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领我进入一所农舍，挨着我坐下，就开始述说。我勉强地，像穿过云雾似的模糊地听着她。有些事我已经由报纸上知道了。她对我述说：有一组青年团员（游击队员）怎样越过了战线。他们在德国人占领地区的林子里住了两个星期。他们在夜里出来执行队长交给的任务，白天他们在雪里睡觉，烤火。他们携带了五天的口粮，可是分用了两星期。卓娅曾和同志们分食最后的一块干粮，最后的一口水……
这位姑娘的名字是克拉娃。她一边说，一边哭。
……以后到了他们返回根据地的时候了，可是卓娅总是说做得太少。她请求队长许可她潜入彼得里斜沃村里去。
她放火烧了德国人占据着的农舍和部队的马厩。过了一天，她接近了在村子的边缘的另一马厩，在那里有二百多匹马。她由背囊里取出了盛着汽油的瓶子，把汽油洒在目的物上，弯下腰去正要划火柴，这会儿一个卫兵由后边抓着她了。她把他推开，掏出了手枪，但是没来得及放响，德国人打落了她手里的武器并发出了警号……
克拉娃沉默了。那会儿农舍的女主人，看着炉中的火，忽然说：
“我能告诉你们以后的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也听了她的述说。但在这里还是让我们读彼得·里多夫的通讯好啦。他第一个写了关于卓娅的记事，他首先来到彼得里斜沃村，他追寻着新鲜的踪迹，了解了和问明了德寇曾怎样用酷刑摧残她以及她是怎样牺牲的……
（三）经过情形
……他们把卓娅带进来了，对她指示了板铺。她坐下了。在她对面，在桌子上放着电话机、打字机、收音机和摊着司令部的文书。
军官们渐渐地聚拢来，他们命令房主人（沃罗宁）退出室外。老太太踟蹰不去，一个军官就对她叱责：“老婆子，滚！”并且捣了她的背。
德寇军一九七师三三二步兵团团长留得列尔中校曾亲自审讯卓娅。
沃罗宁坐在厨房里究竟还能听见屋里的事。一个军官发问，卓娅(她就是在这会儿报的丹娘的名字)不迟疑地、大声地、不谦逊地回答。
“你是谁？”中校问。
“我不告诉你。”
“是你放火烧了马厩吗？”
“是我。”
“你的目的？”
“消灭你们。”
沉默。
“你在什么时候通过了战线？”
“在星期五。”
“你来得很快呀。”
“那么还愣着是怎么着？”
又曾问谁派卓娅来，她的同伴是谁。他们曾要求她交出自己的同伴来。隔着门传来的回答是：“没有”，“我不知道”，“我不告诉你”，“不说”。以后在空中有皮带的哨音和鞭打在身上的声音。几分钟以后，一个青年小军官由屋里跑到厨房，两手抱着头，闭着眼，堵着耳朵，直坐到刑讯终了。连法西斯的神经都受不住了……
四个体壮的男子解下皮带打卓娅。据房主人计算，他们打了二百下，可是卓娅始终没发出任何呼疼的声音。以后她仍是回答“不”、“不说”，只是她的声音比以前低了……
留得列尔刑讯卓娅的时候，一个叫卡尔·鲍尔连的士官（以后被俘了）曾在场。他在自己的口供里曾写道：
“你们人民的小女英雄始终是坚毅的。她不懂什么是背叛……她冻得发青了，伤口流着血，可是她什么也没说。”
卓娅在沃罗宁家里过了两小时。审讯后他们把她带到了瓦西里·库里克的农舍里。卫兵押解着她，她仍然是被剥去了衣裳，赤足在雪地上走。
她被带进库里克的农舍的时候，在她的额上有大块紫黑色伤痕，在她的臂上和腿上全是伤痕。她气喘不息，头发蓬乱，在汗珠遮盖着的高额上黏着一绺一绺的黑发。姑娘的双手在背后绑着，咬破了的嘴唇肿了。一定是她在受刑的时候自己把嘴唇咬破了。
她坐在凳子上。德国卫兵守门站着。她安静不动地坐着，以后她要求喝水。瓦西里·库里克走近了水桶，但是卫兵抢到前头去，他拿起桌上的煤油灯送到卓娅嘴边。他想用这个说明应该用煤油灌她，而不是用水。
库里克开始为姑娘求情。卫兵最初一点也不通融，后来才让步了，许可给卓娅水喝。她贪婪地喝了两大杯水。
一群驻守在这屋里的德国兵包围了姑娘，肆意地取笑她。有的用拳头触她，有的用燃着的火柴烧她的下颚，还有一个兵用锯刺她的背。
兵士们取笑够，就睡觉去了。那时候卫兵端着步枪对准卓娅，命令她站起来走到室外去。卫兵在卓娅身后跟随着，他的刺刀差不多就触着了卓娅的背。后来他喊了一声“向后转！”他又往回去的方向带着卓娅走，仅仅穿着衬衣的卓娅，赤着脚在雪地里来回地走着，直到那个刽子手自己冻得再也挺不下去，需要回到温暖的屋里的时候，才让卓娅回屋里去了。
