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实践性强、应用型学科，大体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操作层面，其次是理论层面。二者相辅相成，既要增强操作层面的理性思考，又要加大理论层面的论证力度。操作层面重视“过程”的具化，却不能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叙述，必须留取、提炼其中的隐性理念，并力求有所概括和提升。理论层面关注“论点”的阐释，却不应驻足于概念结论的推断，必须生成、感受内中的充足论据，并力求有所夯实和丰富。
在播音学的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琐屑微细和笼统空泛两方面的不足。琐屑微细是指过分着重实践中的细节，缺乏宏观视阈；笼统空泛是指过于拘泥理论上的言说，缺少实证辨析。“理论联系实际”几乎成了理论研究中的口头禅，但在定题立意之后，就会发现这绝不是一件说到就能做到的事情。从播音主持艺术的实践活动看，由于广播电视传播时效性极强，从来没有“十年磨一戏”的可能；话筒前、镜头前的创作时限性极强，无论直播和录播，都有按时完成的要求，下一次和这一次几乎是全新的内容，同时必须保证尽可能高的质量，而且基本上没有重新制作的时间；每一次播音任务的具体情况全不一样，日常节目和重要节目、从容准备和紧急播出、一般节目和特殊节目……都要胸有成竹、应付裕如；加上社会语境、自然语境、创作主体状态、创作群体关系等难以预料的变化，不允许临阵退却，只可以知难而进、胜任愉快。从如此纷繁复杂的活动中积累经验已相当艰辛，再把电光石火般的思绪理清，抽取某种规律，确实不易。也正因为这样，理论研究中那概括、那提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心血来潮”、一蹴而就的。已经出版的《中国播音学》，虽然并不尽如人意，但其中饱含着几代人筚路蓝缕的血汗，闪耀着多少人殚精竭虑的结晶。事实进一步证明，研究播音理论，不能没有实践，不能缺少实践，不能脱离实践，不能无视实践。没有或无视实践的文论，也许能旁征博引、议论风生，但从中察觉不到播音主持艺术创作实践里的挚爱、亢奋、甘苦和虔诚；缺少实践、脱离实践的文论，可以给实践活动以理性的观照，却容易走上狭隘经验主义的思路，把生动活泼的实践框进自己预设的模式，呼吸不到广远时空里的新鲜气息，试图以自己的道路作为范式，并为后来者指点迷津。若是“专家”、“名人”，那便会造成误读，对理论研究的深入是十分不利的。
作为播音主持艺术创作主体，只有通过实践去检验这一条路，不要被有学问的专家、有威望的名人吓住，不要屈从和盲从。在实践中，越是投入、越是执著，越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就越有可能发现实践中的“似曾相识”和“一见如故”，从而提取出共性的东西，甚至是某种规律。实践时间长短、次数多少，只是量的积累，但那发现，有时正是质的飞跃，经验于是升华。因此，实践不多，经验不足，并不一定就是理论贫穷的原因。有些实践者有多年经验，操作层面的过程了如指掌，却未能拥有更多的理论，大多是发现不多、研究不够所致。我们的队伍中有相当一批同志既有实践的储存，又有理论的潜能，长期以来在播出第一线辛苦忙碌，只要进一步开拓视野，增强思辨力，就一定可以在理论研究中展现自己的独到见解。人们正拭目以待、翘首以望。
三
中国播音学亦即播音主持艺术理论，刚刚走过启蒙期的初创阶段，现有的理论建树比起众多古老的学科尚显稚嫩，还有广袤的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逐一解决，理论上存在的空白需要尽快填充，瞬息万变的新形势、新情况，层出不穷的新观点、新思路，都召唤着我们认真面对、仔细剖解。时代的局限、环境的制约、外来的影响、自身的欠缺，更需要我们放开眼光、未雨绸缪。等待不是我们的权利，进取才是我们的义务。
理论研究当下的价值取向，有时竟让人迷惘。中西文化的碰撞，本土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对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会使我们眼花缭乱。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坚实的立足点，没有一个明确的创作观，我们确有被蒙骗、被扰乱的危险。我们曾经经历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岁月，那种备受凌辱、仰人鼻息的日子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虽有过百折不挠、前仆后继的抗争，仍不免遭到排挤与压抑。当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才享受到文化的主权与主权的现代化。