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电脑，有多种方法输入汉字，速度很快，打破了汉字必须走拼音化方向的狭隘眼界。汉字的优越性更加明显，汉字的普及不应再受干扰。而《汉语拼音方案》仍有其不可缺少的作用，作为拼写和注音的工具。
在“书同文”的同时，囿于历史局限，不能提出“语同音”的要求，后人自能了解，否则就过于苛刻了；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怎能责怪古人？
二
魏晋以降，各种语音和音韵书籍大量问世。“四声”和“反切”等，“古音”和“今音”等，多有发现，成果丰硕，却仍不能解决方音问题。方言的形成，与当地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飞地”现象，多与人群的迁徙、会聚相关。我国方言复杂，繁衍流变广远，虽有力图规范语音的各种措施，反复宣传和长期呼吁，但收效仍然不大。新中国成立以后，提出了推广普通话的任务，成果很多，而且写进了宪法，但也未达到理想境地。近十几年来，相关的文件和法规陆续出台，推动了这一工作，还显得力度不足。人们强烈要求立法，以便用法律的形式确立规范汉字和普通话的地位，并且成为带有强制性和约束力的重要举措。今天，这已经成为现实，其历史意义完全可以上承“书同文”，下导“语同音”，功在当代，惠及子孙。
有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循序渐进地推广普通话，推广规范汉字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应该受到尊重，现在，有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必将使交流更为畅达，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三
施行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广播电视传播中，语言文字的使用便有法可依了。《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二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这不但可以在实践操作层面进一步规范传播行为，而且还在认知层面明确了规范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层面澄清了某些糊涂观念。
规范，是一种自由。传播者的语言越规范，听众越多，传播者的创作越自由；听者的语言越规范，听懂的话越多，收听收视的行为越自由。一定要解除“规范是束缚”的思想枷锁，努力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播音，是一个严肃的称谓，不仅包容着传播行为，还体现着传播观念。首先，广播电视是以有声语言为主要手段传播的，图像、字幕、音乐、音响等不能代替有声语言。其次，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有声语言必须让广大视听群体能够听得明白、愿意接受，不应使用地域方言（确需使用而又经批准的除外），不应以“生活化”、“亲切感”为名使用错误读音，更不应以“审音不当”为由拒绝普通话规范。这是对广大受众的尊重，这是对民族文化的尊崇，这是对传播行为的负责，这是对节目质量的承诺。因为，不规范的传播行为是一种污染，它污染语言自身，又污染语言环境。不规范的传播行为把大众传媒沦落为人际传播的汪洋大海，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何谈准确、鲜明、生动？何谈美化、美感？
“播音用语”，包括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都要在播音时以普通话为工作语言。方言播音也要走规范化的道路，不能把节目主持人的播音用语有意无意地降低标准，更不应以是什么“说”、不是“播”来混淆视听，掺杂进非普通话的成分。我们应该坚决守法，维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尊严和权威，不应该违法。将来会有一定的监督管理措施，以保护法律的实施。《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十六条已有原则的规定，其中，“公民可以提出批评和建议”，就是公民进行监督的权利。
四
《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九条，要求“凡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岗位，其工作人员应当具备说普通话的能力”。也就是不具备说普通话的能力，不能上岗。所谓“说普通话的能力”，就是“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目前规定，中央和省级是一级甲等，地市级是一级乙等。尚未达到的要进行培训，一般是以三年为期。