这个卫兵由下午十点钟看着卓娅直到下半夜两点钟，每隔一小时他就带卓娅到外边冻15到20分钟……
新卫兵接岗了，他许可了不幸者躺在凳子上。
库里克的妻子偷了个空和卓娅谈话。
“你是谁家的呀？”她问。
“您问这个干什么呀？”
“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我是莫斯科人。”
“有父母吗？”
姑娘没回答。她一动也不动地躺到早晨，她再也没说什么话，并且虽然脚已经冻坏了，一定很疼，可是她并没呻吟。
清晨，德国兵们开始装置绞架。
库里克的妻子又开始和卓娅谈话：
“前天是你吗？”
“是我。德寇烧死了吗？”
“没有。”
“可惜。焚烧了什么呀！”
“他们的马烧死了。听说，兵器也烧毁了……”
上午十点钟军官们来了。其中的一个又问卓娅：
“你告诉我，你是谁？”
卓娅没回答。
“你告诉我，斯大林在什么地方？”
“斯大林在自己的岗位上。”卓娅回答说。
以下的审讯，房主人没听见——他们被由屋里推出来了，在审讯完了的时候才放他们回去。
德国兵们把卓娅的物件拿来了：一件短袄，裤子，袜子。她的背囊也在这里，里边放着火柴和盐。帽子、皮上衣、毛绒上衣和皮靴全没有了。士官们已经把这些东西分赃了，手套落在军官厨房里的红发厨子手里了。
他们给卓娅穿上了衣裳，房主人帮助卓娅往发黑了的腿上套上袜子。他们把没收来的她的汽油瓶子和一块写着“纵火犯”的木牌挂在她的胸前，就把她带到立着绞架的广场去了。
刑场上由十几名亮着刀的骑兵、一百多步兵和几个军官包围着。
地方居民奉命在这里集合看行刑，但是到场的人很少，也有的到场站一会儿就溜回家去了，以免亲眼看这惨不忍睹的事件。
在由绞架上放下来的绳套下边，叠着两只木箱。他们把姑娘抱起放在木箱上，把绳套套在她的颈上。一个军官拿着他的“柯达”照相机开始朝着绞架对光。警卫司令向刽子手打了一个等待一会儿的手势。
卓娅利用这个机会向着集体农场男女农民大声清脆地喊道：
“哎，同志们！你们为什么愁苦地看着哇？你们壮起胆子来，奋斗吧，打法西斯，放火烧他们，用毒药毒他们吧！”
旁边站着的德国人挥动了手，不知是要打她，还是要堵她的嘴，可是她挡开他的手继续说：
“我不怕死，同志们！为自己的人民而死，这是幸福啊！”
摄影师由远处和近处都对绞架拍照，现在他又在对光，打算由侧面拍照。刽子手们急躁地望着警卫司令，警卫司令就对摄影师喊了一声：
“快，快！”
那时卓娅就转身对着警卫司令和德国兵士们大声喊道：
“你们现在绞死我，可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两万万人，你们不能把我们全绞死。有人替我报仇。兵士们！趁着还不晚，快投降吧：胜利迟早是我们的！”
刽子手扯紧了绳子，绳套勒紧卓娅的咽喉。卓娅双手挣松了绳套，用足尖挺身站着，用全力喊道：
“永别了，同志们！奋斗吧，不要怕。斯大林和我们在一起！斯大林一定来到！……”
刽子手用他的钉着马掌的皮鞋踹着木箱，木箱在踏实了的、滑溜的雪上“嘎嘎”响着。上边的木箱“咚”的一声落在地下了。人群闪开了。有人惊绝地吼叫一声，马上又沉寂了，由林边立刻传出一个回声来……
（四）舒拉
我和舒拉两人的苦难日子开始了。我们不再等待了，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可等待的了。在过去，我们的生活是充满了希望和信念的——我们希望团圆，相信我们能再看见和搂抱我们的卓娅。每次走近邮箱的时候，我都抱着希望看看它：它可能给我们传来关于卓娅的消息。现在我们由它前边走过去连看也不看它了，我们知道，在那里没有寄给我们的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可能给我们带来欢喜的东西。
我父亲由杨树林寄来了一封非常悲伤的信。卓娅的死严重地打击了他，他在信里写道：“我不了解。怎能这样？我，老头子，倒活着，可是她没有了……”这几行字里含着多少无法解除的痛楚和悲伤啊！全篇信上都是泪痕，有几个字我始终没有能认出是什么来。