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文化的繁荣也产生了广远的影响，优秀的精神产品播扬海内外。我们理应更上层楼，却吹来了欧美风、港台风。理论家呐喊“远学欧美，近学港台”，实践家应和“艺术包装，明星炒作”，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前工业社会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跨过温饱线，就被裹挟到后工业文化的波浪之中。一股浊流滚入了综艺圈，大搞官能的即时享受，以“大众文化”的名义，吸引人们进行用过一次就扔的快餐文化消费，不费吹灰之力，很可能“幸运中大奖”，什么电视机、VCD、外国七日游……大众在消费时也被人家消费，拜金主义、宿命论在“不赚也不会赔”的心态下肆无忌惮地蔓延。另一股浊流混入了新闻圈，先是否定新闻播报的庄重性，对“播音腔”群起而攻之；接着就鼓吹“新闻节目改革最困难”；然后又大兴“说新闻”，不惜去聊、去侃，甚至调侃新闻。其目的，一方面否定新闻改革的巨大成就，抹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质的改革跨度。另一方面把矛头对准新闻的播报样式，大谈其“严肃”、“生硬”、“没思想”、“不生活”，并以同国际接轨为理由，力主新闻的传播以“主持式”代替播报式，根本看不到广播电视新闻节目制作群体在现代化、时代感、口语化方面的奋斗果实。这类理论与实践的呼应把欧美、港台的传播，特别是把他们的主持人无限夸大、神化，而把自己国家民族的人文精神、文化视界极力贬低，恰恰反映了一种崇洋媚外、自惭形秽的传播观。
口语确实是语言的本源和交往的常态，具有不容忽视的生命活力，但不应以此来否定书面语的文约义丰、言简意赅。广播电视的有声语言传播是否与生活口语同态？这是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使人想起国内外历史上争论不休、难解难分的口头语言同文字语言、口语同书面语的时隐时显的比对与交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五四”时期白话与文言激烈论争时期，也大约是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以《逻辑哲学论》加入开创“形式语言学派”行列的前后。后期维特根斯坦又成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当前的论争，表现得更为尖锐，虽然不成其为学派，也未见划时代的名著。由科举制度强化过的“重文轻语”现象，至今仍有明显的表现，在广播电视传播中的“重采编、轻播音”为其明证，而在语言传播中近10年多走红的“口语至上”，并非对口语的科学认识。相反，当对口语推崇备至的时候，正是对语言功力、语言规范的背离，于是“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也成了过时的陈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变得毫无意义。“照别人写的稿子念，没出息”，新闻播音员被贬斥为“念稿员”，“即兴口语”升值为“应变能力强”的同义语。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我们进入了“闲聊的时代”。当我们正在专心致志地倾力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当我们在宏观调控中规范各行业包括语言传播的时候，却热衷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这难道是共产主义世界观、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无私奉献的价值观所需要的导向么？急功近利的“引进”，是一种浮躁的语言观，大概是想把问题和饭碗（金饭碗？）一起保住，而不是去解决它们。
四
理论研究是一定历史条件、社会环境下的创造行为。没有必要追问前人为什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是在历代巨人面前，我们如何动作？只是五体投地，倒是表明尊奉的虔敬，却无法进行扬弃，毅然前行；只有攀升到巨人的肩膀上，才会具备高瞻远瞩的能力，放开眼界，开创新高。
在我国的今天，在网络文化的明天，广播电视业会继续遵循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那“喉舌”的主功能不但消失不了，反会在强化中增殖其文化含量、美学含量。有声语言在保持其生存空间的活力基础上，必定经过规范空间的社会功利交往的过滤，走上审美空间通向艺术殿堂的阶梯。人民群众审美意识熔铸出来的语言传播艺术化态势，完全是人民群众自身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要求，是一种回归，而不是脱离。民族语言昌盛，正是民族昌盛的表征，而语质的优长远比语量的众多更能显示语言的威力。