像审音一样，普通话测试也要不断改进，但不能因此而观望，甚至有禁不止、有令不行，即使达到了一级甲等也不应满足。因为在20分钟的测试中得到97分就属于一级甲等了，允许有3分（读错一个字，仅扣0.1分）的错误。如果是正式播出，一个错误都是不应该的。事实上，全国学习普通话的热潮、全世界学习汉语的热潮方兴未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达到一级甲等，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我们怎能无所作为、敷衍时日呢？
当然，普通话达到了一级甲等，绝非就可以做播音员、节目主持人了，那特殊的要求还多得很呢。如政治思想的考察、文化水平的考试、业务功底的考核等，必须具有广播电视的行业特殊性标准。新世纪，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广播电视传播必须进入美学层面，才可以应对数字化、网络化的挑战，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仅仅是基础的、起码的要求，我们不能不做好迎接美学世纪的充分准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与施行，给了我们巨大的压力与动力，使我们热血沸腾，也使我们认真思考：值此“语同音”的新的历史时期，是否应尽一点公民的义务呢？这既是时代的馈赠，又是后辈的期望，义不容辞，责无旁贷，怎能敬而远之？
关于无稿播音的思考——语言传播杂记之二十三
众所周知，播音是一项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自从有了广播电视，就有了播音这一重要环节。播音又分为有稿和无稿，以便从创作依据上，进一步考察创作过程中的共性和个性特点，这似乎是十分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还要在无稿播音上进行思考呢？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仍有“播音怎么会有无稿”的质问，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入阐述。
一
人类的有声语言，自从有了文字，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内部语言外化为有声语言，保有着语言的原生状态，或只言片语，或出口成章；另一种是，由文字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成为经过字斟句酌的语言新生状态，或目视口诵或熟记背诵。这两种状态，并不决然对立、划然隔离，而是相当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共同为人类的交际、交往、交流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有声语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感情的载体。她大量地存在于人们的认知世界里，表现在实践的生存空间、规范空间和审美空间的广大领域中。她是一种权力，即人们与生俱来的话语权力。正是这种权力，使人们从“牙牙学语”开始，就把“由己达人”作为必然的能力，向着“表情达意，言志传神”的目标，实现着自己“社会人”的人生职责。有人认为“语言是世界观”，尽管过于夸大，却也从观察和把握世界的角度道出了语言的重要；有人认为“语言是牢笼”，尽管太消极，却也能够使人们从中看穿语言的局限性。“由己达人”并非易事，岂是信口开河所能奏效。这“由己达人”，就包括把何种语言内容告知别人的问题。
把什么内容告诉别人，首先遇到的就是话语依据。这依据来自两大方面：
一种依据是，从小习得的、对于世界的认识程度。这里有历史的积淀、现实的感悟、教育的浸润、经验的积累，当然也有先天的资质在起作用。这时，那思维方式、方法，那遣词造句、布局谋篇的能力，在交往的需要驱使下，便都集中在“说什么”和“怎么说”的运作过程里了。日常生活的大部分话语，都是属于这种情况，我们把它叫做“即兴话语”。即兴话语的特点是“直接性”。说话者和听话者（互为依存、相互转换）都“在场”。可以是围绕某一个内容，也可以是多重内容。可以是一人主说，也可以是两人交谈。因此，即兴话语带有很强的瞬间性、片断性、残缺性、易碎性。这样，即兴话语的优长，如通俗性、贴近性、随意性、互补性，就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人们希望得到某种改善，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种依据。