“可怜的老人们……”舒拉读完信小声地说。
舒拉现在是我的依靠，我仗着他活着。他尽可能多抽出时间陪伴我。他在过去像怕火一样怕表示温情，可是现在却对我很温柔了。现在他总是用他从五岁以后再也没用过的“好妈妈”三个字来称呼我。现在他已经注意过去他所忽略的事了。我开始吸烟，他就注意到了：如果我吸烟，那就是距离落泪近了。看见我找纸烟，他就注视着我的脸，走近我说：
“你怎么啦？不要这样。我请求你，我请你不要这样……”
如果夜里我不睡觉，他总能感觉出来。他走近我，坐在床边，默默地抚摸我的手。他走后，我就觉得我是被抛弃了，无依靠了。舒拉成为家长了。
……
舒拉要走。他要上前线，并且无论什么也拦不住他。他对我什么也没说，一句话也没告诉我，并且他还未满十七周岁，但是我知道：他一定要走。
我并没想错。有一天下午我回家来，我还在走廊里就听见了喧吵的谈话，打开门后我看见五个人在一起坐着：舒拉、瓦洛嘉·尤里耶夫、沃洛嘉·奇托夫、聂杰里柯和尤拉·布娄多，每人嘴里衔着一支纸烟，屋里烟雾腾腾。在这以前我向来没有见过舒拉吸烟。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只问了一句。
“将军还亲自请我们吸烟哪！”舒拉很快地，好像拿定主意了似的回答我，“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就要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坦克学校去了。我们已经被录取了。”
我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了……
舒拉在夜里坐在我的床边说：“好妈妈，你想想，请你想想吧！没有关系的人都给你写信说：‘我们一定替卓娅报仇。’可是我，卓娅的亲弟弟，能留在家里吗？我有什么脸见人哪？”
我没说话。既然那会儿我没找到可以拦住卓娅的话，现在我又怎能找到什么话拦住舒拉呢！
……
1942年5月1日，舒拉走了。
他指着自己的朋友这样说：“人们都不送他们，你也不要送我，好不好？不然的话，他们是要觉得委屈的。你就祝我一路平安吧。”
我恐怕我的声音不服从我，所以我仅仅默然地点了头。儿子又搂抱了我一次，热吻了我一次，就由屋里走出去了。“砰”一声房门关上了。这一次就完全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几天以后由杨树林寄来了信，父亲在信里写道：“母亲逝世了。她没能经得住卓娅死耗的打击。”
（五）来自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消息
舒拉差不多每天给我写信。他和他的朋友们被编在一个班了，他玩笑地称呼这个班为“莫斯科第二〇一校第十年级乌里扬诺夫斯克分班”。
他在最初的一封信里这样写着：“唉，妈妈，什么我也不会！连按规矩在行列里走步子都不会。比如，今天就踩了人家的脚后跟了。也不会给队长敬礼，为了这个人们不能夸奖我呀。”
光阴在过着。在另一封信里他写道：“我疲倦，睡不足，但是像野兽一样工作着。我已经很好地熟悉了步枪、手榴弹、七星手枪。日前我们到射击场演习由坦克里射击去了。我的初步成绩还算正常：由坦克里的炮和机枪射击四百和五百米距离的目标，我的成绩是‘好’。现在你认不出我来了：现在我会很好地给队长们敬礼了，走步子也走得漂亮了。”
在接近考试时期的时候，舒拉在每一封信里都恳求我：“妈妈，如果可能的话，你给我找来一条宽皮带；如果更可能，找一副武装带。”几天以后仍是：“妈妈，你好好找找！你想，如果我的皮带一点儿也不像样，我还像一个什么军官呢？”舒拉小的时候的固执的眼睛通过这些字行注视着我。他在童年时候，如果他极希望得到什么，他就这样，差不多也用这些话要求我。
现在我眼前放着一百封舒拉的信。我由第一封到最后一封地重读它们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的孩子怎样成长，怎样壮大。