思。语言功力，不仅仅是语言的功力。但是，语言又是它的核心。即使有非常良好的话语心态，当外化为有声语言传播的时候，就全凭语言功力的推动，一点儿马虎不得。“非说不可”的愿望和需要，在诉诸有声语言加以表达的状态中，“怎样说”便成为首要的问题，必须立即回答并给以迅速解决。
而“怎样说”，就是采取什么方法、样式、样态、语势，用声音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因为“说什么”不同：思想感情不同，词语序列不同，修辞手法不同，主次关系不同，所以，“怎样说”便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抑扬起伏的形态。由于“语无定势”，其“生杀大权”、“褒贬分寸”就在话语主体的“三寸不烂之舌”之间游弋，是否准确、是否贴切，有无蕴藉，有无美感就在那出口的瞬间立见分晓。
同样一句话，哪怕是极具体、极明确的词语序列，出口之后竟会表达得千差万别，还可能同本意完全相反。至于是“播”是“说”，是“讲”是“诵”，那就不会是什么问题了。既然都出于“非说不可”的愿望和需要，出口时的感觉都应该是“说”，那关键还是“怎样”说。“举头望明月”肯定要“诵”，而“抬起脑袋看着月亮”当然要“说”。“新华社昨天播发了一篇评论员的文章”是转述，“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做家长的好好想一想”是直白。就是转述和直白也各有千秋、各具多样，不应壁垒森严，不应强分高下。有人无力转述，有人无心直白，完全是正常现象，何必勉为其难。
话语样式简论
话语样式，一般是指社会交往中人们“怎样说话”“话怎样说”。当人们处于“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的时候，说些什么和怎么样说是一起涌到心头和口边的。说些什么属于话语权力问题，怎么样说却关系着表达能力问题。
有人以为所谓表达只是技巧，未免狭隘。有声语言的表达，有技巧性、艺术性内涵，但是，不可或缺地还有对意义、感情、语境、语体的把握问题。话语主体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契合某种对象、适应某种场合，就必须研究话语样式。
一
人类的话语样式，无比丰富。大体有两大类：依据文本的，属于朗读类；瞬时即兴的，属于言说类。由于朗读和言说都存在不同的表达式，所以，话语的样式呈现极为复杂的情况。
汉语的象形文字，迥异于拼音文字，那造字和书写样式五彩缤纷，意会蕴藉厚重，而文章体裁更是繁多。不同的文体，要求不同的表达。其中，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又显示出各自的特殊情状。文言文、诗词歌赋等，成语典故甚多，书面语体明显，也有接近今天的口语语体的，共同构成朗读再创作的多种语体特色。人们的日常口语，来源于原始形态，又不断发展，自身既有变异，产生新词语，还经常吸收有益的方言、外来语，兼容那些鲜活的书面语，共同构成了在场言说的多种语体特色。这就告诉我们，作为有声语言传承的话语样式，不应该也不可能只存在某个单一品种，或者只推崇某种唯一样式。
世界古希腊以来的语言传统（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为例），我国先秦以来的语言传统（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例），都为人类的语言发展预设了广阔的空间，而且越来越巨大。不论是口语同书面语的分离（语文分离），还是口语同书面语的合一（语文合一），都不应该把二者仅仅停留在“说”和“写”的简单区分上。因为，说话和写作只是两种表现方式，同书面语体和口语语体并不是一回事。哲学家、语言学家们关于是“说”重要还是“写”重要的争论，并没有涉及文体和语体。我们一再指出的“重文轻语”现象，也不包含文体和语体。而我们所要研究的话语样式，正是以语体为核心的，至于个人的语言风格，不便在本文的范围之内讨论，当另行论述。
二
目前，关于语体的研究方兴未艾，很多问题众说纷纭。从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来看，观点也大异其趣。有的说“广播电视语体是书卷口语、精粹口语”，有的说“广播电视分语体是包含各类语体的一种独特语体”，近来，还有人专门提出“主持人语体”……
我们必须分清“语体”的具体含义。语体——语言的体式，应该是一种形式的抽象。它解决语言主体身份、语言对象状况、语言场景范式三者同语言目的的关系。它已经分离了语言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同样的内容可以有不同的词语构成序列)，分离了语言主体思想感情和语言表述方式的关系（同样的思想感情可以具体化为不同的表达形态）。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的第十一篇“语文的体式”中，明确指出：“语文的体式，我们本来可以简称为‘文体’或‘语体’。但‘语体’，现在已经用做口头语的别称，而‘文体’，又被一班‘辨体’者辨得琐琐碎碎，头绪纷繁。为避免混同起见，我们不如直称它为语文的体式。”“语文的体式就是语文的类型”。现在，“语体”一般已不作为口头语的别称，而专门指称语言的体式了。陈先生认为：“语文的体式很多，也有很多的分类。约举起来，可以有八种分类。”这八种分类里，同语体有关的大概是(4）（5）两类，即依心理和目的分类和依语言的成色特征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