广播电视的服务性，必须与引导性同在，因此，应该在理论中鲜明自己的旗帜，不必犹抱琵琶半遮面，尤其在新闻节目中，更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不管如何标榜“客观”、“公正”，渗透在新闻报道中的，永远是现实的具体的报道者的价值观。任何超然世外、超然物外的自白不过是为掩人耳目而播撒的迷雾，在有识者看来，欲盖弥彰而已。所谓“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对喉舌功能、舆论导向的消解，并为信口雌黄的“自由”言说进行辩护。真正的新闻自由，首先要公开申明自己的立场，然后展现自己认识事物、明辨是非的科学态度，最后落实到尊重客观规律、倡导社会正义的报道中去。
庄重性是新闻报道、信息发布的普遍特点。“曾参杀人”是对庄重的谣传的听信，“孟母三迁”是对不庄重的邻舍的躲避。资产阶级新闻报道也是庄重传播的，同综艺、游戏泾渭分明。毫无拘束的闲聊、玩世不恭的调侃，远离了大众传播的宗旨，进入了道听途说的语域，失去了认真负责、真实可信的范式，同新闻报道相去十万八千里。
新闻报道的真实准确、密集迅捷、畅达稳健、清新明快、先睹为快、一吐为快，最适合播报式。播报式的整体格局中，又不乏多种样态的变化，但不应包容慢条斯理、拖泥带水、四平八稳、一字一板，也不应包容浮光掠影、囫囵吞枣、急如星火、耳不暇听。我们把以不变应万变的语势叫做固定腔调，早在摒弃之列，至今并未绝迹。我们把一味加快语速叫做欲速不达，已有前车之鉴，至今却方兴未艾。新闻播报重在明晰，传播技术的发达，传播方式的改变都不应违背这一要求。不看内容深浅生熟，不看对象接受能力，一味加快，甚至提出平均每分钟300字，还要“以上”，令人惊诧。传受双方达到信息共享已属不易，深化内涵达到认知共识难度就更大了，再要发挥音美、意美、情美、韵美达到愉悦共鸣，那是相当费力的。这些仅靠加快语速，无异于南辕北辙。“播报”也是“说”，具备说话的特征，只是比日常说话更精炼、更明晰，增加了大众传播的要求而已。即使是“朗读”，我们的认识也不应落后于公元前三百多年的亚里士多德。他指出：朗读“即怎样用声音来表达各种感情”。他特别说明：“可是关于朗读的艺术，至今还没有著述问世，这是由于风格的艺术直到晚近才被提出来，并由于朗读被认为是庸俗的艺术，理应如此。然而由于修辞术的整个任务在于影响听众的判断，所以我们必须注意朗读。”话语的叙述方式不应简单地以创作主体的意志为转移，创作主体的选择取决于话语的内容及与其相适应的形式，并要顾及接受者的听觉阈限。为说而说，就表现不出诗词歌赋的差异，为说而说就传达不出喜怒哀乐的区别，不啻化神奇为腐朽，把当代的语言风采挤压到原生态的狭窄空间，一切都叙述得平淡无奇，一切都简单得浅白直露。这不是艺术，这不是创作，而是对俗言俚语的模仿和复制；这不是李白、杜甫、鲁迅、老舍的子孙们的语言观，而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语言观；更不是“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舆论观、新闻观、语言观、文化观、艺术观。
语言的审美空间，必须呈现风格的多样化，以表现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揭示时代风貌中人文内涵的丰富特质。其中，肯定有美与丑、善与恶、真与伪的并比和对立。有史以来就有风格的问题存在，其释义几经流变，才有“风格即人”、“文如其人”等说法。目前，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主要是强调破除成规、寻求自由，解构传统的审美规范，甚至声称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于：“重新收复了汉语一词一度被普通话所取缔的辽阔领域”，“是白话文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汉语解放运动，是对普通话写作的整体反叛。”后现代思潮的介入，使广播电视传播观念发生了歧异，有些论者开始用后现代话语编织“平民意识”、“大众文化”的图腾，祈祷个人化的成功，欢呼对崇高和责任的颠覆，并主张取消艺术的选择与提炼，传播内容与形式要回归生活，听其自然，于是提出：现在是“无风格时代”。事实上，“无风格时代”不过是“无追求时代”的隐喻。《随园诗话》中已经描绘过：“棋琴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如今诸事全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广播电视要是这样走下去，肯定会变成索绪尔的“言语”世界，变成个人心理的宣泄场，人人不学而能了。新时期的理论研究，“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