另一种依据是，从识字开始获得的、对文字语言的理解程度。这里有文学的基础、时代的感受、语义的辨析、艺术的敏感，当然也有表达的悟性差异在起作用。这时，如何创造性地解读、再现文字作品，或者旁征博引名言警句，就成了话语主体的基本任务，这就是“转述话语”的“间接性”特点。虽然是“转述”，虽然是“间接”，仍然不可等闲视之，重要的是克服简单地念字出声，避免无动于衷地“照本宣科”。
话语权力已经给定了人们这两方面的发展可能性，我们为什么不充分利用而要强行割裂呢？谁有权力决定一部分人只能运用“即兴话语”，另一部分人只能运用“转述话语”，二者不可逾越、不能融通呢？有人总希望把现实的运动纳入自己的主观臆断之中，并且让世人都顶礼膜拜，这实在是一种心造的幻影，只会贻笑大方。
二
人际传播，不过是“个个相传”，一传十，十传百，或“有口皆碑”、“不胫而走”，或“争相传阅”、“洛阳纸贵”，那也实施了人们的话语权力，包括“文稿”和“腹稿”两类。不可能只允许某一类单独存在，不允许另一类参与其间。
大众传播，应该是“对众传播”，面对大众，形成舆论。这更加突出了规范性、庄重性、鼓励性、时代感、分寸感、亲切感，强调了社会性、普遍性、服务性、引导性。话语权力的两种形态，根本不应分开、拆解，这是世界上广播电视的最一般的规律，只是在我国的“文革”前后，才出现了变态和畸形。那一时期，极“左”思潮泛滥，把毛泽东的一个批示“此文件不要播错一个字”无限扩大，使得话语心态失去常规，变得人人自危。于是，完全依据稿件，忠实于每一个字，成了话语的唯一守则。但是，怎能凭借特殊时期的状况就作出结论呢？从人民广播建立的第一天起，话语权力既没有萎缩，也没有缺损。虽然因为初期的稚嫩，有稿播音比重较大，但并非没有无稿播音。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战事信息，到文艺节目的介绍；从服务类节目的解释，到体育节目的解说，没有文字稿件作依据的播音，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有其施展的场合。可惜的是，那时还没有“主持”这个说法，一概都叫做播音。改革开放以后，更有许多现场谈话、录音交谈、答疑阐述、体育赛事，也很少有稿件作依据。此时，也只能叫做播音，而无法改变其称谓。
历史是铁面无私的，任何人都不能篡改。历史又是发展的，任何人都不能阻止。现在，否认“无稿播音”，是因为把“播音”先验地指定其“有稿”内涵，然后再抹杀“无稿”史实，企图制造一个“削足适履”的理想蓝图，以便圆梦。更可惜的是，曾几何时，那大吹大擂、红极一时的主持人“采编播合一”的主张，其中的“播”，是有稿播音还是无稿播音呢？其实，所谓主持人节目，绝不是像有些人凭空想象的那样，全部都是“无稿”，至今仍有大部分是“有稿”，何必非得把播音挡在“雷池”一侧，不许越过一步呢？
三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概念也要不断发展。凡是在实践中保有新鲜经验的人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吸纳前沿成果，校正自己的视角，扩大自己的视阈。除了那些固执己见的人、存有偏见的人，恐怕鲜有知错不改的人。好在实践并不会停滞，理论也会给实践者丰厚的回报。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的话语权力，是要全面实施的、不可剥夺的。话筒前、镜头前的有声语言创作，不管是“有稿播音”还是“无稿播音”，永远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二者的有机结合、互相融合，将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语言样式，产生无穷的艺术魅力！
关于有稿播音的思考——语言传播杂记之二十四
广播电视播音创作，除了无稿播音之外，就是有稿播音了。所谓有稿播音，是指在话筒前、镜头前，根据文字稿件进行有声语言创作。这在大部分节目中，如新闻、评论、专题、解说、文艺等非现场即兴的节目里，特别是一些重大的节目中，都会长期存在。但是，目前有一些模糊的认识，对于有稿播音相当轻视，甚至鄙视，认为它过时了，是没水平、没能力的表现，于是，拿起稿件来无精打采、有气无力，极大地削弱了有稿播音的生命活力。
一
自从有了广播电视，就同时出现了有稿播音。难以想象，所有的节目中、所有播音过程都没有文字稿件作依据，说话都是即兴的。新闻节目，大量是各地记者的发稿，不可能全部自采自编；评论稿件很多是相关专家学者撰写的，其他人往往不能胜任；专题稿件，也是深得个中三昧而又妙笔生花的人所擅长的。有些节目的撰稿者，还是一个集体，集思广益，各展所长，一起切磋，共同商定。
一个人总有局限，全能的人在世界上也是凤毛麟角，如果只会写一般性的、平庸的稿件，又何必处处插手、时时运笔呢？让那些功底扎实、思维活跃、视角独特、文字生动的大手笔来写，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